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仲:我的父亲于俊波|相声_新浪财经

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最早知道于俊波，是看黄宗汉主编的《天桥往事录》。于俊波的师父焦德海是民国时期鼎鼎有名的相声“八德”之一（其他七位是李德鍚、李德祥、周德山、张德泉、裕德隆、马德禄、刘德智）。书中收录了1932年5月11日、12日《世界日报》记者采访焦德海的原文，记者问焦德海弟子有几人，焦德海答：“真正弟子，只得四人，大弟子张寿臣，现在天津；二弟子骆彩翔，现在开封；三弟子白宝亭，已故；四为于俊波，现在北平。其余，皆记名弟子”。

在侯宝林《我的自传》中还提到“五档相声”，“五档相声”的背景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天津舞台，侯宝林说：“我在天津演出时，天津舞台上由第一流相声演员演出的相声节目有五档：张寿臣一档、常宝堃一档、戴少甫一档、马三立一档、加上我们这一档”。其中戴少甫一档，就是指的戴少甫、于俊波组合。侯宝林的记述无疑是证明了于俊波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天津是“第一流相声演员”。

尽管知道了于俊波，但是始终觉得于俊波与我的距离太过遥远，直到拜识了相声表演艺术家于连仲老先生以后，一下子拉近了我与于俊波之间的距离，因为于俊波就是于连仲先生的父亲。

仲春时节的一个上午，在于连仲先生家的客厅里，于连仲先生给我讲述了许多于俊波的生平史料。这些史料有的是引用相声文献，有的是与于俊波同时代的相声艺人对于连仲的口述实录，当然最宝贵的是他作为于俊波的后人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

当排字工人时，学相声写小品

于俊波，字利泉，1899年8月生人，他与兄弟姐妹共九人，四男五女，论兄弟排行的话，于俊波是行四，总排行是老九。于俊波的亲属多从事勤行或者茶行，二哥于志恒就是茶房、三哥是厨师。

于俊波家住北京永安桥，也就是在今天的友谊医院附近。于俊波上过几年义塾，成年后家里走了关系，进白纸坊印刷局当了一名排字工人，印刷局主要的业务是给报馆印报纸。在几年的排字生涯中，于俊波通过与报馆的编辑接触，逐步提高了文学素养、学习了很多进步思想，并且养成了关心时事的习惯，也学着写一点讽刺小品刊登在报纸上。1923年北平《现代日报》总编成扶平和《时报》主编陈逸飞为组织“采风录”和“社会调查”两大栏目稿件，在采访天桥艺人过程中，与于俊波相识并成为好友。

于俊波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极擅模仿当时书家李毓如，为天桥一带多家商铺写过招牌；于俊波胡琴也拉得很好，经常在星期日与京城文化界好友成扶平、陈逸飞、张次溪、张笑侠等在陶然亭迆北龙爪寺举办京剧票友雅集，当然操琴的就是于俊波。（见成善卿《天桥史话》）

“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十几岁的于俊波业余时间大都花在了去天桥学相声上。他经常沉醉在相声地，白天听了相声，晚上回去还要反复揣摩，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一来二去，经人引荐，就结识了相声名家焦德海先生，并提出了要拜焦德海为师，焦德海见于俊波识文断字，在交往中看出于俊波很有相声天赋，就答应下来，师徒二人定下了“口盟”。在焦德海先生悉心指导之下，于俊波的相声表演日益精进，渐渐地在天桥开始有了名声。

一个偶然的变故促成了于俊波的正式拜师，那是他23岁那年夏天，白纸坊印刷局的老板搞起了副业。所谓“副业”，就是老板包了若干厕所的掏粪权，掏了大粪以后就堆在印刷局的前院里晒大粪，不仅臭气熏天，而且蚊蝇铺天盖地，暑热之际，印刷局车间只能门窗紧闭，工人光着膀子排字印报，依然汗流浃背。工人与老板多次交涉无果。于俊波就写了一篇短文刊在报纸上，讽刺印刷局老板不顾工人健康，牟取不义之财。

印刷局老板看到了这篇文章以后，恼羞成怒，就把于俊波辞退了。

于俊波没了工作，只能去找他的师父焦德海，焦德海也是爱才心切，当即决定正式收于俊波为徒。于俊波从此成为专业的相声演员，不仅在天桥站稳了脚跟，1938年后还在启明茶社担纲演出，同时期在新罗天与鼓界大王刘宝全同台演出，一炮打响。

新中国成立后，于俊波积极参与相声改进小组工作，为新中国相声事业做出了贡献。

他的“小相声”敢于为民发声

于俊波的徒孙杨志刚（杨的师父是于俊波的徒弟白全福）虽然与于俊波未曾谋面，但是他搜集了关于于俊波先生的很多资料，他在自己编印的《杨志刚相声表演艺术实践之浅见》一书卷首，公开了他搜集的关于于俊波的部分资料：

1930年后，（于俊波）在西单商场演出与张杰尧、高德明、绪得贵、戴少甫通力合作，声誉日隆，被誉为“笑林五杰”。此时，于俊波先后收白全福、郭全宝、孙玉奎等为徒（于俊波徒弟还有曲福恩、白家林）；抗战初期，天津燕乐戏院进京邀角儿，决定邀请戴少甫、于俊波二人来天津担纲“杂耍”中的“倒二”相声，于俊波帮助戴少甫重新整理节目单，陆续推出60多段精品节目；1938年，于俊波辅佐戴少甫在燕乐戏院为京韵大鼓名家白云鹏担任“倒二”，首演《八扇屏》、《打白狼》、《黄鹤楼》等打炮名段，当时有人评论说“为戴少甫造足炽热的气氛，台下笑声四起，他环顾全场微笑，恰是游刃有余，不过火”；于俊波与戴少甫表演《数来宝》时，形成捧逗并重的表演形式，于俊波塑造的几个买卖大掌柜形象，均能从生活角度出发，选择精炼语言，勾画出买卖双方特征，而不是以相互挤对，疾言厉色来取悦观众，这个节目成为二人的经典之作，在相声界广为传承。并发挥成三人、四人以及多人的表演；抗战胜利后，郭荣起成为启明茶社台柱子，郭荣起看中于俊波的捧哏艺术，二人开始合作。1946年8月，天津群英戏院邀请二位演出，于俊波协助郭荣起创造并巩固了《怯演讲》、《怯卖菜》、《怯拉车》等节目的使法，形成了“倒口系列”，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后来又得张寿臣先生倚重，为其捧哏。

杨志刚先生在文章中不仅仅介绍了于俊波的艺术成就，还特别提到了于俊波的为人处世，比如戴少甫先生病逝后，家属没钱料理后事，是于俊波协助侯宝林一起募集资金并为戴少甫料理后事。

民国时期的相声演员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于俊波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第一流相声演员”（侯宝林语），与其受过教育并从事过印刷工作有很大关系，再加上与报人为友，热爱写作、精于书法、擅长操琴等，无疑大大丰富了其演出的深度和广度，不仅仅是作艺谋生，更是利用相声为民发声、为百姓代言。侯宝林先生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专门有一个章节就叫《于俊波的小相声》，里面说的是日伪时期，日本人把京城老粮仓里变质的粮食扫出来，奸商加上锯末磨成面粉给老百姓吃，谓之“混合面儿”。于俊波自己编了一个相声小段，就讽刺了这种黑暗的社会现象。这段相声的大意是，演员自己吃了含有锯末的混合面儿以后，几天拉不出屎。为了排便，于是喝了点油，这油一喝下去，肚子里有动静了，“我赶紧跑到厕所那儿，蹲半天，憋得我这难受。后来我听‘噼里啪啦’一声，我这么一瞧，好，拉出根劈柴棍儿”（锯末在里边接上了）。

这个小段因此也叫《劈柴棍儿》，侯宝林先生说“这段小相声很有意思，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中国人民的控诉”。

于俊波在天桥与周德山老先生还合说过一个相声小段《牙粉袋》，内容是说物价飞涨，面粉不断涨价，但是涨着涨着还落价了，就是面粉袋儿变小了，多大的袋儿啊？牙粉袋儿！这个段子由于深得民心，备受欢迎，其他相声演员也多有表演。

“我甘愿成为柳树的肥料”

于连仲老先生对我说，“过去的相声艺人没有几个身体好的，因为艺人收入不稳定，经常是有上顿没下顿，即便是业务好的时候，由于演出繁忙，演员也往往顾不上吃饭，比如我父亲，他在表演的时候经常没有工夫吃饭，饿了怎么办？他在后台预备着生鸡蛋，饿了就磕个生鸡蛋喝下去，一个鸡蛋能有多大营养？久而久之，营养不良加上积劳成疾，经常见他喘得非常厉害。”

于俊波的喘病在当时的报纸上还有报道，1948年3月11日的《中南报》第三版有报道说：于俊波一向身体不大健康，尤其是他的喘症，更是他心烦的事，去年冬天虽然不断犯了几次，可是总算没有什么严重，打春以后，本来就可以闯出此关，不幸得很，反而严重起来了，甚至不能登台，所以目前返平暂时休养一下……

1951年2月，于俊波病重。侯宝林和孙玉奎（于俊波的徒弟）闻讯来到于俊波家里，见到了于俊波的夫人赵凤琴，侯宝林对于夫人说，“婶儿，师叔（于俊波）以前在后台曾经跟我聊天，说他百年之后要用柳木做寿材，他说柳木做寿材下葬以后，柳木会生根长叶，到时候我于俊波甘愿成为柳树的肥料。”虽然别人觉着于俊波这就是句玩笑话，但侯宝林一直记着这回事，他负责出资，让孙玉奎在珠市口附近的一家棺材铺订了柳木寿材。孙玉奎也给师娘留下一些钱，说等到师父有山高水低那天，前来参与吊唁的亲友不能让人家吊唁完了就那么走了，怎么也得请人家吃个炒菜面。

侯宝林和孙玉奎之所以提前来为于俊波准备后事，是因为他们三月份马上就要参加志愿军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演出去了，在临出发之前赶紧帮着于夫人提前做准备。

1951年3月5日，相声名家于俊波先生与世长辞了，年仅52岁。他被安葬在永定门外的“曲艺义地”（曲艺演员的墓地）。

由于之后“曲艺义地”被改变用途，于俊波家属因故错过了迁坟的机会，导致于俊波的墓地就没有保存下来。 1995年8月9日，81岁的于俊波夫人赵凤琴去世，赵凤琴的骨灰与于俊波的遗物（表演时用过的折扇）被合葬在北京佛山陵园。

于俊波后人以扇为墓，不仅仅是表达了对于俊波先生的崇敬与怀念，更是体现了他们在艺术上与于俊波的心灵相通。相信相声艺术一定会像于俊波先生所期待的那样长成参天大树，焕发勃勃生机，因为过去和未来都有无数的像于俊波这样的相声艺人以毕生之心血滋养和培育着相声艺术这棵大树。

（责编：沈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