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脑中的艺术世界|达利_新浪财经

　　在艺术创作方面，达利将超现实主义的形式感推向了极致，从平面油画到人工装置，每件作品都像是达利的签名。而在达利的艺术创作中，他还尝试过其他迥然不同的风格，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共同存在于达利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万花筒般的视觉世界。

　　撰文/宫子

　　《面包篮》

　　1926年，达利前往布鲁塞尔参观了荷兰绘画大师维米尔的展览。这位艺术家无疑给达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达利从布鲁塞尔返回后，也在同年创作了一些有着维米尔风格的静物画。1926年末，达利举办了一次展览，展览上同时展出了立体主义画作和古典主义画作。这种显而易见的多元化创作让评论界对这位充满艺术天赋的年轻画家充满兴趣。

　　《立体主义肖像》

　　我们无从得知达利是从何时开始正式拥抱立体主义的（当然也可能他从未真正拥抱过）。这张肖像画是典型的立体主义画作，至于它的创作时间达利本人给出过截然相反的说法，一方面他说这张肖像画他早在1920年就画完了，另一方面他说自己在1922年进入艺术学院后才开始创作立体主义画作。后来的考证证实这幅画属于达利进入艺术学院后于1923年创作的作品，而达利之所以那样说很有可能是想表示自己在艺术上的天赋。然而这幅画虽然有立体主义的轮廓与技法，但关于空间的分析和结构却距离真正的立体主义画家相差甚远。它很明显是达利追逐艺术潮流的一幅尝试之作，而尽管有着毕加索等人的推荐，达利后期也没有真正成为一名立体主义的画家。

　　《帕尼山下的卡达克斯风景》

　　达利在创作这张画的时候只有十三岁，在一次前往家族朋友皮乔特的庄园做客的途中，达利受到这位印象派画家的影响绘制了这幅画。后来，也是这位皮乔特发现了达利身上的艺术天赋，转而建议达利的父母将他送到艺术学院。事实上，在更早的时期，达利便已经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艺术天赋。他在七八岁的时候曾经绘制过一张樱桃的画作，家中做客的画家向小达利指出他画的樱桃缺了果柄，于是达利的解决办法是直接找来真正的樱桃果柄粘贴在油画上——这种绘画和现实素材融合的创作方法完全出自本能。不过，达利进入艺术学院的时候已经是印象派衰微的时期，他本人也没有像皮乔特期望的那样成为印象派画家。

　　龙虾电话与唇形沙发

　　“当我在餐馆点烤龙虾的时候，从来没有人给我端上来一个煮熟的电话。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达利在自传中用这段莫名其妙的话阐明了这个作品的初衷。

　　在这段时期，达利一直在尝试超现实主义物品的制作，也正是在此时，他和超现实主义领袖布勒东的理念产生了偏离。布勒东所提倡的超现实主义具有文化批判的意味，而达利则执迷于“无用之物”。龙虾电话便是如此，它既不能吃，也不能打电话，甚至不具有关联性，但达利正是以此来宣扬自己超现实主义观念中那些仅仅表达个人欲望的“无用之物”。唇形沙发的设计也是如此。在30年代末期，达利还尝试了很多超现实主义物品的设计，例如著名的“维纳斯之梦”，用蜡质假人和取自尸体的头发制作的“日与夜”橱窗，这些东西光怪陆离犹如扭曲的梦境。这些物品让达利成为了超现实主义的代言人。在这一系列轰动社会审美的创作后，作家亨利·米勒写道，“超现实主义，不管你问谁，都意味着萨尔瓦多·达利”。

　　视觉游戏

　　如何欣赏这幅画是理解达利艺术理念的重要途径。它是一场典型的视觉游戏（虽然达利本人称之为高深的“偏执狂临界状态”）。《那喀索斯的变形》中融合了三层视觉游戏，如果你站在近处观看，那么你所看到的就是几块被石化的形象；而后观者不断后退，后退到某个距离时，画面中的石块会在观者眼中变成俯视水面的少年。

　　《全息！全息！委拉斯凯兹！伽柏！》

　　晚年的达利极为沉迷于技术，他在作品中疯狂利用光学设备，而这个作品正是其中最为疯狂的一件。达利在这个作品中，将纸牌玩家的影像叠加在委拉斯凯兹的经典画作《宫娥》之上，但在展出后，达利的这类全息作品却备受指责，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作品不过是流于形式。

　　但是达利似乎并不在乎这一点。晚期的大部分作品中，达利都运用了这些摄影技术，或者在画面中留下一些与最新的科学发现相关的小元素，等到真正的科学发现出现时，艺术作品中的那些元素就成为了达利在真理方面具有先知和预见性的证明。

　　《山湖》的争议

　　达利本人的艺术创作中有什么关于政治和社会的理念吗？这个问题对所有达利的研究者来说都难以阐明——或者说不愿承认。30年代末期，达利与超现实主义团体的关系也正式破裂。布勒东认为超现实主义不应该放弃观察思想意识的变化，并且认为由于超现实主义关乎人类的潜意识和思想的幽微地带，它在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加敏锐。达利则认为一切都不过是艺术表现的元素，超现实主义不应当卷入政治的漩涡。

　　冲突的爆发点在于达利在二战初期创作的几个画作，《山湖》的原型为《希特勒之谜》，原图中黑色电话的底部还有一张希特勒的照片。那些年的希特勒毫无疑问是政治话题的中心，而达利也在画作中十分暧昧地使用了大量希特勒的元素。对此他本人的解释是，画中的希特勒不过是一个表示潜意识和梦境幻想的元素，它可以跳舞、变形、扭曲。但超现实主义团体对比并无法接纳。

　　《窗边人物》

　　我们很难相信这张画是出自达利之手，尽管画面中存在着很多达利生活的元素——站在窗边眺望的人是达利的妹妹，远方的海景是熟悉的卡达克斯海岸。但它的艺术风格与我们所熟知的达利完全不同。古典主义的结构，硬边轮廓的勾勒，写实的色调。从1922年进入马德里圣费尔南多艺术学院，一直到1926年，这期间达利尝试过不同风格的绘画。这些不同的风格之间甚至没有阶段性的衔接，而是在同一时间，达利使用某种风格的同时也在使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进行创作。甚至有艺术评论员在杂志上指出，达利的同一张画里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笔触。达利在这段时间几乎尝试过所有的风格，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印象主义风格的画作——在达利的眼里，那种风格已经过时了。

　　《记忆的永恒》

　　1931年，达利创作出了这张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记忆的永恒》原本是一幅描绘港湾日落的风景画，但在创作过程中，头疼的达利躺在床上盯着桌子上的奶酪发呆，莫名被奶酪身上的那股柔软性吸引。灵感突现的达利立刻返回工作室，用了不到两小时的时间在画作中绘制了著名的软表，并让它们成为了一个经典符号。

　　画面中的软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们看起来具有莫名的忧伤，像是死后世界的平静回顾，又像是沉睡中的一场梦境。它们像是被挂在橄榄树上荒废的记忆角落，又像是挂在达利那张脸上的难以抹去的时间。种种探讨让这幅画具有了层次极为丰富的意味，也让它变成了现代艺术史上的经典画作。

　　《四名卡达克斯渔民的妻子》

　　这张创作于1928年的艺术品可以很好地作为达利学院时代的总结，也可以借此阐明达利在20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期间所寻求过的艺术理念。在马德里圣费尔南多艺术学院，学生们大多按照相对传统老派的技法进行绘画，但在这个学院里，达利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标新立异的他们也被学院中人视为一群花花公子）开始对此发起挑战。他们不断尝试新鲜事物，认为过去的绘画方式已经进入了死胡同，需要用终结绘画的方式来开启艺术的新形式。在达利本人涉及过的诸多艺术风格中，他唯独充满蔑视、毫无兴趣的是抽象主义，他本人追求艺术创作中的秩序感，而抽象主义恰好与此相反，不过，抽象主义绘画中一些模棱两可的表现方法还是给达利带去了一点启示。不愿意向抽象主义靠拢的达利选择了另一种方式进行创作——纯粹主义。一个形状分明的色块，一个不规则的图形，便有可能在画面中具有三四种不同的意味，而这种特质也和达利本人日后创作所钟情的视觉游戏和正负极画法十分契合。与此同时，这种艺术理念也让达利有意无意地向当时正在兴起的超现实主义靠拢。

　　达利本人非常欣赏的西班牙艺术家米罗也是另一位兼具超现实主义和纯粹主义的画家，而超现实主义当时的领袖布勒东认为，米罗还是太过迷恋于绘画，作品中的绘画元素太多。此后米罗开始更加减少作品中的绘画成分，而以纯粹元素取而代之。达利明显也受到了这类理念的影响。在他们当时发表于杂志的文章中，前人的艺术成就几乎被鄙弃殆尽，“源自塞尚的艺术传统无论如何都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在这场对绘画的彻底性暗杀中，甚至没有人敢于鼓励和承认我们的热情”。另外，诗人好友洛尔迦的诗歌理念也影响着此时的达利。在继续受到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阿尔普的影响，从而创作了这张《四名卡达克斯渔民的妻子》后，达利开始确定了自己探索画面中模棱两可的复杂感觉以及生物形态的艺术思路。他也开始正式走向最具代表性的超现实主义创作。

　　“偏执狂临界状态”

　　40年代的达利继续沿袭着自己“偏执狂临界状态”的创作。这个作品将奴隶市场和伏尔泰的双重图像融为一体——是的，或许它就是这么简单。达利在巅峰期已经将这种技法运用得炉火纯青，但此后他仿佛真的陷入了“偏执狂”的状态，大量不相干的元素凭借着莫名的术语闯入画面中，构成了极为冗杂且古怪的场景。

　　希区柯克电影

　　早在20年代，达利便对摄影技术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929年，他便在导演布努埃尔的邀请下合作了《一条安达鲁狗》，在拍摄过程中，二人的想法惊人一致，达利也熟练运用了蒙太奇技术在现实和幻想世界中转换镜头。1945年，他又在希区柯克的邀请下参与了电影《爱德华大夫》的制作。希区柯克声称只有达利能够清晰表现出他想要的梦幻景象。最终达利为一段梦境设计了恐怖的大眼睛场景，尽管他的许多其他镜头设计都被剪掉了，但留下的这一段还是成为了影史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