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天津日报
今年是梁羽生先生诞辰百年，同时也是他开创的“新派武侠小说”诞生70周年。1954年，他创作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在香港《新晚报》开始连载，从此，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流派——“新派武侠小说”。该流派摒弃了中国旧派武侠小说一味复仇与嗜杀的倾向，将“侠行”建立在正义、尊严、爱民的基础之上，梁羽生提出“以侠胜武”的理念，他对武侠中的“侠”进行了全新阐释：“旧武侠小说中的侠，多属统治阶级的鹰犬，新武侠小说中的侠，是为社会除害的英雄；侠指的是正义行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行为就是侠的行为，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他认为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侠”比“武”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与其有“武”无“侠”，毋宁有“侠”无“武”。
“被迫”动笔 一炮走红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梁羽生”是其笔名。
1924年3月22日，陈文统出生于广西蒙山一个书香门第，他自幼喜爱写诗填词，接受了很好的中国传统教育。1945年，一批学者避难来到蒙山，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和以敦煌学及诗书画著名的饶宗颐都在他家里住过，陈文统向他们学习历史和文学，很受教益。抗战胜利后，他考入广州岭南大学。1949年夏，他从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经校长陈序经推荐，报考香港《大公报》翻译。当时《大公报》总编辑李侠文委托报社一位年轻同事查良镛做主考。查良镛觉得陈文统的英文合格，就录取了他。由于酷爱中国古典诗词和文史，陈文统很快便在香港《大公报》做了副刊编辑。不久，他又被调入《大公报》子报《新晚报》。而把陈文统变成梁羽生的，就是《新晚报》的总编罗孚。
1954年1月，在香港有一场引起全港市民关注的武术比赛。后因故比赛于1月17日改至澳门进行，很多香港观众涌到澳门观赛。这次比赛让《新晚报》总编罗孚敏锐地意识到，应该开辟出一块阵地专门登载武侠小说，这样一定会吸引很多读者。找谁写呢？罗孚开始认真考虑人选。他最后将目光聚焦在自己的编辑陈文统身上。在办公室里，罗孚常听到陈文统滔滔不绝地与查良镛谈论武侠小说，很有些见地。
当罗孚与陈文统商谈此事时，陈文统并不愿意，他的理由是自己根本就没写过武侠小说，只是喜欢看而已。而且，当时在业内一般认为登武侠小说的报纸品位不高。为了能说服罗孚，陈文统这样说：“若登了不入流的武侠小说，你就不怕《新晚报》被降低报格？”罗孚则回复他：“我就是要打破大报不登武侠小说的惯例！我对你有信心，相信你写的武侠小说，不会降低我们的报格。你一定要写，我们也一定登！”罗孚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告诉陈文统，要以最快速度将小说名字和故事梗概告诉编辑部，编辑部将马上准备刊登预告。就这样，1月19日，《新晚报》便在自己的头版显著位置刊出了“本报增刊武侠小说”的预告。
陈文统只得被迫当天便开始撰写小说。1月20日，一篇署名“梁羽生”的小说《龙虎斗京华》开始在《新晚报》“天方夜谭”栏目连载。小说一共连载了7个月，在香港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龙虎斗京华》是梁羽生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因为有了它的连载，不仅《新晚报》销量看涨，梁羽生在香港也一炮走红。
反响强烈 携手金庸
《龙虎斗京华》连载结束后，梁羽生本想休息一下。但看到读者反映如此强烈，罗孚又“逼着”梁羽生创作出了《草莽龙蛇传》，该小说是《龙虎斗京华》的姊妹篇。1955年2月初，《草莽龙蛇传》连载结束后，疲于写作的梁羽生跟罗孚坚决表示要“请假”，自己需要调整一下，加之当时还有一些其他事务，实在无暇再在《新晚报》连载写稿。
眼看《新晚报》就要在武侠小说栏目开天窗，不愿大好局面就这样失去的罗孚又想到了另一位同样爱读武侠小说并常和陈文统闲聊的编辑——查良镛。于是，他故技重施去找查良镛，交涉后，罗孚胜利了。1955年2月8日，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在《新晚报》“天方夜谭”开始连载自己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书剑恩仇录》的出现，在香江又掀起一股新的武侠狂潮。
自此之后，梁羽生、金庸不断地为读者创作出众多经典“新派武侠小说”。这些新派武侠小说用全新的文艺手法构思全书，用新颖的表现技巧把武侠、历史、言情三者结合起来，使中国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稳厚绵密 侠中见儒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创作的全盛期，也是梁羽生的创作巅峰期。自《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后，梁羽生又创作出《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冰川天女传》《还剑奇情录》《散花女侠》《女帝奇英传》《联剑风云录》《云海玉弓缘》《冰魄寒光剑》《大唐游侠传》《冰河洗剑录》等作品，其中，《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狂侠·天骄·魔女》等被视为其重要代表作。因作品太受欢迎，梁羽生当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二至三部小说在不同的报纸同时连载，最高峰期即1966年至1967年时，曾有过四部小说同时连载的“盛况”。梁羽生的小说以深厚的文史知识和典雅的古代诗词见称，语言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书卷气，故事中常常将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其间。
这期间，他还被罗孚“逼着”“无奈”地写了一篇点评他和金庸武侠小说的文章。1965年底，《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想创办一本新的文学刊物《海光文艺》，为吸引读者，罗孚找到如日中天的梁羽生，希望他能写一篇评点他和金庸武侠小说的文章，这样不愁没有读者不关注这本新刊物。禁不住罗孚的劝说，梁羽生开始撰写此文，最后以“佟硕之”为笔名在《海光文艺》1966年1月号—3月号，发表了一篇迄今依旧是研究新派武侠小说的重要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此文一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关注。
此后，梁羽生继续醉心于自己的武侠小说写作，其后他又创作出《慧剑心魔》《飞凤潜龙》《侠骨丹心》《瀚海雄风》《武林天骄》等武侠小说。直到1983年，他创作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武当一剑》，1984年梁羽生宣布封笔。
对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台湾著名作家司马中原有这样的评价：“梁羽生的作品可以‘稳厚绵密’四个字来形容，非常的工稳、厚实，生活的根基很深，重视历史考据，侠中见儒气。”
文学资料 “叶落归根”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梁羽生移居悉尼。晚年的梁羽生开始考虑自己珍藏一生的文学资料应如何处理。从内心而言，他希望这些资料能“落叶归根”。2004年，他决定将自己的文学资料捐赠给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次捐赠要感谢他的老友陈丹晨先生的牵线搭桥。
2004年7月，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老朋友陈丹晨先生告知文学馆领导（陈建功馆长、李荣胜常务副馆长），定居澳大利亚的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先生已八十高龄，重病在身，他有意将其一生创作的书籍、手稿等文献资料捐回国内。陈丹晨先生与梁羽生相识20多年，是无话不谈的好友。陈先生建议文学馆应该积极争取。文学馆领导得知此事后，马上向中国作协做了汇报。很快，中国作协便回复同意中国现代文学馆接收其捐赠。在当年11月间，趁梁先生从悉尼回香港接受香港岭南大学名誉博士的机会，中国现代文学馆派人前往香港与梁羽生先生面谈此事，当面表达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希望收藏其文学资料的意愿，并送上中国作协对梁先生的美好祝愿及真挚问候。
2004年11月23日上午，中国现代文学馆一行三人，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总经理孙立川先生安排下，在香港港青酒店拜访了梁羽生夫妇。在交谈中，中国现代文学馆表达了希望永久收藏梁羽生先生文献资料的意愿，并表示为更好地保存梁先生资料，准备在文学馆成立“梁羽生文库”。梁羽生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诚意深表感谢。通过交谈，梁羽生先生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对海外作家的尊重以及对征集自己文学资料的重视，并对文学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梁先生当即表示愿意将自己收藏在悉尼家中的珍贵文献资料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此次拜访结束后不久，2004年冬，梁羽生在香港拜会自己的老师饶宗颐先生时，告知老师自己准备将绝大部分文学资料捐赠给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梁羽生文库”，让自己这些珍贵的文学资料“落叶归根”，回归故土。饶先生听后，很是感动，他表示要亲自为“梁羽生文库”题名。没过多久，饶宗颐先生便将自己写好的“梁羽生文库”条幅赠予梁羽生。
2006年7月下旬，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李荣胜带队前往悉尼接收梁羽生先生捐赠的文学资料。7月26日，“梁羽生文化收藏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仪式在悉尼隆重举行。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李荣胜代表文学馆接受梁羽生先生的捐赠，并向梁羽生赠送了编号为〇〇五一号的巴金铜铸手模。梁羽生先生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包括他的手稿、书信、字画、珍贵藏书以及楹联、翰墨、家具实物等在内的珍贵文物。
在捐赠仪式上，梁羽生先生非常激动。他说，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文化使者飞越时空，带来了祖国对他的隆情盛意。他也看到了中国对保护和发展文化的巨大努力。他希望更多文学界的朋友支持中国现代文学馆。
这批文学资料抵达北京后，经过整理、登记、编目，2006年下半年，“梁羽生文库”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成立。这是目前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的唯一一位武侠小说家文库。
2009年初，梁羽生先生去世前夕，他和好友金庸通了最后一次电话。几天后，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先生平静地走了。
2009年2月16日，在出席“萍踪侠影归去，笔翰文心长存——一代武侠宗师梁羽生创作成就回顾”座谈会时，金庸谈到自己和梁羽生。他认为自己的文学及历史根底均不如梁羽生，自己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也只是跟在梁羽生后面。金庸说：“他中文程度比我好得多，他来指教我，我大部分都接受……多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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