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

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欧洲经济史：从大分流到三次工业革命》维拉·扎马尼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约瑟在20世纪发出了世纪之问——直到11世纪末，中国和阿拉伯世界要比欧洲更加发达，可为什么诸如工业革命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世界上其他许多农牧文明中？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欧洲经济与世界经济，理解现今世界格局大有帮助。

牛津大学经济史博士、博洛尼亚大学经济史教授维拉·扎马尼，在其著述《欧洲经济史》中，围绕三次工业革命，追溯了中世纪时期的商业文明和城邦兴盛，探讨了大航海时代给欧洲经济政治带来的影响，同时梳理了工业革命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并考察分述了东西方世界经济模式和发展进程。

从历史的角度思考经济问题有助于我们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探寻其中的精神文化涵义。三次工业革命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英国，使得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世界的主导权；第二次工业革命，德国、美国崛起，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以美苏冷战格局而结束；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使得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世界范围内“一超多强”的局面持续至今。三次工业革命的过程实际上是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而这也使得18世纪之后的欧洲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为何中国、印度以及阿拉伯世界没有率先完成工业化转型，却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近二十年来，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大分流”论说的出现，让我们得以从经济史的角度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是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彭慕兰的成名之作。他认为19世纪以前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这一观点与意大利经济史学家维拉·扎马尼在《欧洲经济史》中对于欧洲经济发展起点的定位是一致的。后者认为文化、信仰、制度决定了各种文明在16世纪到18世纪经济命运的分野。欧洲懂得如何营造一种有利于技术和制度创新的环境，而这些为与投资相关的经济核算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对于文化在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她认为：欧洲文化之所以能够孕育出工业革命，是因为这种文化在崇尚人类自由的同时宣扬了正义和博爱，并通过平等立法、共同治理的政府和支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限制了权力的滥用。

在中欧经济文化对比中，我们知道欧洲存在着孕育工业革命的文化土壤，而处于亚洲东部的中国也有着其独特的经济文化内涵优势。传统中国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有着丰富的金融创新实践。传统中国的民众为了开展商贸活动，跨地区、地域进行商贸实践，逐渐形成了商帮和商业制度，丰富了传统中国独有的经济思想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随着进入新时代以来，经济发展路径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以前的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合现在时代的需要，未来的发展只能是物质与精神文化资源并驾齐驱的模式，西方三次工业革命中呈现出来的创造力与探索力正是中国精神文化资源不可或缺的部分。

时代在变化，精神文化也要随之发展。在全球经济活力低下的当下，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向，是古代中国丝绸之路的创新性发展，也体现着传统中国经济合作共赢精神文化的拓展，这种拓展产生的经济效应并不局限于人与人，已经发展成为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而文化又植根于历史之中。从经济史中挖掘出来的创新性精神文化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思路，带来了新的发展。

（作者为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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