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7日是翻译家、艺术评论家傅雷诞辰116周年。2023年,随着傅敏的离去,再度唤起人们对于《傅雷家书》和傅雷一家的记忆。1954至1966年,傅雷夫妇以家书陪伴漂流海外的傅聪,绵延十三年不间断,三百余封往来家信,成就了一部文学经典,也成就了一部完整记录父母陪伴孩子成长的家教名著。
其中,作为妻子和母亲角色的朱梅馥亦十分重要。本文从家书着手,讲述朱梅馥所发挥出的东方女性的温存与高贵、坚定与自信、仁爱和牺牲。傅雷的家庭生活,无论是婚内别情,还是父子冲突、日常困顿,在朱梅馥的调停下都不过是变奏曲。
《傅雷家书》作为家教名著,诞生于傅雷夫妇营造的高雅而温馨的家庭氛围;这其中,妻子和母亲角色至关重要。现实生活中的朱梅馥,傅雷好友周朝桢曾经这样评价:“像梅馥这样的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第二人。用上海人的话讲,她是阿弥陀佛,活菩萨。她受的是西式教育,听音乐、看书画、读英文小说都起劲,但性格却完全是旧社会那种一点没文化的贤妻良母式的典型。”那么,《傅雷家书》中的朱梅馥又扮演了怎样的妻子和母亲角色呢?
好母亲,自然是懂得经营婚姻的好妻子。傅雷,才高气傲,脾气暴躁,做他的妻子不容易。1961年傅雷右派平反,母亲写信告诉傅聪:“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当时你祖父受土豪劣绅的欺侮压迫,二十四岁上就郁闷而死,寡母孤儿(你祖母和你爸爸)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有人说,母亲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追随,把东方女性的温存与高贵、坚定与自信、仁爱和牺牲发挥到了令上帝为之落泪的程度。傅雷发自内心的评价道:“自从我圆满的婚姻缔结以来,因为梅馥那么温婉,那么暖和的空气,一向把我养在花房里。”
傅聪与父亲一样,脾气暴躁。1961年的一天,他为琐事对弥拉大发脾气,消息传到中国的家中,父母亲赶忙给两个孩子写信。父亲写信安慰儿媳:“亲爱的弥拉:我会再劝聪在琐屑小事上控制脾气,他在这方面太像我了,我屡屡提醒他别受我的坏习惯影响。父母的缺点与坏脾气应该不断地作为孩子的借鉴,不然的话,人的性格就没有改善的指望了。我只能劝你在聪发脾气的时候别太当真,就算他有时暴跳如雷也请你尽量克制,把他当作一个顽皮的孩子,我相信他很快会后悔,并为自己蛮不讲理而惭愧。”母亲写信批评儿子:“亲爱的聪:许多话都在英文信上仔细谈了,想你一定体会到我们做父母的一番热心与关切。我最担心的是你的性情脾气,因为你们父子的气质太相同了;虽然如此,我总觉得你还有我的成分,待人接物比较柔和,可是在熟人面前、亲人前面,你也会放肆。弥拉太了解你了,她多么温柔可爱,千万不可伤害她,千万不可把你爸爸对妈妈的折磨加在弥拉身上。虽然我们女人会理解你们、原谅你们,总不是夫妇长久相处的好办法。”
傅雷不仅脾气暴躁,而且一度婚内别恋。为傅聪能够忘却童年的恋情,母亲用当年父亲钟情成家榴的实例,写信劝解傅聪:“回想二十年前,我跟你爸爸的情形,那时你五岁,弟弟二岁,我内心的斗争是剧烈的,为了怨恨,不能忍受,我可以一走了之;可是我再三考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我走了,孩子要吃苦,我不应该那么任性、自私,为了一个‘我’而牺牲了你们的幸福。我终于委曲求全地忍受了下来。反过来想一想,要是你爸爸当时也只为了眼前的幸福而不顾一切,那么,今天还有你们吗?还有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吗?”母亲之所以宽容傅雷钟情成家榴一事,并非外界那样的八卦传说,我们还可以听听两家后人的评说吧!
傅聪似乎能够理解父亲与成家榴的婚外情,这样形容道:“她真是一个非常美丽、迷人的女人,像我父亲一样有着火一样的热情,两人热到一起,爱得死去活来。”傅敏形容母亲的爱“包容浩荡”:“当年,成家榴不在,父亲找不到灵感与激情。每当这时,母亲便暗地打电话:‘家榴,你快来吧,老傅需要你。’”多年以后,成家榴还亲口向傅敏坦言:“当初你爸爸很爱我的,可你妈妈人太好了,我不得不离开。”
成家和女儿、香港著名电影演员萧芳芳深情回忆:“我阿姨年轻时长得好美,到老都很美。听我母亲说,那时候,傅伯伯非要阿姨坐在他的身旁,他才能安心翻译。如果没有她,他就关在书房大发脾气。傅妈妈在外怎样劝他都不行。为这事,我舅舅还找他理论过。阿姨活着时,不好意思说上一代人的感情。但每次谈到傅伯伯,她的表情就很甜蜜,脸上挂满阳光,手捂在心口,一副陶醉的模样。傅聪来香港演出,与我阿姨也特别亲昵。我想他很爱这位长辈,大概也是因为她是他父亲爱过的人吧。”
傅敏夫人则有自己的见解:“以前我还对傅敏说,没想到你父亲挺浪漫。见到她才明白,她的气质做派,让人不由自主爱慕。她极具才情意趣,与母亲是两种类型的女性,一个外放,一个内向。我相信父亲和她之间,一定是品味高雅的交流。而母亲——不单单是温柔的妻子、孩子们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她有菩萨心肠。”至于外界所传成家榴住进了傅雷家,傅敏夫人特地问过,傅敏回答:“你以为我妈妈好欺负的?”
这段往事也被张爱玲写成了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张爱玲自从开始写小说,她所有的亲戚都被她当作素材写了一遍,很多人与她断绝了来往。张爱玲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唯独对于这次描写傅雷与成家榴,她懊悔了。四十年后,她对自己的行为表达了忏悔:“我为了写那么一篇东西,破坏了两个人一辈子唯一的爱情,是我错了。”
做傅雷的妻子不易,做傅聪的母亲也不容易。家书开篇,1954年1月30日,父亲和母亲给傅聪分别写了一封信,父亲信中写道:“真的,你这次在家一个半月,是我们一生最愉快的时期;这幸福不知应当向谁感谢,即使我没宗教信仰,至此也不由得要谢谢上帝了!我高兴的是我又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母亲信中说:“你这次回来的一个半月,真是值得纪念的,因为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兴奋、最幸福的一个时期。看到你们父子之间的融洽,互相倾诉,毫无顾忌,以前我常常要为之担心的恐惧扫除一空,我只有抱着欢乐静听你们的谈论,我觉得多幸福、多安慰,由痛苦换来的欢乐才是永恒的。”傅雷在1954年1月18日傅聪离开上海所写的第一封家书中忏悔之语,即是针对母亲信中的“恐惧”而言:“自问一生对朋友对社会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的事,就是在家里,对你和你妈妈做了不少有亏良心的事。别忘了妈妈之于你不仅仅是一般的母爱,而尤其因为她为了你花的心血最多,为你受的委屈——当然是我的过失——最多,而且最深、最痛苦。”
四十多年后,傅聪这样回忆他与父亲的冲突:“我从童年进入少年时代,开始对父亲有一种反抗。父亲并不是因为我弹琴时候的顽皮,才把我捆绑在门外。其实,男孩子淘气,在没有开始学钢琴以前,就发生过多次这样的事情。我十一岁以后,中断了弹琴,那时候我就开始反抗父亲,很激烈,甚至于要出人命的呀!至于说他的信条是棍棒底下出天才,那是无稽之谈,父亲从来不是那样认为的,那是后来邻居们得出的所谓结论。到了‘反右’的时候,有人拿这个所谓的信条来批判父亲。”
在如此激烈的父子冲突状态下,母亲的恐惧和担忧是自然的。杨绛回忆文章这样写道:“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孩子在噔噔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她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所以,母亲才在信中说“由痛苦换来的欢乐才是永恒的”。
现在好了,儿子与父亲成为朋友,母亲松了一口气,家中再也没有了父子冲突的紧张气氛。在一次记者采访时,傅聪谈到父母1月30日家信:“那是1954年1月吧!53年8月我去罗马尼亚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会钢琴比赛,得了个第三名。然后又去波兰和东德访问演出。在波兰,他们很欣赏我弹的肖邦,波兰总统邀请我去波兰留学,同时参加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这样,我于53年11月底回到上海,在家待了一个半月,到54年1月中旬去北京报到,作去波兰留学的准备。”傅聪同时回忆了当年“儿子变了朋友”的过程:“其实我的童年少年时期,十三岁以前在上海与父亲的关系并不融洽。直到十七岁我从昆明回来——在昆明我有三年的浪子生涯,一个人在昆明。后来父亲看到我没有问他要一分钱,只身回到上海,立志要学音乐,觉得我很有骨气,很有志气。我是从那时候开始,才真正下决心学音乐。那时候,我基本上已经与父亲有了那种一定的朋友之间的关系,父子之间成为朋友是一个逐渐的自然而然的演变。五六年回到上海,跟爸爸聊天的时候,他那种特别的感觉,就是父亲和儿子真的变成朋友了!”母亲后来的信中还追忆过当年的情景:“孩子,看到你们父子气质如此相同,正直的行事如此一致,心中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你们谈艺术、谈哲学、谈人生,上下古今无所不包,一言半语就互相默契,彻底了解;在父子两代中能够有这种情形,实在难得。我更回想到五六、五七两年你回家的时期,没有一天不谈到深更半夜,当时我就觉得你爸爸早已把你当作朋友看待了。”
在感情方面,傅聪也和父亲一样早熟;年轻时恋爱不专,更是让母亲操透了心。1954年,母亲写信严厉责备傅聪,话说得很重:“关于你感情的事,我看了后感到无限惶惑不安。对这个问题我总觉得你太冲动,不够沉着。这次发生的,有些出乎人情之常,虽然这也是对你多一次教训,但是你应该深深地自己检讨一番,对自己应该加以严厉的责备。我也不愿对你多所埋怨,不过我觉得你有些滥用感情,太不自爱了,这是不必要的痛苦。得到这次教训后,千万要提高警惕,不能重蹈覆辙。你的感情太多了,对你终身是个累。我有句话,久已在心里嘀咕:我觉得你的爱情不专,一个接着一个,在你现在的年龄上,不算少了。我是一个女子,对这方面很了解女人的心理,要是碰到你这样善变,见了真有些寒心。”责备之余,母亲又以自己的婚姻为例,劝诫儿子:“回想我跟你爸爸结婚以来,二十余年感情始终如一,我十四岁上,你爸爸就爱上了我(他跟你一样早熟),十五岁就订婚,当年冬天爸爸就出国了。在他出国的四年中,虽然不免也有波动,可是他主意老,觉悟得快,所以回国后就结婚。婚后因为他脾气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总是难免的,不过我们感情还是那么融洽,那么牢固,到现在年龄大了,火气也退了,爸爸对我更体贴了,更爱护我了。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些帮助,这是我觉得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所以,1961年父亲一封给儿媳弥拉信中说:“你妈妈却是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女性,受到所有亲朋戚友的赞美;她温柔婉约,对聪的为人影响极大。多年来要不是经常有妈妈在当中任劳任怨,小心翼翼,耐心调停,我与聪可能不会像今日一般和睦相处。”
母亲不仅耐心调停父子冲突,还能够时时处处、小心翼翼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父子关系。1959-1961年,国内生活困难,母亲多次写信与傅聪,希望儿子接济家里。61年一封信这样写道:“爸爸从来不肯有求于人。这两年来营养之缺乏,非你所能想象。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信末向你表示……你来信对此不提及。今年一月五日你从 Malta[马耳他]来信还是只字不提,于是我不得不在一月五日给你的信上明明白白告诉你:‘像我们这样的父母,向儿子开口要东西是出于不得已,这一点你应该理解到。爸爸说不是非寄不可,只要回报一声就行,免得人伸着脖子呆等。’二月九日我又写道:‘我看他思想和心理活动都很复杂,每次要你寄食物的单子,他都一再踌躇,仿佛向儿子开口要东西也顾虑重重,并且也怕增加你的负担。你若真有困难,应当来信说明,免得他心中七上八下。否则也该来信安慰安慰他。’的确,他自己也承认这一方面有复杂的心理(complex),有疙瘩存在,因为他觉得有求于人,即使在骨肉之间也有屈辱之感。我一再表示,你好像都没有感觉,从来没有正面安慰爸爸。他不但为了自尊心有疙瘩,还老是担心增加你的支出,每次order[嘱寄]食物,心里矛盾百出,屈辱感、自卑感,一股脑儿都会冒出来,甚至信也写不下去了。牛油是你在家从小见惯吃惯之物,也不是什么奢侈品,为什么去年十一月我忽然要你千里迢迢地寄来呢?你就是没有用过脑子想一想,分析一下。你很懂得爸爸,但这方面的疙瘩,恐怕你连做梦也没想到过;我久已埋在心头,没有和你细谈。为了让你更进一步、更全面地了解他,我觉得责任难逃,应当告诉你。”信中母亲为父亲的健康求助儿子,责备儿子。谈到自己,却不经意地写道:“我的身体也不算好,心脏衰弱,心跳不正常,累了就浮肿,营养更谈不上。因为我是一家中最不重要的人,还自认为身体最棒,能省下来给你爸爸与弟弟吃是我的乐处;我这个作风,你在家也看惯的。这两年多来瘦了二十磅,一有心事就失眠,说明我也神经衰弱,眼睛老花,看书写字非戴眼镜不可。以上所说,想你不会误解,我绝不是念苦经,只是让你知道人生的苦乐。趁我现在还有精力,我要尽情倾吐,使我们一家人,虽然一东一西分隔遥远,还是能够融融洽洽,无话不谈,精神互相贯通,好像生活在一起。”这封信通篇家常,没有任何说教;家书中母性的光辉,至此表露无遗。这应该是一封最有家庭温度的信,傅聪也有类似的感受——他七十岁生日独奏音乐会接受记者采访:“现在,若是让我再说家书,那么母亲在1962年洋洋洒洒给我当时的夫人弥拉抄写菜谱,教她如何做核桃鸡丁和贵妇鸡的那封信,也许比父亲和我多次讨论文学和音乐的信,更令我感慨。”
显然,傅雷的家庭生活,无论是婚内别情,还是父子冲突、日常困顿,在母亲的调停下都不过是变奏曲。如今,“儿子变了朋友”,父母“终生伴侣”——1954至1966年,傅雷夫妇才能以家书陪伴漂流海外的傅聪,绵延十三年不间断,三百余封往来家信,成就了一部文学经典,也成就了一部完整记录父母陪伴孩子成长的家教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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