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进棺材,一声长叹。黄色纸花被一一放入棺中。“辛苦了,谢谢你所做的一切。”伴着周遭最后一句话语,棺盖缓缓合上,光亮消失,这个世界倏然寂静。
想要如何结束这一生?这一题在黑暗中萦绕。
不知过了多久,村田打开棺盖问:“感觉怎么样?”我睁开眼,一时很难概括感受,脱口而出“活着真好!”村田笑着说,“死亡意味着什么,我们听过很多种说法,但是当自己躺进棺材或许才有实感。”
在东京都森下车站附近的巷子里,打开一扇门爬上狭长的楼梯,暗蓝色灯光中有一个小吧台,几位中年人围坐着喝酒聊天。在吧台角落的高脚凳坐下,打开菜单簿第一页,写着“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公开谈论‘死亡’,并以此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呢?”
今年2月,村田开了一家名为mementomori的饮食店,拉丁语中意指“勿忘终有一死”。看起来像是酒吧的小屋子包罗万象,摆放着棺材、各式骨灰罐、祭品等,为顾客提供“入棺体验”。这并不是村田的一时兴起,在此之前她一直从事海葬工作。
村田展示她从世界各地带回的骨灰坛、祭品等。
过去十多年,村田接触的多是人们已化为骨灰的状态,她越来越想知道这些人生前过着怎样的人生、如何选择生命结束的方式。“我希望能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相识,毫无禁忌地讨论自己希望如何迎接生命的终曲。所以我想创建一个可以任意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于是便有了这间以“终活”为主题的饮食店。
“终活”作为日本的自创新词,通常被解释为临终活动,2009年首次在日媒报道中出现,当时正值日本总人口数达到峰值开始下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2%,围绕如何终老的关注度持续走高。3年后,“终活”一词跻身日本流行词前十,有了更进一步含义——“以自己希望的方式为生命终结做好准备”。
少子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终活”在日本引发的持续性讨论炒热了殡葬、遗产继承、养老看护等行业,带动了一整个产业的逆势成长,各地政府也开始发布新政应对“终活”需求。今年3月,东京都发布了《东京生活“终活”指南》,重点解决老龄人口的空置房屋问题,还为都内各区市村町提供财政补贴,帮助设立“终活”支援窗口,提供临终医疗、立遗嘱、遗物整理等咨询服务。
在东亚社会的金融资产老龄化趋势下,养老商机显露。但对已经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的日本而言或许更为特殊,不限于养老,深植于这片文化土壤的生死观、家庭纽带、人生准则等,使“死亡”逐渐变成一件可以接纳、预期、且非完全负面的事情。
“想要以即使明天离世也可以的心态活到最后一天。”
“抹去有关我的所有痕迹之后,利落地和大家说再见。”
“希望不给任何人添麻烦地长眠而去。”
…………
顾客写下的临终想法。
在村田店里,一一阅读过往顾客们在墙上写下的对人生终点的种种想法,我想象着他们的生活状态。那一晚,入殓师木村光希也在场。他说,“因为工作的缘故面对了很多人的死亡,想说的是人都会死,不论年纪、健康与否,都有可能在明天就告别世界。为了让自己不后悔,珍惜与周围人的关系,要好好说出‘谢谢’、‘对不起’这样的话。”
“我希望像猫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村田道出自己的心声,并把这个问题抛向我。我草率地写下一个答案贴到留言墙上,以此为契机和一些与死亡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一起思考,在度过一生后,我们如何走向生命的终点。
海葬心愿
见到村田时正值东京樱花盛放的季节,坐在mementomori的小包厢里,身后书架上都是关于死亡的书籍。十多年前也是在这样的季节,她突然得知母亲的生命所剩时间只能以周计数。
Mementomori的图书架。
青春期时与母亲的关系闹得很僵,村田高中毕业离家之后几乎没有回过老家。“直到母亲倒下住院,最后的9个月里,我每天都去医院,那段日子和她说了一生想说的话。”村田在病床边尽量避免说到死亡的话题,但是有一天母亲对她说“不想进墓地,把我撒在海里,就伊江岛吧(冲绳群岛中的一个岛屿)。”
村田想起母亲过去也说过这样的话,但在那一刻体会到的是它作为遗愿的分量。她想问不愿入葬家族墓地的详细原因,但看着备受疼痛折磨的母亲回答说:“知道了,现在不要想这些,要努力治病。”村田可以理解的是,生物原本的姿态就是归于自然,对母亲来说传统墓葬不是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但是父亲犹豫不决,他不能接受将母亲的骨灰撒向大海,希望葬入家族墓。
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日本历史上长期强调父权家长制的家族观,长子不仅继承家业,也继承“家族之墓”,即使在战后这一传统也仍然留存。然而,如今的家庭形态多种多样,人们一生中可能会变更居住地,维护和管理家族墓地变得困难。而且少子化导致单身人口增加,在年轻人当中家族之墓的观念日益淡薄。
为了满足母亲的遗愿,同时尊重父亲的传统观念,村田和妹妹当时决定将母亲的骨灰一部分撒入大海,一部分葬入父亲的家族墓地。21世纪初,海葬在日本并不常见,她查询后发现,在“墓地和葬礼等相关法律”中,并未考虑到骨灰播撒这种葬礼方式,也没有针对性的规定。于是她联系了在冲绳的殡葬公司和熟识的潜水船进行了海葬。
于是在母亲去世后,村田创设了一家专门提供海葬服务的殡葬公司,购入了一艘船。那时候,海葬概念才刚进入日本,一切从头开始。在村田的印象中,许多人乘船出海时才第一次完全袒露自己对逝者的感情,也许上船时还心情阴郁,但在下船时都变得开朗了一些,自然的力量或许有治愈心灵的效果。
在经营海葬公司的这些年里,村田感受到现代日本人对遗体去向的担忧和期待,在她看来,日本传统的家族墓葬体系面临着系统性崩溃,就像养老金问题一样。那些没有后嗣的人、正在经历离婚或再婚的人,以及那些拥有与众不同生死观、想回归自然的人,都希望以符合个人风格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并以什么方式被后人纪念或遗忘,包括海葬、树葬、永代供养墓(墓地或公墓管理人代表死者家属提供追悼服务和管理的坟墓)等。
倘若抛开个人意愿,老龄化社会的现实也在冲击着日本葬仪系统。日本二战后婴儿潮时期(1947年至1949年)出生的约700万人正在迈过75岁门槛,加速助推死亡人数远高于出生人数的“多死亡社会”。2023年日本全国死亡人数突破159万人,是2000年的1.65倍,也因此在人口稠密的都市区域出现“火化等待”问题,火葬设施的数量跟不上死亡人数的攀升。尽管地方政府迫切需要修建或更新殡仪馆、火葬场,但往往遭到周边居民的反对。
努力活在当下的现代人或许不会去想也不愿去想身后事,而木村光希从小就看着父亲对死者进行入殓仪式,更早认识生死之事,对入殓师这个职业也产生了自然的兴趣和敬意,大学毕业后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并很快自立门户,创立了入殓师学院和葬仪公司,而他本人直到现在依然做着入殓师的工作。
“在进行入殓仪式的过程中,我会重新感受生命的尊严和人一生的重量。”木村光希说道。
审视与死亡打交道
过去,日本殡葬业的具体工作内容鲜为人知,直到日本电影《入殓师》在2009年夺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入殓师的职业才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认可,也是在那时,木村光希正式成为一名入殓师。
木村光希
一般而言,后事是以遗体处理为中心的事宜,但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文化圈,仅仅处理遗体是不充分的,显得对故人不够尊敬,通常要进行追悼,对葬仪倾尽全力,其中入殓仪式是重要一环。
木村的主要工作是为逝者进行最后的仪容整理,包括清洁遗体、更衣、缝合伤口、化妆等,使逝者在告别仪式中保有尊严和美好的形象。由于逝者的容貌会迅速变化,需要仔细处理每一个细节。木村说,在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同时,会想象着他们是如何被家人和朋友们深爱与尊敬,也会提前听取家属和朋友对逝者生活片段的回忆,并根据这些信息将逝者重视和喜欢的事物反映在葬礼上。
成日与死亡打交道的入殓师,与专业技能同等重要的是体贴入微的关怀,同时还需要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木村尽管从小耳濡目染,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
“我会尽量不让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但当我看到在葬礼上失去孩子的父母痛哭流涕,无论我多么努力控制自己,眼泪还是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与他们一起悲伤并不是木村的职责,但他也不想让自己像机器人一样,完全没有情绪。“我还是会保留对死亡的悲伤和恐惧,同时冷静地完成我的工作。情感和冷静之间的理想比例应该是2:8,会尽量避免给遗属带来负担。”
有时候,逝者肢体残缺或容颜严重受损的情况下,并不适宜让亲属面对面告别。木村会悉心解释原因,但也经常感到言语的苍白,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属会非常痛苦,最重要也最困难的是理解和贴近他们的心情。”
作为令和时代的入殓师,木村就明显洞察到自己与父亲那一代工匠的不同。“在父亲的时代,葬礼的风格和形式相对固定,入殓仪式也按照固定的步骤进行。我发现越来越多人要求个性化的葬礼,以满足逝者及其家属的愿望。在技术和动作方面,现在对入殓的品质要求更高。”在他看来,入殓师这一职业在未来将变得更加重要,伴随着老龄化加剧,人们对死亡的接纳度越来越高,认知也将越来越深刻。
村田也认同,大家至少应该思考人生以何种方式画上句号,这是“终活”的一种,将有助于更从容地面对余生。而“终活”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并无清晰界限,可以是精神心理层面、知识层面、也可以是整理财产、准备葬礼和墓地等具体的行动。
在日语语境中,“活”作为词汇后缀,有时不单纯是“活动”本身的意思,而是以某事为目标做出的努力,比如“就活”(为找工作进行的活动)、“婚活”(为结婚所进行的活动),背后可能是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原本理所当然的事情变得难以实现,需要额外的努力,而这当中也孕育出巨大商机,为这些“活动”提供专业知识和帮助将带动一整个产业的活跃。
村田称,她创立的海葬公司已经被一家主营“终活”业务的上市企业“镰仓新书”收购,镰仓新书首席运营官小林史生对澎湃新闻说:“(终活)市场非常大,可能是以万亿日元为单位的级别。”
我将信将疑地去探索“死亡”中的潜在市场,“终活”商业模式号称从解决社会问题中获利,背后是人口结构巨变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浪潮。
生命尽头的商机
“镰仓新书”的前台只有一台触屏设备,输入联络人和访问者信息后,系统自动呼叫相对应的员工接待。难以想象这样一家创立于昭和年代的日本企业,最初以出版佛教类书籍为主要业务,几经改革和转型做起了电子商务,目前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与“终活”有关的信息服务,截至2024年1月的财年销售额达到58亿日元。
小林史生介绍,日本丧葬市场的特点是“不透明”,客户很难摸清当地的市场行情,自己作为第三方机构的优势是,可以根据客户的预算和需求去匹配相应的服务。全国范围内可以立墓碑的地方很多,可能有过万处场所,其中既有寺庙、公营灵园等价格适中的选择,也有比较昂贵的私营墓地,还有一些有别于传统的深海葬、森林循环葬等,另外还有省略守灵、葬礼等各种程序直接火葬的“直葬”方式。随着时代发展选择越来越多样。但是多数客户不了解全貌,信息是非对称的。近十年,像“镰仓新书”这样的“终活“公司大量涌现,负责帮客户挑选和对接相应的服务供应商,达成交易后从供应端收取中介费用。
21世纪初期,“镰仓新书”只提供最基础的墓地、葬礼相关信息和匹配服务,彼时殡葬业规模有限,从2019年开始大迈步,拓展了“逝后手续办理”、“养老看护”、“遗产继承”、“遗物整理”等不同领域的咨询业务。目前与其合作的葬礼公司大约有6000家,墓地有大约1万个,养老看护设施大概有7500到8000个。这也侧面反映出“终活”市场的迅速扩大。
根据日本人口统计,过去两年,每年死亡人数为150余万人,这个数字预计到2040年将增加到167万。这意味着需要举行的葬礼以及去世后的服务需求将会增加。小林史生认为,数据证实“终活”是一种显性需求,只是这个概念尚未普及。
围绕“终活”,日本媒体在2023年对50至79岁的2000名日本公民进行民调,76.8%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进行“终活”,主要理由是“不想给家庭添麻烦”,他们当中超半数已经在实践,最主要的活动是准备墓地,其次是整理和购入保险。
小林指出,离世带来的困扰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与金钱、健康和人际关系有关,墓地和葬礼等服务是出自处理人际关系的角度。从未来市场的角度来看,解决金钱问题的服务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包括遗产继承、房地产、保险和金融产品等。
当下,日本社会存在很多有关临终的社会难题,比如孤独死的空置房屋、无人问津的坟墓被遗弃,老人患痴呆症无法自主支配财产等。东京都今年3月发布的《东京居住“终活”指南》,就是旨在解决老龄人口的空置房屋问题。
东京居住终活指南
东京都住宅政策本部的福田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介绍,东京都空置房屋目前为81万套,空置率为10.6%。房屋空置被视为一个非常大的行政问题,日本中央政府、都道府县、市町村正在推动与民间组织合作,具体工作由各自治体来主导,包括调查空置房屋后制定对策,改造地区振兴和咨询系统。
福田指出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东京各区中世田谷区的空置房屋最多(5万套),这是东京都23个区中人口最多的区,但因老龄化率迅速上升,导致住宅空置。此外,在世田谷区等房产价值较高的地区,继承人在进行财产分割时容易出现分歧,导致难以完成房产继承,出现很多无人管理的空置房。
随着日本老龄人口的膨胀,65岁以上人群掌握的财富比例不断增加,出现“金融资产老龄化”的趋势。根据日本统计局和总务省数据,2022年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约为29%,60岁以上人口持有的金融资产占全体的比例超6成,65岁以上工薪家庭(两人及以上)2022年平均每月储蓄11万日元,是10年前的三倍多。
“如果65岁以上的人不消费,日本的经济就无法活跃起来。”小林认为,65岁以上倾向于储蓄的老人当中,很多人对未来不安,如果可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对日本经济来说至关重要。
然而,目前日本“终活”企业的规模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据日本埼玉县消费者事务支援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3年三年间,该中心接到有关“终活”服务的消费问题咨询超过500起,相关企业资质存在问题。
日本医疗、护理、福利非营利组织“24只眼睛”理事长山崎宏撰文呼吁,不要盲目跟风“终活”热潮,该领域的所谓专家和顾问,其专业资质存在差距。在医疗和福利咨询领域,获得日本国家层面资格认证的是专业人士被称为“社会福祉士”,一般需通过国家级考试或从专业院校毕业。而私营企业咨询服务的专业性有待考证。
不过,日本地方政府与民间“终活”企业合作的支援形式正在推广,一定程度上筛选出了具有保障的高品质服务。在东京都江户川区,区政府与私营企业合作,从去年夏天开始在区役所设立了一个“追悼角”,无偿帮助遗属为离世亲人办理各种手续,减轻他们的焦虑和不必要的负担,提供所需的咨询、指导和接待。
来到“追悼角”,不同于其他办事窗口,设有半封闭式的隔间以保护隐私。隔着一层玻璃,青木作为咨询接待员出现在视野中。
直面无常
“做这份工作,我经常收到感谢的话语,其实我很感恩大家让我有机会为他们做些什么,但是因为工作内容的特殊性,我却无法说出感谢。”在东京都江户川区役所,负责“追悼角”咨询工作的青木对澎湃新闻说,死者的遗属要为逝者办理很多手续,据说日本有些地方复杂的话多达40多道手续,在各个部门之间转来转去很麻烦,所以设置窗口的主要目的是告诉当事人,需要按怎样的步骤办理哪些手续、携带哪些材料。
东京都江户川区区役所内的“追悼角”。
在“追悼角”工作尚不满一年,仍有一些咨询者给青木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想起这个窗口刚开设的时候,有一位和她年龄相近的中年男士,身有残疾的妻子去世了,要办的手续比普通人复杂的多。“这位男士倾诉说,他很感激在照顾妻子的过程中与很多人建立了珍贵的联系,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这些后事算是妻子留给他的功课。他的女儿还说,会尽全力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不让母亲感到羞愧。”青木说,其实,许多死者家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消极,他们的乐观精神令人感动。
青木还记得有一位女性带着女儿一起到“追悼角”,要为丈夫料理后事。“实际要办的手续很少,我告诉她可以不用特地预约赶来,但是她说一定要来,因为想要给女儿传递她父亲‘活过的证明’。”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后要完成的手续,之后便与这个世界了无关联。于是青木接受预约,并按程序作引导。
除了逝者遗属之外,她也接触过一些老人独自前去为自己咨询,“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被打扰,所以经常来向我们寻求建议,这种情况很多。”
在区役所从事这样一份工作看起来并不光鲜,但青木甘之如饴,她本身对断舍离比较感兴趣,工作也促使她对人生有了更多领悟:“如果我突然离世,也不想给家人添麻烦。未来是未知的,更加坚定了我享受当下的决心。”
正如日本古典文学《平家物语》所传达的“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无常感,一切事物瞬息万变,生老病死也同样无可逃避。尤其是在自然灾害多发的日本,屡经灾难的他们对“无常”表现出了多一分的理解和接受。这种观念影响着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追求“尽可能地活在当下”。
提及日本人的生死观,很多人立即想到的是“切腹”殉死。民俗学者五来重在《日本人的生死观》一书中指出,平民百姓的生死观有其自身的特征。以菊花为象征的贵族文化、王朝文化,以刀为象征的武士道文化,或多或少残留在日本人的精神之中。但是不同于“菊”与“刀”,在普通平民看来,“死后灵魂和肉体分离,前者去往另一个世界,灵魂不灭并有再生的信仰。”日剧《重启人生》中的情节正是上述生死观的一种戏剧性反映。
长久以来,一定程度上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死后投身于极乐世界是部分日本人生死观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对死亡予以了一些积极的意味。但是对于日本而言,“多死亡社会”的到来将对原有的社会体系和认知造成冲击,引发一场范式转变。
“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时间,如果可以选择死亡时刻该多好。 我想,如果我能决定自己如何离世会比较安心,所以没有丝毫犹豫。”在两年前上映的电影《岁月自珍》中,一位日本老年女性在电视中微笑着为政府推出的“75岁方案”做广告,这一方案为7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提前走到人生终点的选择,简单来说就是75岁以上可选择安乐死。
尽管这一政策是虚构的,但其中描绘的社会现实并非都是虚构,无力负担生活重压的高龄者、在老龄化社会中踌躇的年轻人、竭尽所能应对老年负担的政府,正是日本社会现实的一个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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