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创新性发展|思想史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 张昭军万耘吉

　　《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凝聚了郑大华教授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30多年来的心血，是新时代中国思想史学科的重要成果。全书共3卷6册，315万多字，系统论述了近代中国人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主题而形成的思想观念、论争及其社会影响，堪称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精品力作”。

　　正如“绪论”所言，思想是人的思想。郑大华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是从近代思想家的微观研究入手，与中观层面的中国近代思潮史相结合，进而展开宏观的通史和理论研究。该书就是作者基于上述研究成果的结晶之作。该书文字流畅，逻辑清晰，论述严谨，观点明确，多有创新，具有鲜明的思想通史的论著特色。概而言，全书的创新和特色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思想史学科体系建设的高度自觉和学科理论的新探索

　　该书的“绪论”高屋建瓴，集中体现了作者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体系和学科理论的系统性思考和整体把握。首先，提出了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的新看法。作者认为，每一时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由时代自身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决定的，故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就是由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决定的，这一时代主题包括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争取社会进步两个方面，该书重点探讨中国近代思想界在这两方面展开的集中思考。此外，中国近代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等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常常与中国近代思想史重合，学科研究的边界模糊，因此作者自觉辨析了其他分支学科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区别，如哲学史主要研究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文化史主要研究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学术史主要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与西方学术的中国化，使各分支学科的重点更为明晰。

　　其次，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历史分期问题、发展动力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观点。该书特别重视思想史的延续性特征，重视辨析思想发展积累的量变和关键节点的质变，避免做机械化、绝对化的理解。关于历史分期问题，该书依据思想史自身演化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将中国近代思想史分为三个时期（亦即三卷）：第一时期（第一卷）从鸦片战争前后的嘉道年间到1915年《新青年》创刊前，第二时期（第二卷）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九一八事变前，第三时期（第三卷）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新中国成立。作者强调中国社会内部孕育的因素，特别是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为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提供了不容忽视的“可能性”，因此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源上溯至整个嘉道年间。在划定历史分期关键节点时，该书突出了新文化运动和九一八事变的标志性意义，认为中国人对民主和科学的了解和追求虽并不始于新文化运动，但直至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人才将二者视为近代文化的核心观念和价值加以推崇。此外，梳理了九一八事变前后，社会思潮演变以及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由“整理国故”向“国故整理”的态度变化，论证了九一八事变不仅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矛盾影响重大，而且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也有历史分期的标志性意义。学界对后者关注较少，因此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思想的发展演变也成为该书论述的一大创新点。

　　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源暨近代化的发展动力问题，该书在反思以往的内因论和外因论基础上，提出了“合力论”，即：引起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近代转型或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并非由其中一方单独决定，而是由两方因素形成的合力共同决定的。借用鸡蛋孵小鸡来比喻论证，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是啄壳的鸡仔，那么西方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就是敲击蛋壳的外力，二者合力方能打破中国传统社会和思想这一特别坚厚的蛋壳。作者又进一步辨析合力论不等于均力论，因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外因和内因的作用大小和重要性因时而变，研究时，应对西方“文明冲击”的外来因素与中国内部因素彼此碰撞、相互作用的过程进行动态考察。

　　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历史过程，多有创新

　　在内容创新方面，一方面，对于以往研究较多的内容，作者充分关注前人研究，注重与之对话，并进行新的思考，进而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论证说服力较强。另一方面，作者关注到一些以往涉及较少或没有涉及的思想人物、思潮现象和思想内容，提出自己的创见。在论述中，该书以近代思潮的演化脉络为经，以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为纬，注重思想家研究与思潮史研究之间的结合。

　　在思想人物研究方面，作者基于近代思想的发展脉络为人物思想定位，深化了前人研究。例如，关于如何定位冯桂芬的思想属性，学界提出了洋务思想家、早期维新思想家等多种观点；作者则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冯桂芬既是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又是同光年间兴起的洋务思潮的开启者和影响者，他和他的著作《校邠庐抗议》是联系经世思潮和洋务思潮的桥梁。对于郭嵩焘的评价也是如此，认为他突破了洋务思想家的局限，但又没有达到早期维新思想家的高度，其思想介于洋务与维新之间。

　　在思潮方面，该书梳理了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旧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演变及影响，重视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在写作体例方面，在论述时间跨度较长的思想或思潮时，作者借鉴中国传统史书的纪事本末体，尽量做到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例如，作者认为，中国近代的重要思潮——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经历了从清末民初的民族建国，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族自决，再到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复兴这三个阶段的理论建构过程。在清末，革命派与立宪派是推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两大主要政治力量，他们早期大都接受中国的传统民族主义，后又转向以民族建国为实质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主要是围绕民族自决及由此引起的反帝与反封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而建构的。作者注意到，学界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二者的团结与合作上，而较少提到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差异，因此专辟一章讨论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自决、民族建国、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等民族理论上的思想差异，这有助于理解此后国共两党为何形成有所不同的民族理论、政策走向。

　　对民族复兴思潮的系统性论述是该书的突出创新点

　　该书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民族复兴”从思想发展到形成思潮的过程。作者将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界定为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学理构建发生新变化的表现。从历史源头看，民族复兴思想孕育于清末民初之际。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相继提出过“振兴中华”“少年中国”“古学复兴”等口号和主张，激励着此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影响深远；但这些主张尚未明确表达出“民族复兴”的思想含义，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华民族复兴思想进一步发展，这主要体现在李大钊、孙中山等人明确提出“民族复兴”思想，“民族复兴”的“民族”开始指代包括中国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孙中山开始强调“民族精神”之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等方面。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重和政治力量的推动，“民族复兴”经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讨论，发展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思潮，这体现在以“民族复兴”为宗旨和主要内容的刊物与书籍相继出版，思想界热议相关话题等方面。

　　作者关于民族复兴思潮兴起和形成原因的分析，将学界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激发着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责任感，为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提供契机。国家社会党在《再生》等杂志上宣传、探讨民族复兴，译介费希特的德意志民族复兴思想，这促进了中国思想界对德国研究的重视，人们希冀从德国复兴史中借鉴成功经验，使用“民族复兴”一词的频率也明显增加。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则试图通过宣传民族复兴思想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同时加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和控制。作者指出，由于“民族复兴”被塑造成国民党的官方话语，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主要使用“民族解放”话语来表达对民族复兴的诉求，并对国民党主导的“民族复兴”话语持批判态度。直到七七事变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才开始“有限度地”使用“民族复兴”话语。

　　该书深入阐发了民族复兴思潮的内涵，并作出了中肯的评价。除政界外，该书还关注到思想界和学术界对“民族复兴”展开热议，主要议题包括学术研究对于民族复兴的意义、中华民族有无复兴的可能、恢复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等。对于“学术兴国”论，作者指出其局限性，同时也肯定参与者的报国之心。思想界和学术界尝试通过学术研究，论证中华民族仍完全有实现复兴的可能，帮助国人恢复与树立民族自信心，坚定战胜日本侵略者、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信念。例如，这一时期重新兴起了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史的热潮，学者在研究时特别强调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和贡献。此外，学界还针对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如何复兴中华民族精神等问题提出多种主张和建议，其中许多观点于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作者特别强调，在讨论民族精神时，当时学界已有人认识到民族复兴运动并不是要求复古，而是基于旧有民族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和创造，这一认识对于今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不失其启发意义。

　　研究方法上较多地运用了动态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

　　该书在研究内容和观点上的创新，得益于作者对动态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的运用。动态研究法即把研究对象作为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进行研究，比较研究法则基于可比性原则，既包括思想家与其前辈的比较，也包括同一时期思想家之间的比较。作者对“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演变和形成的分析就明显运用了上述研究方法，既考察了“中华民族”观念的阶段性变化，也辨析了不同阶段内各政治派别代表性思想人物的“中华民族”观念异同。例如，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阐述的“中华民族”逐渐成为一个由中国各民族组成的“上位民族”概念，内部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种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逐渐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识，并得以固定化和制度化，对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产生积极影响。

　　“时代是思想之母”。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每一时代之人物对时代主题的思考与论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要内容，是时人对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主题以及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社会进步的回答。他们的论争及所提出的方案、途径和方向，既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也能为今人了解现状、谋求发展提供启迪。作者述往事，思来者，依据全书所论，从五个方面深入总结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留给今人的深刻启示，包括：适应时代变迁，不忘本来而着眼未来；通中外而破闭关；在会通古今中西的基础上创造现代之新；兼顾个体与群体，兼顾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改造；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等，彰显了思想史鉴往知来的现实关怀。可以说，该书不仅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精品力作，阅读该书有助于读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深入理解，并从中吸取其经验教训，而且对于思考当代中国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参考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