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稳外资如何再发力

2024年04月07日10:04    作者:潘圆圆  

  意见领袖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2024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出招稳外资、优环境,政策组合拳加速推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加强外商投资服务保障”“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国务院办公厅3月印发的《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对打造“投资中国”品牌作出了具体安排。

  当前形势下,如何理性看待我国引资水平与引资结构的发展变化?未来如何采取务实措施,助力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潘圆圆就此撰文,要点如下:

  ➤ 引资数量方面,2023年我国吸引外资数量同比下降,受新增股本投资增速放缓、利润汇回和对外偿债增加等因素影响,在2022年高基数基础上的阶段性波动属正常现象,长期来看中国外资流入量仍有上升空间

  ➤ 引资结构方面,制造业占比下降但高技术制造业的外资持续增长、服务业尤其高技术服务业重要性提升;在华外资企业的规模构成更加均衡,中小型外企数量的上升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 2023年大国经济增长承压,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各类风险因素叠加,导致了全球资金包括直接投资的流动放缓。在此背景下,我国吸引外资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竞争。两方面因素影响未来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一是短期因素的改善程度,二是长期因素能否持续创造效益,这是决定我国对外资吸引力的根本所在。

  ➤ 目前全球化逻辑出现一些变化,部分发达国家出于对我国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的担心,限制与我国企业的技术合作。对此,我国一方面要加强本土研发,另一方面要持续扩大开放,吸引先进制造业的外资流入,创造适合先进制造企业成长的市场环境。

  ➤ 建议继续优化外资准入政策,一是准入阶段的措施应与准入后的政策相衔接,强化外资进入后的投资保护,保障公平竞争、完善配套措施;二是限制性的措施要与鼓励性的措施进行结合,持续缩减负面清单的同时,还需鼓励外资投向双赢空间更大的领域

  ➤ 为了进一步完善外资的服务保障体系,我国还需持续畅通沟通渠道,提供交流平台,建立长效服务机制,及时解决外企关注的问题和合理诉求,为企业来华投资经营提供便利条件。未来可从经济和预期两个维度优化营商环境:一是强化我国在产业链和市场方面的优势,将中国打造成为同等风险下收益更高、收益类似下风险更低的投资目的地;二是要形成明确、稳定、可持续的预期。

  理性看待我国引资水平

  与引资结构的发展变化

  2023年中国吸引外资数量同比下降。根据商务部数据,202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633亿美元,较2022年的1891亿美元同比下降13.6%。以人民币计算,202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13万亿元人民币,较2022年同比下降8%。根据外汇局数据,2023年中国直接投资负债为427亿美元,同比降幅较大。

  如何看待我国引资水平和引资结构的发展变化?

  在讨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或“外资流入”问题时,商务部的“实际利用外资”和外汇局的“直接投资负债”是最常使用的数据,但两个数据有不同内涵,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有差异,不宜直接比较。

  以外汇局数据为例,从统计标准来看,直接投资包括三个部分:股本投资(equity)、利润再投资(reinvested earning)和公司内借贷(intra-company debt)。

  股本投资体现了投资者基于东道国基本面做出的投资选择,这类投资接近实际的产业投资。伴随着股本投资,投资者会贡献技术、经验、网络等其他要素,综合东道国可得的资源,在东道国进行长期经营获益。外资投资所获利润可用来增加在东道国的股本投资,也可选择将利润返还母公司,是否返还与两国间的利差、汇差、通胀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可能发生变化,是短期变量。公司内借贷也与短期变量的相关度较高。

  从外汇局数据看,2023年中国吸引外资同比下降的原因在于,新增股本投资增速放缓,但利润汇回和对外偿债增加,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同比下降。2023年由于美元加息、境内外利差加大等原因,外资企业的利润返回和偿还外债都有显著上升。体现在外汇局数据上,外资在华股权投资从2022年的1687亿美元下降到2023年的717亿美元,外资的关联企业债务从2022年的215亿美元净流入转为2023年的289亿美元净流出。这两个数据分别反映了2023年外资利润汇回和外债偿还数量的上升。

  除了数量的变化,引资结构的变化也有助于说明中国吸引外资的状况。总的来说,中国希望吸引更高质量的外资,期待外资参与中国的产业升级,推动外资在华布局更加均衡。从行业看,外资重点投资中国的行业,充分利用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机会,外资也帮助了中国产业升级。

  一方面,制造业曾是外资重点投资行业。以2005年为例,第二产业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约60%。截止2014年,制造业占中国合同利用外资金额的比重仍在54%左右。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从数据看,上世纪90年代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曾高达17%,2000年后外企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度超过30%,外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占全国的比重约为30%。

  近年来制造业占中国吸引外资数量的比重有所下降,但高技术制造业的外资持续增长。2023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引资增长6.5%,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32.1%和12.2%。

  另一方面,服务业尤其是高技术服务业的重要性在提升。2023年中国在服务业领域吸引外资为7760.8亿元人民币。投向中国的高技术服务业外资中,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领域的外资分别增长8.9%和4.1%。服务业外资重要性不断提高,与中国对服务的消费需求上升有关,也与中国经济中服务业的贡献率升高有关。

  在华外资企业的规模构成也更加均衡,2023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3766家,同比增长39.7%,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大企业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大型外企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展开了对华投资,2019年世界500强公司中已有约490家在华投资。由此可以推测,2023年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中小型外企是主力,而中小外企数量的上升说明中国营商环境在优化。

  其中的逻辑是,中小型外企单个企业的议价能力通常比较弱,难以获得“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投资待遇,会更加重视东道国整体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水平。中小型外企数量的上升,说明中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外企认为中国市场的确定性在提高

  因此看更长时间中国吸引外资的情况,中国的外资流入量仍有上升空间。更长时间包括向前和向后两个维度:回顾过去,2017-2022年中国吸引外资连续六年正增长,特别是2022年在全球跨国投资下降12%的背景下,中国引资数量同比增长6.3%,创下了历史新高。在2022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出现阶段性波动是比较正常的

  展望未来,长期里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增长有较大的空间。除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外,它国经验说明,随着一国经济体量增加,其吸引外资的数量会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常伴随着外资数量上升,发达经济体的“FDI存量/GDP”值平均而言比发展中国家要高。根据外汇局的直接投资头寸数据,2004-2023年中国“FDI存量/GDP”的平均值为22.2%,低于G20国家的平均值,后者约在40%左右。与中国经济总量相比,中国吸引外资数量有增长空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继续上升,外资流入有更大的增长空间。

  全球跨国投资形势变化

  与招商引资竞争

  1. 2023年全球FDI有所下降,我国吸引外资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竞争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2023年全球跨国投资同比增长3%,剔除“离岸中心转投资”的因素,全球FDI实际下降了18%。其中,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引资分别下降28%和9%。2023年美国和欧盟吸引外资的下降幅度分别为3%和23%。

  全球跨国投资的下降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理解:

  从历史数据的表现看,外资数量出现较大幅度波动较为常见。以发达经济体为例,2017、2018和2022年发达经济体吸引外资的跌幅分别为30%、28%和37%,2020年的跌幅高达68%。2019和2021年发达经济体吸引外资则分别增长了47%和89%。中国吸引外资数量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是来之不易的成果。

  从直接投资的特征看,吸引外资金额容易受到大项目的影响,部分项目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大项目的有无及数量变化使得特定年度的引资数量不同。

  从国际投资的环境看,2023年大国经济增长承压,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各类风险因素叠加,导致了全球资金包括直接投资的流动放缓

  中国吸引外资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竞争。发展中国家通过激励型政策吸引外资,主要包括财税鼓励和金融便利来降低税收负担和融资成本,提高外资的盈利预期。

  以越南为例,越南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激励外商投资的政策,具体有公司所得税优惠、为形成固定资产而进口的货物免征进口税、减免土地费和土地租赁费、加速折旧等措施。越南还区分投资活动、投资区域、投资行业给出了可享受特别激励的投资项目。

  越南的激励性政策促进了外资流入。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越南的外资注册资本量为4405亿美元,外资主要来源于韩国、中国大陆、新加坡、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这几个经济体占越南吸引外资案例的比重分别为26.3%、9.8%、8.6%、13.7%、8%、6%,占引资金额的比重分别为18.5%、5.3%、16.2%、15.7%、9.3%、6.7%。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鼓励制造业回流,倡导近岸和友岸外包,推动供应链替代,客观上给外资提供了更多选项。加上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消费迭代升级等因素,部分外企在产品和服务上的优势减弱,可能选择减少在华投资,或将部分业务撤出中国,或建立海外备份生产场所。

  2. 两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对外资吸引力,长期来看外资对华投资获得高收益有基本面支撑

  两方面因素影响未来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

  一方面是短期因素的改善程度。如上文所述,2023年吸引外资数量的下降是利润汇回和偿还外债的增加所导致,这部分资金的流动随着短期因素而发生变化。在舆论导向和市场情绪影响下,还有一定的跟风效应。当短期因素出现变化,例如中美之间的负利差转变为正利差,资金可能再次流入中国,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将趋向稳定。

  另一方面,中国的长期因素能否持续创造效益,是决定我国对外资吸引力的根本所在。是否投资中国,外国投资者最重视甚至唯一看重的是收益成本相抵之后的经济回报。决定直接投资回报的是基础变量。中国的基础经济变量,包括基建、人力、资源、技术、市场等非常稳定且持续改善。

  例如,202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26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47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货物进出口总额达41.8万亿元,2023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4年增长了约1倍。这些数据说明,中国对外商的经济吸引力客观存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外资对华投资获得高收益有基本面的支撑。

  全球化逻辑出现变化中国扩大对外开放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

  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将生产的不同环节配置在不同的国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的逻辑——企业利用不同国家在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源方面的优势,进行全球布局,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并提高生产效率。

  苹果公司是生产链全球布局的一个典型例子,苹果的排名前200的供应商来自不同的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印度、越南、墨西哥等。中国顺应了全球化的趋势,通过吸引外资对外出口,积极融入国际生产网络。同样以苹果为例,中国企业是苹果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苹果前200大核心供应商里中国大陆供应商数量较多。

  苹果的供应链是一个典型例子,与苹果相类似,还有数十万家外企在华经营,这些外企有大量的原材料、半成品、制成品进出口,中国通过这些渠道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提高了自身的生产能力。随着中国企业的制造能力上升,中国同样希望将生产配置在不同的国家。发达国家在部分制造业上具有技术优势,中国和发达国家在这些行业进行分工合作,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但目前全球化的逻辑出现了一些变化,部分发达国家出于对中国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的担心,通过强化投资审查、更新出口管制和人员交流方面的政策,限制与中国企业的技术合作。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一方面加强本土研发,另一方面持续扩大开放,吸引先进制造业的外资流入,创造适合先进制造企业成长的市场环境,并期待通过我国的投资活动丰富国际投资的实践,为全球投资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加大吸引外资力度,提出了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等具体举措。笔者认为,准入是与外国投资者关系最密切的权利,充分保障外资的准入权利、增加外资在中国的机会是基础环节。中国非常注重保障外资在准入阶段的权益,2017年以来中国连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2017年中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中,限制投资和禁止投资产业目录下分别有35条和28条;到了2018、2020和2021年,中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的条目分别为34条、33条和31条,2021年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只有27条,中国对外资准入的限制逐年减少。

  下一步,建议继续优化外资准入政策。例如,准入阶段的措施应与准入后的政策相衔接。强化外资进入中国后的投资保护,保障公平竞争,完善配套措施等同样重要。又如,限制性的措施要与鼓励性的措施进行结合。持续缩减负面清单的同时,还需鼓励外资投向双赢空间更大的领域,如中高端制造、研发、现代服务等领域和中西部、东北地区。就具体行业来说,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外资准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强调,“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增强对国内外要素资源的吸引力。”要吸引外资,营商环境就是竞争力。

  对营商环境有两类评价指标:

  第一类是定量的指标。以世界银行的营商便利度指数为例,该指数对获得许可、纳税、贸易、履行合同等事项,给出了企业花费的时间长短、成本的高低、流程数量的多少,并以此说明各国投资环境的差异。定量指标有指向明确、结果可比等优势,我国也可给出明确的数值目标。

  第二类指标以定性为主,如透明、友好、安全等,这些指标在概念上有模糊性。例如,透明度中涉及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时间等,各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这类指标,我国应该对标国际高标准,吸收它国的经验,并考虑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来进行界定。

  可从“投资服务”这个角度来具体说明中国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外资企业在中国有“进入-经营-退出”的不同阶段,其存续时间短的话有几年,长则数十年,通过长期经营来获利。对外资企业的服务和保障将覆盖投资的不同阶段,延续较长的时间,涵盖方方面面的内容。

  在外企进入阶段,中国的服务保障体系应关注审批、规划、用地、用电、环评等方面。在经营阶段,中国的服务保障涉及纳税、贸易、履行合同、能耗等企业事项,也包括支付、旅行等投资者的生活便利。在退出阶段,投资者权益保障、外汇等问题较为重要。

  为了进一步完善外资的服务保障体系,建议进一步畅通沟通渠道,提供交流平台,建立长效服务机制,及时解决外企关注的问题和合理诉求,为企业来华投资经营提供便利条件。

  未来可从经济和预期两个维度来优化营商环境。经济方面,要强化我国在产业链和市场方面的优势,将中国打造成为同等风险下收益更高、收益类似下风险更低的投资目的地。另外,形成明确、稳定、可持续的预期。相比营商环境本身的特质,营商环境整体的确定性和持续性更为关键,外商会基于对营商环境的整体看法来做出投资选择。稳定预期的方式包括坚定扩大开放,缩减负面清单,促进公平竞争,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等多方面的内容。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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