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及其武侠小说的现代意义

■今年是金庸诞辰百年。金庸先生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著名报人和社会活动家。他的武侠小说创作开风气之先，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形式新想象，为全世界的华文读者筑造了一座繁茂的精神家园。日前，为了纪念这位武侠小说巨擘，浙江嘉兴、中国香港以及北京、天津等地开展了一系列金庸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人们以此探讨研究金庸作品，追忆金庸武侠小说中那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和永不褪色的侠义精神及其对华语世界的深远影响，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期讲坛邀请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刘国辉讲述金庸及其武侠小说中所蕴含的现代意义。——编者的话

伴随着2024年金庸百年诞辰，一股“金色旋风”在春天席卷，从大江南北到海峡两岸，从金庸出生地、家乡嘉兴海宁刷屏全网的金庸百年纪念研讨会和纪念展，到他仙逝之地举办的全港6个月系列纪念活动，还有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高规格纪念活动，以及中国台湾正积极筹备的下半年十月份将在台北举行的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纪念活动，其规模和参与人数可以说是对一个在当代仅诞辰百年且已过世五年的杰出华人的最高待遇。如果从自发性、普遍性角度来说，作为文学家的金庸受到读者如此礼敬甚至堪称前无古人！关于金庸的武侠小说的思想性、艺术性等等，讨论颇多，评论多多，早有追赶“红学”态势的“金学”，已经帮助金庸武侠小说确立了无可撼动的地位。

毫无疑问，金庸武侠小说已经成为小说的经典，这种经典性首先是继承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艺术表达方式而来，从太史公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到唐传奇中“有意为小说”者的武侠小说，再到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等，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和侠义精神血脉如汩汩流淌的河流，为金庸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但是其作品达到出类拔萃的境界，主要是由于其15部武侠小说更具有丰富的现代意义，这才是他的小说“独步武林”的重要原因。我们以前对这方面的关注还不够，还需要系统深入研究。

现代性、现代意义、现代价值用于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都有不同的意义，侧重点不同，使用对象也有细微区别，用几部专著恐怕都难以说清，这里不做讨论，这里所指“现代”只取用其普通意义：超越传统、启迪未来。用于人和观念侧重使用“现代性”，用于文化侧重使用“现代意义”，用于现实和经济相关侧重使用“现代价值”。

超前意识和现代性思维

作品体现出的现代意义，源于作家本身思想观念的现代性，司马迁著《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流传千古，在于其既能够承继父业，克绍箕裘，不负“太史公”之名，以信笔忠实记录历史，开创纪传体史书先河；又能够超出当时“太史令”的时代局限，把自己人生的苦难化为诗意的吟唱，投入到他理想的传记人物身上，甚至率先为游侠、刺客立传，使史官笔下的史书增添了诗人抒情的浪漫，成就“史家绝唱”。这种超越时代的创作观念，使得司马迁的“史、诗一笔”如同史书“金镶玉”，为中国史书打下了“真与诗”的基础，不但为后世史学家所效法，更成为文学家的圭臬。

回到金庸，我们都知道，他的武侠小说创作开始于1955年，是不得已而为之，那时梁羽生创作两部武侠小说后一时不愿再写，坚决休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才找到金庸，以“上级命令”的形式要求他必须写，金庸被“赶鸭子上架”，才有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系列武侠和金大侠。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梁羽生的开创新派武侠和“偷懒罢工”、没有罗孚的“压迫”，也许就没有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武侠小说创作起步虽然比梁羽生晚两年，但是他和梁羽生一样有非常好的创作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深厚积累、职业新闻人的敏锐、职业译者的外国文学修养与视野、电影人的创作及评论素养、经历抗日战争的家国情怀等等。如果按照梁羽生的说法“梁羽生是传统名士型，金庸是洋才子型”，金庸在外国文学修养和影视创作心得方面的文化素养，是金庸创作观念中现代性的重要来源——外国文学艺术思维的沁润、对戏剧影视的矛盾冲突的稔熟无疑扩展了金庸创作观中的现代性视野，提高了其武侠小说中最重要的讲故事和结构布局的能力，使得《书剑恩仇录》起步不凡，令读者眼前一亮。第一部武侠小说连载的成功，促使金庸在这条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大作迭出。

这之后，他创办《明报》，经营管理能力逐步提高的同时也对团体意识和团队构建有更加刻骨铭心的体会，对以读者为中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写武侠同时写社论，训练出形象与观念的有效切换，对社会的认识和洞察超越以往，思想愈发深邃；加之爱情婚姻的变化，感情生活的波折，丰富了旧有的爱情观念，无论是刻骨铭心还是丰富多彩，都会和前面几种经历交错叠加，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在小说创作之中，使其创作观念越来越冲破传统的单一和固化，加深了现代性的烙印。金庸武侠小说创作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充分体现出创作观念的现代性，这是他武侠小说超出侪辈的重要原因。

一是兼具市场意识和传播理念，以读者为中心。新派武侠小说缘起于报纸连载，虽然民国时期旧派武侠小说也同样在报纸上连载，但是由于报纸的影响力和读者文化水平的普及度不同，对于报纸的关注度也大不一样。彼时香港市民阶层人口占比份额强大且文化繁荣，同一时期内地市民文化尚有禁锢，这都使香港成为那个时代华语世界武侠言情等通俗小说的最后一片乐土。正是由于武侠小说的连载，使《新晚报》订阅量飙升；也正是由于连载的效果，使金庸有信心自立门户，创建《明报》并迅速获得成功。这种经营和写作两方面的深刻体会，不能不使金庸加深市场经济的意识，以及对作品传播的深刻理解。他清醒地树立了以读者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把自己和读者的家国情怀、感情纠纷、生活波折一起代入武侠小说创作，小说中的喜乐哀怨、歌哭感慨不知不觉地成为作者和全体读者的嬉笑怒骂，引发强烈的共鸣。这种具有现代小说意识的代入感和传统小说借简单包袱、“且听下回分解”等吸引读者的创作方式具有本质区别。由此终其一生，金庸都在以读者为中心进行创作（也包括进行修改）、进行经营。“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正是金庸创作观念中具有的超前意识和现代性思维才使之水到渠成，达到新的高度。

二是彰显小说之“兴”，写出“社评”之未能尽言者、言不尽意者。“兴观群怨”是中国传统诗论语境下文学社会功能和美学作用的出发点，“兴”往往更多地用于诗，其实小说同样具有比兴手法和作用。尤其是武侠小说，说到底是披着叙事外衣的浪漫主义和抒情结合的产物，所以才被看作是“成年人的童话”。用故事展示理想，用情节抒发情感，更能打动大众读者，也是小说抒情的现代性体现。这一点金庸的武侠小说发挥得淋漓尽致——是史诗的又是抒情的，让读者欲罢不能，甚至达到所谓的“把青春贡献给了金庸”黑洞一样的吸引力。值得强调的是，金庸“左手社评右手武侠”的特殊经历，更使他能够在武侠小说中把自己在社论中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了又说不痛快的话、皮里阳秋含沙射影的话，在武侠小说中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给小说增添了诗意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同时也是无法抵挡的审美力量。每当读到金庸小说中周伯通施展左右互搏之术时，我的脑海中就会不自觉地出现金庸“左手社评右手武侠”的镜像。

三是“金盆洗手”的毅然决然与终其一生的经典化追求的特殊意义。现代性的根本要义是超越以往，不断创新。金庸作为武侠小说家不但超越了以前的武侠小说，更难能可贵是实现了自己创作的小说作品一部更胜一部的奇迹。文学需要创新，作为文学家让自己的作品越写越好，后来居上，恐怕是所有有理想的大作家一生追求的梦想，但却鲜有人达到。在当代文学创作中，金庸武侠小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个例，从《书剑恩仇录》起步，15部作品后一部都超越了前一部，没有起伏，没有倒退，芝麻开花节节高，到《鹿鼎记》完美收官，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又吸纳了世界现代自由民主的观念，在思想的辩证性、展示人性的深刻性、技巧的自如性、艺术的震撼性等方面都达到了他自己小说创作的——当然也是当代小说创作的最高境界，从而“金盆洗手”，不再创作武侠小说。这是大手笔，确实令人叹为观止。纵观现当代文学作家，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创作不再超越自己以前的小说，断然在创作顶峰停止写作小说的作家寥寥无几。不仅如此，退出武侠创作江湖的金庸，又进一步给读者带来一份新的惊喜，那就是大规模、花费漫长时间和巨大精力去修改自己的全部武侠小说作品，这是对因报纸连载重时效性给作品带来诸多漏洞而采取的补救措施，更是金庸对作品负责的精神和追求作品经典化执念的具体体现。这种可贵的“执念”，使金庸在有生之年，在旧有的武侠文学风格流派基础上，再上层楼，打破了世俗和学院派对通俗文学的偏见，让面向大众的通俗文学直接升堂入室。中外文学史上普遍存在一个规律，占据主流阵地的文学形态以经典自居，对新兴的通俗文学拒之门外，所以产生众多的“经典往往在百年之后”的文学现象，到金庸这里才从创作实践和理论上超越了武侠小说只被大众读者喜欢的现象。其作品获得学术界的认可，成为新的经典，不单是武侠小说的经典，也不仅是通俗文学的经典，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毋庸置疑既进入大学课堂，又入选中学课本。金庸15部武侠小说，以其高超的艺术性，为通俗文学正名，堪称不世之功。

现代表现手法的艺术魅力

小说是语言艺术，金庸小说中呈现的现代意义首先表现为其超越了之前所有通俗小说表现出的艺术高度，尤其是在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结构组织、细节描绘等方面，体现出高超的、具有现代表现手法的艺术魅力，令读者如醉如痴，爱不释手，甚至废寝忘食。

一、典型人物性格的多元、丰富与立体化。文学是人学，小说更是最擅长完美塑造人物的语言艺术形式。金庸高度强调人物形象的塑造，曾经说：“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希望写出的人物能够生动，他们有自己的个性，读者看了印象深刻。”金庸以如椽巨笔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一系列典型形象。侠之大者的郭靖、大侠中的大侠萧峰、反抗一切陈旧传统的杨过、追求个性自由的令狐冲、“反武侠”的韦小宝，还有一系列千姿百态的女性典型等等。一个作家能够创造出一两个会在文学史留下来的典型形象已经足以自豪，金庸却给文学史留下了系列光彩照人的典型。无论世界文学史还是中国文学史，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必须首先在人物性格的上超越传统的单一和扁平，达到丰满立体，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二、故事情节、小说结构曲折繁复变幻却又丝丝入扣，魅力无穷。小说本意是传奇，主要靠故事和情节推动；进入成熟期的现代小说，其标志就是超越单一的故事情节和简单二维、三维结构模式。金庸的武侠小说故事情节往往是奇幻之中又有奇幻，令人拍案叫绝，如《神雕侠侣》情节的波澜起伏，虽以情感作为主线，但变化莫测，峰回路转，跌宕起伏，一个高峰又接着一个高峰；再如《天龙八部》，更是长篇小说结构巅峰之作，宋、辽、大理、金、西夏、吐蕃、大燕国七国大交兵，作者却娓娓道来，紧针密线，环环相扣，波波相连，惊叹不断。正如冯其庸先生所言：“古往今来，情节之离奇变幻若此，而又真实可信引人入胜若此，创作之长篇巨论而又精警出尘若此，恕我见闻鄙陋，觉得就中国古今小说来说，还无第二人。”

三、创新与超越。创新超越传统，现代启迪未来。金庸武侠小说在艺术上展示出的现代意义还有很多，比如细节的描摹纤毫毕现，武功的设计与人物性格高度统一密不可分、与人物情感起伏息息相关，景色描写与感情表达的相得益彰、互为衬托等等，这些方面的评论、著述很多，不再细述。

既是传统的现代的也是未来的

文学作品艺术表现形式的高超固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是成功和成为经典的重要因素，但是优秀文学作品同时更需要丰富厚重的思想内容来支撑。金庸的武侠小说以浪漫主义的笔法和超越现实的理想，反映百年中国的时代巨变，核心精神内容和时代同步，虽然以通俗武侠小说的形式展现，却是作家面对时代大潮的反思、探索、批判和追寻。由于金庸丰富的人生经历、渊博的知识结构、深邃的思想，以及不断探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精神境界的追求，表现出一种厚重博大的，既是传统的、现代的、也是立足未来的思想境界，这是其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根本原因。

第一，辩证的思维方式超越了传统文化的观念。金庸小说的内容首先是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主旨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侠义思想、传统美德，这在他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里就彰显无遗，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随着不断追求和创新，他的思辨精神越来越强，观察反映社会、人性、历史问题的角度越来越多元、越来越辩证，当然也越来越全面，思想性越来越强，其作品树立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精神根基（《射雕英雄传》）后，渐渐冲破超越了儒家传统的落后礼教观念（《神雕侠侣》）、狭隘的民族思想（《天龙八部》）、简单的正邪观念（《笑傲江湖》）、鄙陋的传统政治历史观（《鹿鼎记》）等，这和作者本人的辩证思维方式密不可分，也是一个文学大师特殊的优秀品质。

第二，自由思想和独立批判精神启迪未来。严家炎先生说：“最能说明金庸小说富有现代意识的，也许还是他作品中潜藏的那种独立批判精神。”此言一语中的，堪称不刊之论。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一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金庸用其作品中的系列武侠形象诠释了这种精神，杨过、张无忌、令狐冲等等都具有这种可贵的精神，即便他们没有更多的知识，也不能叫做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礼失求诸野，知识分子缺失的风骨和批判精神，在金庸笔下的侠义英雄处却得以保存甚至弘扬，从这里我们似乎能够豁然开朗，认识到了司马迁为游侠、刺客列传的本意，洞察其苦心，也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了进一步理解。金庸小说中这种现代精神和意识的存在，不但是其作品超越一般通俗小说成为经典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意义是其精神内核会超越现代，启发未来，永久留存，具有后现代的意味。

第三，金庸小说对寓言、哲学、宗教和人类生存意义的终极探索。小说以故事和形象反映世界、阐释人生，作为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武侠小说，更是靠情节推动，似乎有了故事就有了一切。金庸小说的不凡是在故事的精彩、人物的典型之上，对人生和社会给予哲学的审视和观照，赋予其作品人物更多的超越世俗且关注终极生存意义的探寻和思考，关乎善与恶的纠结、正与邪的交融、庄严和滑稽的转化、文化与无知的统一、出身和命运的身不由己等等。其作品从历史到现实、从理想到宗教、从人性到制度、从寓言到哲学，超越了儒释道思想的许多格障，上升到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兼顾社会群体意志和个人自由发展的全新境界和高度。这是对人类生存意义终极目标做出的大胆的形象的探索，是正剧亦是悲剧，是悲剧更是喜剧，是对屈原远古“天问”的当代回声。

侠义精神，中华文化的瑰宝

百年金庸，千年武侠。金庸通过武侠小说，把中华五千年文明中一直不绝如缕的侠义文化精神提炼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并且普及深入到广大普通读者之内心，化为精神追求之一种，功莫大焉。侠义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它，并要创新发展“侠义精神”的理念，使其葆有现代意识。

一、侠义精神源远流长，不绝如缕。中华传统文化中，自从“轻财轻生”的侠气质和行为产生以后，侠的精神就在历朝历代被总结、被遵循、被弘扬，虽然其含义和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和丰富，但其核心内容“轻财利他守信”始终贯穿其中，从先秦到当代，万变不离其宗，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重要的一脉，有时甚至超越了不同的人群、阶层、党派，闪耀着熠熠光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第一展厅墙上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就有“守诚信，崇正义”“言必信，行必果”“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等有关侠义精神的罗列，清楚表明侠义精神先进的一面已经被我们吸纳继承。新的时代，社会更需要侠义精神：当老人跌倒被毫不犹豫扶起，当生活遇到困难被施以援手，当突然遇到危险有人奋不顾身，当面对不公有人拍案而起，当个别带着私利的强权高压来临时坚决抗争，等等，我们都会为这种侠义精神所感动和激励，并为之鼓与呼，更愿意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员，积极投入，可见侠义在你我，侠义在民间。金庸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们还要说“侠之存者，助他人、为百姓，侠义恒久远”。

二、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优秀载体。金庸读书万卷，具有丰赡广博的知识，其武侠小说中“琴棋书画诗酒花，柴米油盐酱醋茶”应有尽有，包罗万象。正如冯其庸所说：“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历史、民族、民俗、宗教、艺术、山川、地理等等的内涵十分丰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生动鲜活形象的读本，是中国故事的最好范本，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可以当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入门津梁，会因为读者群体的广大而呈现出更特殊的价值。

三、优雅简洁的语言可视为汉语标杆，精彩绝伦的故事是回归或坚持书本阅读的最好媒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是经典文学作品的基础，金庸的语言在生动形象之外，更具备汉语的简洁典雅、流畅自然，在这个网络语言疯狂侵蚀规范汉语的时代，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无疑给年轻人的语言学习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在倡导全民阅读的当下，如何让年轻的“迷屏一代”更多地走出网络，关注纸质图书、阅读纸质图书，已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如果充分利用好金庸作品这样情节曲折、吸引力强的武侠小说，或许能把更多的年轻读者拉回到纸质阅读上来，至少我们可以期待。

四、知识产权价值的宝库。金庸武侠小说创造并储备了最大的知识产权，可谓是知识产权的渊薮，铺就了当代文学创作知识产权开发和经济价值实现的宽广之路。金庸15部武侠小说，由于读者多、传播广，更由于其经典性，流传时间长，具有无限的和电影、电视、广播、短视频、戏剧、游戏、美食、服饰、文化旅游等相结合开发的空间，值得去探讨和挖掘。关于紧跟时代步伐，与数字科学技术深度结合，深入而立体地全方位开发“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IP，这点可以向《哈利·波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开发学习，勇于创新，大胆开拓，这不单是经济效益多少的问题，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大问题。

（主讲人刘国辉系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