澎湃特约评论员 予恒
前不久,市民李昭(化名)的亲戚从外地赶到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做手术,需要用血,医生让家属在采血点献血400毫升。如果亲属无法献血,也可以“想办法”——花2000元找人代为献血400毫升。据《法治日报》报道,在北京、天津的多家医院,都存在“有偿代为献血”现象。
在不少医院,患者做手术前,院方一般都会要求亲属参加互助献血。这作为医院应对血库资源紧张的一种应急办法,可以理解。根据献血法规定,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需要明确的是,法律规定的互助献血的本质是无偿献血。
但现实中,互助献血常被异化为“有偿代献血”。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患者在外地大医院求医时,一时找不到符合要求的亲人、朋友参加互助献血,于是有偿请人代为献血的“生意”就出现了。
这种以“互助献血”名义进行的交易,明显变了味,不仅加重患者经济负担,也涉嫌违法,还容易导致血液浪费和交叉感染,滋生非法买卖血液等行为。绝不能任由这类灰色“生意”大行其道。
由于曾发生“血头”利用互助献血的幌子组织非法买卖血液现象,北京市原卫计委曾发文决定于2018年2月10日起停止开展互助献血。但正如媒体报道所示,这并未真正让“有偿代献血”消失,因为医院的血液资源紧张状况依然客观存在。要从根本上让“有偿代献血”失去市场,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壮大无偿献血,扩大血液资源的供应。
众所周知,中国临床用血基本上全部来自无偿献血。为了解决血液供需的“紧平衡”状态,提升无偿献血的社会参与度,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想办法,如有的地方甚至将无偿献血与教师评职称挂钩。但是,无偿献血要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和参与,最重要的还是要真正把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的优先用血权保障好,走出“献血容易用血难”的困境。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56.2%的受访者不愿意献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认为缺少全国联网的献血信息系统,献血容易用血难。这其实很好解释了大众无偿献血积极性有待提升的症结。
以此次媒体报道的案例所示,患者的外地亲友有献血证,但在北京的医院不能使用,最终只能花钱购买“代献”。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就在上个月,媒体还报道了一个特殊案例:山东一男子曾献血13次,还因此获奖,但当其妻子需在省内异地用血时,却遇到了困难。
个案经媒体报道、舆论影响后,可能得到妥善解决,但它们所指向的共性现实问题不容忽视:在优先用血多实行属地管理的背景下,献血者优先用血的落地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带来的是连锁和循环反应:个人参与无偿献血的积极性不足——医院血液资源紧张——倡导患者亲属互助献血——一部分患者亲属只能被逼花钱买“代献血”——人们因“献血容易用血难”,对无偿献血更不信任、不积极……
因此,推动无偿献血信息的跨区域共享、互认,切实破除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权益的落地梗阻,宜早不宜迟。有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献血用血信息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血站、医疗机构、献血管理机构等相关信息全地域、全方位、全链条互联互通,让数据多跑路、让用户零跑路。从公开信息看,已有省份在推动无偿献血证在省内互认。
另外,加强对血站、医院等的血液资源管理也非常重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完善跨区域的血液调动机制,确保血液需求量大的地区有血可用;二是要建立公开透明的血液管理机制,包括血站、医疗机构等对血液的使用情况,以及“不得将无偿献血的血液出售给单采血浆站或者血液制品生产单位”等规定是否落实,都应让公众有更多的了解、得到更充分的监督。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和医疗服务量的持续增长,临床用血的社会需求还将增加。有效提升公众参与无偿献血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扩大血液供应,已有越来越强的迫切性。无论是加强对无偿献血者优先用血权的保障,还是提升无偿献血系统的公信力,都是时候拿出更多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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