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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热”可谓时下最时髦的文化议题之一。从故宫《千里江山图》特展引发的“故宫跑”，到以《千里江山图》为背景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登上春晚舞台。从成绩不俗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清平乐》等以宋朝为背景的影视佳作，到反映汴京繁华和女子情感世界的电视剧《梦华录》成为国民现象级爆款剧集。乃至于今年夏天即将上线的《清明上河图密码》。图书市场自然不甘落后，涌现出赵冬梅、郭建龙、吴钩等从各个侧面书写宋朝历史的畅销作品。以往以三冗文弱被汉唐雄风遮掩的宋朝，就这样咸鱼翻身，跃居舞台中心，接受万众聚焦的灼热目光。
“宋朝热”之所以能热度持续，由于商品经济在宋朝长足发展，文明转型带来时代变革，契合了当下时代潮流，并引发了身处大变革时代的我们的强烈共鸣，这些元素共同促成了这股风潮。黄博的通俗历史作品《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却以别样的视角，于无人问津处注入激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宋朝故事。
众所周知，唐初阎立本所绘《历代帝王图》乃帝王肖像画集大成之作。一代女皇武则天将帝王肖像崇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她下令用玉石雕刻一尊女皇的等身御容塑像，打算命人护送到五台山去礼拜菩萨。虽然最后因为边患等原因没能成行，但是这一“帝王肖像崇拜”行为却预示了皇帝的御容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臣民瞻视的“被观看者”，“帝王”被赋予了生命，成为一个“主动的行走者”，代替皇帝巡行天下，为皇帝分忧解劳。以此为滥觞，宋代的帝王肖像崇拜在政治生活光谱上折射出了更多更广也对后世影响更深远的谱线。在帝王继承合法性、外交、边关战事、士族地域变化以及帝王试图扮演“君师合一”的哲人王这样的角色转换上都上演了别开生面、意趣盎然的故事。
帝王肖像崇拜的土壤
后世在评价宋朝时常常走向两条截然相反的岔路。一边是认为宋朝积贫积弱、冗兵冗吏、靖康之耻、陷害忠良、偏安一隅，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屈辱苟且朝代；一边是认为经济大繁荣、科技大进步、文化大发展，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流光溢彩极尽奢华的明珠、是思想文化璀璨夺目的黄金时代。然而简单的二元对立是一种不正确的史观，也是对复杂历史过于简单幼稚的解读。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必然有其丰富、变化多彩的土壤。有时正是一些不起眼的碎片，聚合起那些最深刻、最绚烂的文化图景。帝王肖像崇拜勃兴于宋朝，就预示了偶然之中的必然。这也就暗合了黄博创作《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这本书的初衷：于无聊处有趣，于无情节处有故事，于无人问津处有激情。
宋史巨擘邓广铭先生在《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北宋文化史述论稿>序引》中认为：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就把最大的注意力分别集中在：如何消除存在于各地的割据势力；如何防范文武大臣篡夺之祸；如何抵御北方强大敌国契丹王朝的侵袭；如何禁制百官间或士大夫间凭借种种因缘而结为朋党，构成专制政权的一种分割力量等等。这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使得北宋最高统治者们实在没有余力再去对文化事业的各方面实行其专制主义。因此，他们对于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于思想、学术、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宋朝思想文化的自由空气，为帝王肖像崇拜的发展奠定了相对自由包容的根基。
皇帝“相貌”的展示，对皇帝和臣民来说都不可或缺，将圣颜展示在世人面前，既能满足臣民对皇帝的期待，又能借此为皇帝本人营造天命，凝聚人心。但皇帝深居九重，不能轻易外出，古代交通因素的限制也让皇帝不可能御驾亲临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制作诸如画像或塑像之类的“御容”“圣容”等神圣物品放置于宫廷之外，既可以深入民间，与天下臣民建立起直接联系，又能够代替皇帝本人巡视他的大好河山，御容的制作、供奉和崇拜，在隋唐时代便应运而生。经过五代的四分五裂，作为帝王化身的帝王肖像在宋朝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它不仅满足了臣民一睹天颜的愿望，更作为王朝外交的重要“国礼”，还成为抵御外族入侵鼓舞士气、增强凝聚力的旗帜。宋朝帝王肖像崇拜的蓬勃发展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江南崛起与王气渐起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南方诸国在经济上虽比中原为优，而政治情形并不长进。东晋、南朝，有大批北方士族南渡，故衣冠文物为北方所宗。五代时，南方诸国，仅得唐末进士诗赋遗风，政治上并无传统可言。
黄博也敏锐地观察到，北宋初期，朝堂之上北人对南人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宋朝政府统一南北后在政治上施行的一系列限制南人的政策，无疑又助长了北人的这种心态。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曾以诏书知会御史台要求审查全国官员的乡贯，严禁南方人在本道担任知州、通判以及转运使等官职。宋代前期的执政集团一贯看不起南方人，他们还编造了一个太祖曾定下不准南方人当宰相的祖宗旧法。
中唐至五代以后，南方经济与文化力量的抬头，于五代末期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至北宋中期，南方人在科举和政治上已取得优势地位。唐宋帝国内部南北之间各种社会与经济力量的重组，使得宋代作为新的一统帝国，必须重新看待南方在帝国内部的地位，不仅造成两代之间国家统治南方的视野发生转变，而且也预示着南方人主宰政治局面的到来。
那么帝王肖像崇拜在南北关系转折上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黄博给出了恰切而合理的解释：皇祐五年（1053）三月，仁宗发布诏令说：“太祖擒皇甫晖于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大庆寺殿名端命，以奉太祖。太宗取刘继元于并州，是太平之统也，即崇圣寺殿名统平，以奉太宗。真宗归契丹于澶州，是偃武之信也，即旧寺殿名信武，以奉真宗。”这则诏令的意思是，宋朝决定在滁州、并州、澶州这三处地方兴建三座御容殿，专门收藏和供奉太祖、太宗和真宗的御容画像。据说这个决定，是在接受滁州通判王靖的建议下作出的。这三处御容殿分别标志着大宋王朝历史上的三个关键时刻。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扬州的太祖御容殿，可以发现，滁州端命殿并不是江南地区唯一一处拥有太祖御容画像的地方。早在端命殿创建之前几十年，扬州的建隆寺就已开创了江南地区的太祖御容画像崇拜。扬州章武殿、滁州端命殿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它彻底扭转了江南与宋朝的关系。江南不再是王朝叙事中的被“征服者”，而是大宋开国的起源地，是太祖的“龙兴”之地。
这不仅是御容画像崇拜在江南获得合法地位的象征，更是地域关系发生扭转的宣示，从此江南不再是不毛之地与不开化之所，而是大宋崛起的奠基之所，王气浩荡的福地。
诸国逐鹿，帝王肖像化作沟通桥梁与信义的象征
历史学家陶晋生在他的《宋代外交史》中认为：宋代外交的主要对手是辽、金和蒙元三朝。宋代创建前，契丹（辽）领袖耶律阿保机自五代初期即已建号称帝，其皇帝的地位，中原无人能够动摇。后晋石敬瑭用割地、称臣称子和进贡岁币与契丹耶律德光议和，得到“父皇”的援助，取得中原的政权。而后晋成为契丹的附庸，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宋太祖虽然有心于缔造大一统的帝国，但是重点在先收服南方诸国。宋太宗企图以武力夺回五代时失去的燕云地区，两次北伐契丹失败后，群臣纷纷劝太宗“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他们提出的政策是用与对方平等的国书致契丹，及以金帛和贸易以及和亲来免除战争。也就是说，已经承认契丹的势力可以和中国匹敌，恢复燕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面对这样的对手，利用中原丰富的资源和物产来换取和平，即使有些委屈，却是当时宋君臣认为比较适当的外交政策。
宋真宗与辽圣宗订立澶渊盟约，成为“澶渊模式”，就是以外交的手段缔结和约，维持与邻邦的友好及和平。南宋叶适说：“以金币啖虏，本景德以来立国之素规耳。”宋朝以此模式执行外交的态度是务实和理性的，从公元十世纪到十三世纪，约有一半的时间，两宋和辽金蒙元三朝维持对等的关系。宋辽两国间的外交制度创建后，每年互相交换至少两次的使节，以及派遣特使（“泛使”）解决重要的问题。这样通过外交的方式创建交换信息的沟通管道，免除了误解和歧见。当然“澶渊模式”不完全是中国古代天下格局中各方政治势力交往关系的创举。但是“澶渊模式”的内涵和与此模式相关的种种制度的创建，以及此模式在两宋和辽金蒙元持续运作，则是宋辽两国统治者智慧的结晶，也可以说是文明的进步。
在黄博的书中和陶晋生不约而同地引用了以下文献：至和元年（1054），辽使萧德言：“通好五十年，契丹主思南朝皇帝，无由一会见，尝遣耶律防来使，窃画帝容貌，曾未得其真。欲交驰画象，庶瞻观以纾兄弟之情。”德又乞亲进本国酒馔，不许。嘉祐二年（1057），辽使要求“圣容”。辽兴宗曾送其画像及圣宗耶律隆绪画像两轴，求真宗及仁宗御容，仁宗答应，但因兴宗去世，乃命辽使送道宗画像来再说，遂无结果。甚至辽兴宗派出的使臣耶律防本身就是技艺精湛的画师，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偷画”仁宗的御容。“澶渊之盟约”让宋辽之间获得120年和平，辽使送上自己皇帝的画像，并向宋朝求取一幅宋仁宗的画像，此举是想通过交换各自皇帝画像的方式“以代相见”，来一场“如朕亲临”的虚拟会晤，以便进一步加深两位皇帝间的“兄弟感情”。可见在和平时期，帝王肖像作为彼此之间宣传帝王的图像工具和沟通桥梁，起到增进情谊的积极作用，也是王朝外交中一种特殊的手段。
陶晋生还捕捉到了一个黄博没有留意到的细节。徽宗朝，危机四伏，赵佶联金击辽。宣和四年初，金军攻占辽中京、西京。辽天祚帝出逃西夏。童贯再遣閤门宣赞舍人马扩入燕，问天祚所在及自立之故，意在招降。耶律淳命萧夔责备宋人违背誓约：“南朝礼义之邦，今不顾盟好，辄先举兵。兵贵有名，不知兵戈何至此？”又说：“臣民推戴，册立今上事，与贵朝殊无干涉，何至问罪！”马扩答道：“本朝虽有哀救之心，无所施设。今大兵压境，止在旦夕。祸福存亡，贵朝君臣自裁可也。”萧夔拿出真宗、仁宗画像，读景德、庆历誓书，责备宋人违约，但愿意为宋朝藩属。攻守之势易之，帝王肖像这时候又化身为信义的象征，命悬一线的辽国试图用宋朝皇帝的画像作为最后的挡箭牌，激起徽宗的廉耻之心，谴责宋朝背信弃义。愿意身份互换，向宋称臣。
万里戎机，圣颜如战旗，又是特权分配之源泉
靖康之耻，北宋覆灭。宋代祖宗御容最齐全的两大供奉地，应天禅院和会圣宫都不在京城开封，而是在西京洛阳。建炎元年，癸亥，金人攻汜水关。黄博提到：汜水关之战失利后，孙昭远大概已知道洛阳守不住了。为免宋代列祖列宗的御容肖像落入金人之手，他提前让部将王仔带着启运宫（宋徽宗时为了崇奉道教，将应天禅院的御容殿改建为道观，赐名“启运宫”）的祖宗御容像撤出洛阳，后来辗转到了高宗暂时驻跸的扬州。孙昭远自己则留在洛阳不肯走，与金军又交战了几个回合，都以败仗收场。他在洛阳依靠的军队本来就是一些溃兵，见大势已去，就想让孙昭远带着他们跑路，被孙昭远严词拒绝，孙昭远骂他们说：“若等平日衣食县官，不以此时报国，南去何为。”结果激怒了这些溃兵，一拥而上竟然把他给杀了。宋高宗自己一路逃亡尚且不顾祖宗圣颜，而孙昭远这样的忠臣却誓死捍卫皇家尊严，不得不说宋朝的气节都是靠这些忠臣死士的捍卫才不至于彻底沦落。
洛阳、开封的神御塑像众多，金军打来时，很多神御塑像是来不及转运的，有的大臣为了保护神御塑像，坚贞不屈，引颈就戮而毫无惧色。如河南府少尹阮骏，金军来袭，他率领残部护卫神御殿，抱着神御塑像不放，破口大骂金人，最后惨遭杀害。圣颜就像一面迎风猎猎的大纛，凝聚起大宋军民不屈的士气，前赴后继地擎着不倒的战旗，在抵挡金人铁浮屠、拐子马的道路上誓死不退。
为抵御金军，南宋在川陕边境屯驻重兵九万，形成以兴州、金州、兴元府为中心的三支关外大军。四川地位特殊，南宋甚为倚重川陕防御体系，为此朝廷不得不赋予四川许多特殊权力，遂形成所谓的特殊化政策。诸如设置位高权重总制四路军政的宣抚使、制置使，总领所负责全蜀的财政管理与军饷供给，推行不需赴礼部试的类省试制度等等，因此朝廷越是借重四川以巩固川陕战场，对四川军政当局的疑忌也就越深。正因“其任至重”，特别对蜀帅，“付之以众人所不敢当之事，期之以众人所不能成之功，兼总四路，专其委寄”，也就将蜀帅置于非常之地。四川特权日盛，大有脱离朝廷，自成体系的趋势。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先是，长文创雄边军数千人，列营府治之侧。又言石室学宫聚川、陕之士，而每遇科举，皆得试其乡，乞为别立解额。事未行，议者因谓今蜀已有太学及殿前司，独欠景灵宫尔。繇是格不下。” 景灵宫是北宋元丰改制和南宋绍兴和议后朝廷集中供奉历代皇帝御容之所，而太学、殿前司和景灵宫，分别代表着朝廷对天下的文治教化、军事控制和人心凝聚的集中控制，这些都是朝廷独有的权威象征，此语无疑是在怒斥四川地方当局试图另立朝廷了。事实上，“独欠景灵”的激愤，只是南宋时期朝廷与四川政治微妙关系的最直接的反映，“独欠景灵”一语背后，实际上有着矛盾的长期积累。
四川当局和蜀帅通过帝王肖像崇拜，客观上激励了士气和稳固了民心，并取得成功击退试图由陕入蜀的西路金军的军事胜利。但是朝廷所忌惮的是，四川地方谋求拥有诸如御容殿之类的神圣资源，在区域内形成“独立王国”，不再受制于中央，这大抵是比抗击金军更让帝王不得安眠的军国大事了。
“君师合一”哲人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五，淳化五年（甲午，公元994年））记载：上（宋太宗）语蒙正曰：“夫否极则泰来，物之常理。晋、汉兵乱，生灵凋丧殆尽。周祖自邺南归，京城士庶，皆罹掠夺，下则火光，上则彗孛，观者恐栗，当时谓无复太平日矣。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未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上变色不言。蒙正侃然复位，同列咸多其亢直。大意是讲，后晋、后汉两朝的战乱，生灵涂炭，天有异象，人民都以为不会有太平日子了。而朕亲政以来凡事亲历其为，现在已经政通人和了，我由此想到，国家的治理和扰乱都是由人决定的。太宗不客气的居功自傲，让蒙正愤然离席，奏对道：陛下眼前所见繁华都是在京畿重地繁华之中，离开京城不远，饿殍遍地，饥寒交迫，曝尸荒野的人不计其数。陛下应由近及远，爱民如子，使苍生安乐，这样方能长治久安。宋太宗听后哑口无言。
太宗追求太平盛世，想要做太平天子，一即位，就改年号为“太平兴国”。但文治武功方面，“武功”两次讨伐辽国失败，高梁河之战更是抛下大军，只身乘驴车遁走，可谓千古笑话。太宗的御容画像自然就有所不同了，黄博指出：对比太祖和太宗的画像，明显可以看得出，太祖的“武人气”还是溢于言表的，虽然都是方面大耳，但太祖是紫膛脸，且棱角分明，而太宗已脱去了武夫的风貌，完全是一副文质彬彬的画风了。
宋朝的帝王肖像崇拜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点，就是与隋唐对比，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特点。比起简单直接地以帝王肖像画来烘托皇帝的伟大，北宋中期的“山水政治”显得润物细无声，不同政治理念融合，士大夫们寄情山水。以郭熙《早春图》为例，黄博指出：“在这种山水布局理念中，大山喻指皇帝，群山代表群臣，以自然界的井然有序规范人伦关系的君臣结构，试图把君臣政治秩序的俗套掩映于林泉高雅的山水风韵之中。”
对神宗的变法持反对态度的苏轼、苏辙兄弟对郭熙的山水画也赞不绝口，苏轼为郭熙所画的《秋山平远》题诗曰：“目尽孤鸿落照边，遥知风雨不同川。此间有句无人见，送与襄阳孟浩然。”苏辙也为这幅画写下了“乱山无尽水远边，田舍渔家共一川。行遍江南识天巧，临窗开卷两茫然”的诗句。《秋山平远》这幅画虽然已经不可见了，但今天品读这些诗句，仍能让人浮想联翩，郭熙画笔下“林泉高致”的胜景，搭配上二苏兄弟的诗笔，成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绝配。
理宗以前的宋代皇帝，为了神化皇权以及满足自身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追求，多以自身的形象入画成为“神仙”。而宋理宗的追求则与他们截然不同，理宗热衷理学教育，亲政以后，大力提倡理学。理学体系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集儒家教化之道与世俗治国之道于一身的道统传承人，理宗扮演道统中的圣王，是想把自己打扮成“君师合一”的哲人王。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形成了掌握王朝权力的“君”和负责教化的“师”，共同统治人间的政治权力秩序。到了宋代，理学家们常常“妄想”以师道自居，教导皇帝如何当个好皇帝。
黄博认为：理宗可以说是第一个在理学氛围特别浓厚的时代成长起来的皇帝，理宗本人对理学家的那套说辞极为娴熟，他在召见大臣时，常常说的都是很漂亮的话，如曾自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朕平日力行此二者”。这不是简单的自夸，而是将理学崇尚“恭俭”的道理娓娓道来。理宗并不想将“道理”的解释权拱手让给理学家，他既要做权力的化身，也要做道理的化身，既作之君，也作之师，并且亲手炮制《道统十三赞》。
在理学家看来，古往今来的众多杰出人物，能被儒家认可的屈指可数，而哪些人有资格承继道统，这是一个争论了上百年的学术问题，但理宗以皇帝之尊，亲自下场，给这个争论画上了句号。理宗的《道统十三赞》，一锤定音，钦定了理学道统的十三位传承人。现存的马麟为《道统十三赞》所绘的四幅图，无一例外都是以理宗的相貌为原型绘制的，理宗不好意思把自己列在十三人之后，但通过画像，已向天下昭示了理宗就是当今道统传承人的“硬事实”——上古圣王都跟理宗长得一样！
《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就是这样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甚至被认为是边角料的帝王肖像崇拜这个角度，写出了新意、写出了意趣、写出了洋洋洒洒又煌煌大观的历史生活侧面。蓦然回首，圣颜凝眸大宋皇权故事多，作者不仅通过帝王肖像崇拜为我们钩沉两宋三百年的政治生活历史，还从艺术史、文学史等多角度抒发了独立的创见，展现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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