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三蜀之一”

历史上的“三蜀之一”
2024年02月26日 03:04 华西都市报

古郡犍为:巴蜀南向重要通道

作者(左一)在宜宾高县庆符镇小靖村调查明宣德年间靖边堡遗址。

宜宾筠连古道。

文/图 赵晓东

  在今川滇黔渝结合部,西汉时期置有犍为郡,古蜀的杜宇夫妇,也与它息息相关。《蜀王本纪》说:“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华阳国志》说:“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这个郡初建时就包括朱提(今云南昭通)、汉阳(今贵州赫章)、鄨(今贵州黔西)和四川的宜宾、乐山、眉山、泸州、自贡、内江、资阳及成都、重庆一带。关于犍为郡的研究,乐山市犍为县的罗家祥先生出版有《犍为郡记》,书中认为该郡建置时间为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存在约892年。至于地望,屡有变迁,后越缩越小。

  犍为郡建立与汉武帝开拓西南息息相关,由于地处今日云贵川渝结合部,汉武帝派唐蒙通夜郎,即由郡地东南方向循西南而进,说服夜郎侯多同归汉,和平开疆,底定中国西南疆土。犍为郡初治在鄨,汉元光五年(前130年),移治南广(今宜宾珙县傅家坝);孝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郡治再移僰道(今宜宾),王莽时期遂徙武阳(今眉山江口镇)。后又在宜宾、乐山、眉山之间,有过数次迁治。该郡原作“楗为郡”,《说文解字》云“楗,限门也”,意为大汉的西南门户。唐蒙入此,是沿今天的沱江南下资中(今资阳)、江阳(泸州),转入长江,到符县(今泸州合江)的巴符关后溯赤水河,再入远在滇东曲靖沾益区的夜郎国邑。他见到都江堰楗尾堰不是一项只孤零零位于宝瓶口处的水利工程,而是“逐堤防波,节节上溯”而成的一项伟大工程,故以“楗尾”为郡名。

  犍为郡在历史上一度非常辉煌,以“三蜀之一”傲立大西南乃至中国历史。“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既然冠有三蜀之一,笔者认为这方地域在巴蜀文化的形成中具有自身作用,对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巴蜀文化有融合之功,它在中华民族形成初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了交通枢纽、民族融合、物产输送等方面的贡献,影响延至今日。

壹 南控滇黔

“蜀身毒道”得以开通

  犍为郡交汇有全段通航的长江、岷江、沱江,和部分通航的金沙江、横江、南广河、淯江、永宁河、赤水河,是巴蜀远距离荷载人流、物流最为得天独厚的宝地。正如唐蒙通夜郎的道路走向,唐代以前,巴蜀南向的重要通道皆从此出。南方丝绸之路东(中国西南陆海走廊)、中(成都-宜宾-滇缅-印度)二线在泸州、宜宾分头径南、径西。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皆在宜宾交汇。正因为犍为郡的设置,才引发了司马相如在西夷的建功立业,后才有越嶲、沈黎、汶山、武都等郡之设,也使汉帝国通过巴蜀可达缅印的“蜀身毒道”得以开通。

  李冰从蜀郡中心顺岷江构筑水陆并行的“僰道”进入宜宾后,常頞开通以宜宾为起点的五尺道,借道横江和穿行河谷继续翻山南至后来设的建宁(今云南曲靖);唐蒙开通鳛部道(赤水河道)后,又利用了横江下游南广河水道,大力打造南夷道,直接把汉帝国的兵船航向川滇黔结合部,“从僰道指牂牁江”而向南中国海。进入宋代,淯井之盐既激发淯江的大规模运力,又引来帝国中央与泸夷族群的拉锯,永宁河水道也得以开通。

  犍为郡的路网格局,再加上汇入长江的岷沱二江便利的水陆通道,通过长江黄金水道无缝链接,形成长江干流为经、南北向支流为纬的“卅”字形交通体系,形成巴蜀历史上罕见的特殊交通现象,使得该郡为整个云贵地区接受中原文化和加速经济进步,凸显出重要的桥头堡作用。

  汉武帝之后西南夷曾发生几次大规模动乱,平息之功既倚靠征发巴、蜀和犍为兵士,更倚靠这个“卌”字交通带来的快速、便利和迂回。兵员集结,后勤输送,多点包抄,号令调度,使得两汉帝国和新莽政权在云贵包括广西等地迅速实施军事意图。迨至唐代,从宜宾南至今中越边界的镇控,由戎州都督府执行,仍能看出当初设置犍为郡的初衷。历史上泸州有“西南要会”、宜宾有“西南半壁”之称,即是基于交通因素所作的定义。

贰 汇交羌僰

川南与岭南文化互通的证据

  犍为置郡较早,自始至终生活着不少古代民族,汉夷错杂。该郡以僰人为主构建起来,僰人虽然被称为“夷中最仁”,但正如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评价:“郡虽三蜀之一,然在汉晋间,犹为民族复杂,产业落后地区。”

  生活着众多古代民族的西南夷地区,氐羌系、百濮系、壮侗系、苗瑶系,和后来进入的华夏人夹插其间,他们既保持各自民族特色又吸收兄弟民族精髓,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犍为郡的开发过程,是整个西南夷地区开发之缩影。

  就犍为郡地域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属于百濮系的僰人和属于氐羌系的乌蛮(彝族先民)最为活跃。僰人在汉人进入后,“汉民多,渐斥徙之”,逐步迁徙到南部地域,随着僚人入蜀与乌蛮东进,数个民族在这里上演了近两千年的民族融合故事。可以说,地处川滇黔渝结合部的犍为郡地域,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区域之一。

  乌蛮、僚人和土著僰人在犍为郡交汇的过程,就是当地经济、文化深刻嬗变的过程。乌蛮作为嶲的后裔,是在犍为郡地域开始“六祖分支”并强大起来的,他们向东、向北发展,进入今宜泸南部形成强大民族割据力量,影响到该地区的民族构成、地名方言、风俗习惯等。今乐山、宜宾、泸州、昭通还有彝族同胞居住,摩尼、豆沙关等地名就是典型的彝语音译,火把节在川南一带若干彝族聚居区还在热闹举行。

  僰人是百濮之一,他们和其他濮人一样,实行崖墓葬,不是挂棺在山崖之间,就是依山岩开凿石穴而葬,乐山-眉山一带崖墓,宜宾-昭通一带悬棺,是中国现存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不管是何种葬法,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完成。笔者认为,每一个集中葬地附近,都有僰人部落居住,这些聚落已经显示出有相当明晰的社会分工,因此也才有能力去组织实施如此浩繁的工程。

  僚人是僰人的分支,成汉时期开始从南方大规模入蜀,就是通过犍为郡通道北进,遍布巴蜀乃至今陕豫鄂边。他们留下的“落”“乐”“思”“来”等字为齐头的地名,在成都以南地域数不胜数,成为川南与岭南历史互通的文化证据。

叁 文坛巨匠

王褒与司马相如、扬雄齐名

  犍为郡官员尽忠职守,维护中央权威,从太守到属吏皆史有明文。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汉帝国攻打反叛的南越国,犍为太守立即启程到郡内的且兰国(今贵州安顺),督促邑君出兵助战被杀。王莽篡位,郡功曹朱遵等不服其篡改犍为郡名为西顺郡,遭围战死。目前可考犍为郡的太守有36人,包括官至丞相的朱博和何祗、李毅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李严,是刘备托孤的老臣之一。蜀汉的张翼、西晋的侯馥等名将,都在犍为郡地域出仕、征伐。张翼顾大局至今传颂,侯馥忠规奋烈堪为国之楷模。

  “修身于蜀,纪名亦足”的犍为南安人费贻,在割据的地方势力公孙述面前,不畏权势,拒不出仕,“漆身为厉,阳狂以避之,退藏山薮十余年。”汉光武帝听闻,“嘉之曰:士大夫之郡也。”消灭公孙述后,任其为合浦太守。费贻在那里为政清廉,体恤百姓,当地的廉江、廉山、廉泉、廉井、廉州等皆因其得名。

  在孝行方面,僰道出了孝子隗通、吴顺,同为孝子的姜诗致仕江阳、符县,犍为郡地域孝道文化遍地流布。符县孝女先络(叔先雄、叔先络),为打捞父亲尸体而沉水;僰道张真之妻黄帛,也有类似义举,赢得时人作歌传颂。从各类古籍中分析,汉晋时代犍为郡地域的孝道文化,是蜀中地域的多发之地。详加整理,可为当今的家风文化传承增添新的内容。

  犍为郡的文化科技人才也大量涌现,云贵地区的文化开山鼻祖是犍为舍人,曾有人建议在该郡兴辟雍,设庠序以资教化。《华阳国志》中可以统计到,两汉时期西南地区士人总共187人,犍为郡就有24人,一郡占近13%的比例,远多于南中诸郡。西汉资中王延世,娴熟运用李冰蜀中笼石垒堤治水法,整治黄河水患成功,汉成帝高兴地把年号改为“河平”纪念,被赞为“王延河平,纂禹之功”。有人说:“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读《陈情表》不哭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慈。”《陈情表》就是武阳人李密所著。东汉的董钧、杜抚等门生众多,撰有《吴越春秋》的赵晔就是杜抚的学生。董钧还“为汉定礼”,参与议定了五郊祭祀、宗庙礼乐、诸侯王丧礼规格、威仪章服等仪礼制度。

  此处还要特别提到王褒(子渊),他是蜀地与司马相如、扬雄并立的又一位文坛巨匠,常用成语“聚精会神”“相得益彰”都出自他的《圣主得贤臣颂》。他的才华,被明代第一才子杨慎赞为:“玮晔灵芝发秀翘,子渊摛藻掞天朝。汉皇不赏贤臣颂,只教宫人咏洞箫。”

肆 茶盐佳荔

世界上记录最早的“茶市”

  交通便利,民族和谐,催生经济独特。王褒《僮约》中记有“武阳买茶”,是中国茶业史有记录的首次出现,证明世界上记录最早的“茶市”在犍为郡。他描述的“烹茶尽具”,也是犍为郡率先进入中国茶文化的首次记录。

  犍为郡经济上较为发达,商品流通有极大规模。中国号称两大盐都的自贡(富荣盐场)和乐山(犍乐盐场),都位于郡内,清代曾发现有“楗盐左丞”封泥。根据《汉志》记录全国所设盐官的处数来推算,犍为郡在西汉时,已经是全国36大盐产区、西南4大盐产区之一。

  盐业运销还有东汉崔骃《博徒论》提到的“江阳之盐”,实乃以沱江为主要运输系统的重要盐产区产品的共有名号,它依托沱江-长江-赤水河水运,构成销往夜郎缺盐民众的重要标志。到清代川盐所形成的四大销售口岸,汉时业已完成雏形构建。淯井的盐业开发,更早在巴国控制时期,僰侯之所以定邑在长宁河交汇长江的江安县城,即为盐运输送而采取的镇控行动,也为他后来领军能迅速顺江而逃,“预埋”了黄金水道。后来建县于此的新乐县“有盐井”即为淯井井盐,这也证明了早在僰侯时期就开始对井盐进行了开发利用。

  僰人对经济作物规模化培植也是犍为郡的特色,该郡是世界最著名的生姜产地之一,“干姜……生犍为及荆州、扬州”。柑橘、茶叶、蒟等特色作物也产量颇大。其中,岭南佳果荔枝当是僰人早在秦时期即引种而来,他们多以此为业,园植万株,收一百五十斛,数量惊人。川南荔枝延续到唐代还红果绿荫,品优质佳,杜甫戎州东楼大啖三百颗,远隔山水还回忆满满:“忆过泸戎摘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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