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杀人罪，古代法律怎么判|未成年人_新浪财经

转自：上观新闻

邯郸一初中男孩遭3名同班同学杀害一事，引起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犯杀人罪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关注；而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表示，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法追究刑责，更是引发人们热议。

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法律难题。从中国古代法律的规定来看，基于“矜老恤幼”、“爱幼养老”的理念，对未成年人犯罪根据其年龄，分别采取减轻或免除刑罚的原则。早在《礼记·曲礼》中，就已有相关的记载：“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这一记载，可以说是古代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基本的理论依据：即以7岁以下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的年龄界限；超过这个年龄，可以视情况从轻或减轻处罚，但不免除刑事责任。

《礼记》中的这一原则，在作为中华法系代表作的《唐律疏议》中得到具体体现。《唐律疏议·名例律》“老小及疾有犯”条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一肢残废等），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二肢残废，双目失明等），犯（谋）反、（谋大）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从这一规定看，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三个阶段：（1）15岁以下，仅对死罪及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等几类严重犯罪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对其余犯罪可以收赎；（2）10岁以下，犯谋反、谋大逆及杀人等死罪，得上请皇帝减轻其处罚，犯盗及伤人等犯罪得收赎，对其他犯罪一概不承担刑事责任；（3）7岁以下，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不论犯有何罪，一律不承担刑事责任。

除上述规定外，《唐律疏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还有几项重要的补充规定：（1）教唆7岁以下未成年人犯杀人罪的，“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赃应备，受赃者备之。”即仅罚教唆者、不罚被教唆的未成年人，但犯罪所得的赃物，如果是被教唆的未成年人受用的，那么，被教唆的未成年人仍有负责偿还的义务；（2）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追溯时效问题，《唐律疏议》规定：“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即如果是15岁以下犯罪，16岁事发的，流罪以下，一律听赎；7岁犯死罪，8岁事发的，一律不得追究刑事责任；（３）对未成年人限制免除刑事责任的问题：对于某些触犯礼教的犯罪，即使行为人依法属于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也不能免其罪责。如《唐律疏议》中规定：“其殴父母，虽小及疾可矜，敢殴者乃为‘恶逆’，于律虽得勿论，准礼仍为不孝，老小重疾，上请听裁。”

《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律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与《罗马法》相比，也有类似之处。《罗马法》中，对7岁以前的行为，法律假定其为无意识的活动，所以不认为是犯罪；7岁以后至14岁，则视其辨别能力如何而定其责任能力有无；14岁以上，则为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不过，两者也有质的区别，即《罗马法》是以人的主观认识和辨别、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作为区分刑事责任年龄的标准，而《唐律疏议》则是根据儒家“矜老恤幼”、“爱幼养老”的理念作为确认刑事责任年龄的依据。因此，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中国法律对刑事责任年龄一般都作双向的划分，即在同一年龄阶段中，同时规定老年犯及幼年犯，将老幼一体对待。这一制度贯彻了儒家礼教中“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的主张，体现了中国古代伦理法的特点。

《唐律疏议》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基本上被后世法律所全盘继承。这种对未成年人犯罪根据不同年龄段给予不同处理的做法，无疑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有争议的未成年人犯杀人罪案件，也往往是报请最高部门酌情处理。

清朝法律在继承前代规定的基础上，对未成年人犯罪，根据实践中的不同情形，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从清代案例汇编《刑案汇览》所收录的未成年人犯杀人罪的案件来看，基本上体现了以下处理原则：

第一，7岁以下的幼儿犯杀人罪的，按照法律规定，一律不予追究。《刑案汇览》“六岁致毙九岁题请免罪”条记载：嘉庆十七年（1812年），黑龙江6岁幼儿杀死9岁孩童，刑部复核认为：“该犯年止六岁，与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之律相符”，因此“将该犯依律免罪，恭候钦定，系属照例办理，应请照办。”

第二，扩大了未成年人犯杀人罪“上请”的范围。清代法律承袭《唐律疏议》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15岁以下犯流以下罪收赎，杀人等严重犯罪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确立了一项原则，即“十五岁以下殴毙人命，必死者实有欺凌逞凶情事，方可照例声请”，予以减轻发落。这一原则是雍正十年（1732年）江西的丁乞三仔殴死族兄丁狗仔一案所确立的。在此案中，丁狗仔欺负年仅14岁的丁乞三仔，还用土块扔他。丁乞三仔用土块回扔时，不巧将丁狗仔打死。按法律规定，丁乞三仔应当判处死刑，但最终因“丁乞三仔情有可原，著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这也成了当时的一个著名的判例，不断被后来同类案件所援引。

第三，对未成年人犯杀人罪的，恶性严重的，依法予以惩处。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10岁以下犯杀人罪，得上请皇帝减轻其处罚。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四川的刘縻子殴毙李子相一案，因两人都年仅9岁，因此将刘縻子拟绞监候，并上请朝廷减等收赎。但乾隆皇帝认为：“九岁幼童既能殴毙人命，其赋性凶悍可知，不宜遽为矜宥”。最终刑部根据乾隆的批示，将其判为绞监候（类似于今天的死缓），等若干年后视其改造的情形再作处理。因此，在清朝的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犯杀人罪，是否有主观恶意是判定其责任的一个重要因素。《刑案汇览》嘉庆八年（1803年）广西巡抚的“说帖”（判决意见书）中就指出：“查办理幼孩毙命之案，总视其是否被长欺侮为断。如死者并非理曲逞凶，又无欺凌情状，凶犯虽年未及岁，仍应按律拟抵，不准声请。”这一观点，与今天人们所主张的“恶意补足年龄”是极为相似的。

笔者撰写此文时，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明朝“野史”的记载：一个十来岁的幼儿把邻居的小孩杀死了，百姓们都认为他还小，不懂事。县太爷便叫人给这个杀人的孩子拿来一碗饭和一双筷子，但筷子是一反一正放着的。孩子很自然地把筷子对齐正反后，才开始吃饭。于是县太爷说：这个孩子吃饭都知道筷子反正，焉能不知道杀人偿命之事？于是下令将其判处死刑。

这个案件的真伪难以考证，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未成年人犯罪，除了年龄之外，主观认识能力应当是判定其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要因素。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