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出版宴饮新时代——王伯祥与上海粤菜馆

我曾撰《美食与文艺皆不可辜负：傅彦长与上海粤菜馆》（刊于《书城》2022年第5期，题为《傅彦长与上海粤菜馆》）说，“食在广州”的得名，与晚清民国作为文化和传播中心的上海的文化人和媒体的喜欢与鼓吹大有关系，并渐渐得到学者和读者以及饮食业界的认可，傅彦长先生可谓这一历程的上佳见证者；他上粤菜馆的历史，既是一部上海粤菜馆的微型发展史，也是一部上海文艺界的小型活动史。但是，此文所据的主要资料是傅彦长先生1927至1933年的日记，那相比而言，上海滩另一个重要文化出版人王伯祥1924至1949年（当然更长，我只考察至此）长达25年的粤菜馆记录，从中窥探上海粤菜发展，岂非更为可观？诚可观也。

中华书局2020年版《王伯祥日记》，起自1924年1月1日，粤菜馆的记录则起自1924年1月15日：“七时三十分出味雅。”数日之后有再去：“（1924年1月20日）既暝，遂乘电车就饮于味雅。”味雅虽系小型的广东宵夜馆，但早两年就已经大有名了：“味雅开办的时候，仅有一幢房屋，现在已扩充到四间门面了，据闻每年获利甚丰，除去开支外，尚盈余三四千元，实为宵夜馆从来所未有。”其之所以如此成功，乃在于“他的食品，诚属首屈一指”，尤其是“炒牛肉一味，更属脍炙人口。同是一样牛肉，乃有十数种烹制，如结汁呀，蚝油呀，奶油呀，虾酱呀，茄汁呀，一时也说不尽，且莫不鲜嫩味美，细细咀嚼，香生舌本，迥非他家所能望其肩背，可谓百食不厌。”并现身说法道：“有一回我和一位友人，单是牛肉一味，足足吃了九盆，越吃越爱，始终不嫌其乏味。”两个人吃九盆，可以想象这牛肉有多好吃，现在市面上有哪一种菜，能让两个老饕一口气吃九盆！（少洲《沪上广东馆之比较》，《红杂志》1922年第41期）连严独鹤先生都盛称其名：“北四川路崇明路转角处有一广东馆，馆名味雅，规模不大，而屡闻友朋称道，谓其酒菜至佳，实在各广东馆之上，余未尝光顾，不敢以耳食之谈据为定论，暇当前往一试也。”（《沪上酒食肆之比较》，《红杂志》1922 年第34期）而一食多吃，花样百出，也正是粤菜创新发展的一大招式：“粤人烹菜，同一物品而可烹作十数味者，如味雅之牛肉，最为脍炙人口。该肆所烹牛肉，有茄汁、咭汁、青豆、淮盐、蚝油、菜花、架厘等，美味各不相同，观此可知粤人研求食品之有素矣。”（刘自强《粤人之食品》，《申报》1925年12月27日第17版）

宵夜馆自是价廉，而味又如此之美，所以王伯祥此后十几年间，呼朋引伴，多往品味，而诗朋酒侣，也确富“品味”：

1927年8月12日：及暮，乃与缉熙、圣陶、颉刚同赴味雅小饮，兼资畅谈。

1929年5月18日：散馆后赴景深之约……登味雅之楼。至则景深与六逸已先在，圣陶、希圣、仲云、振铎、东华陆续来，青崖与霞村最后至，酒已将半矣。

1929年7月18日：夜六时赴百英味雅宴，在坐者俱国文部同人，惟予及尚公学校教员束云逵为部外人耳。

1930年8月27日：午间与仲云、振铎、予同、调孚饭味雅。

1930年9月28日：十时赴星星编辑社味雅之宴。

1931年5月22日：六时，与调孚、圣陶、均正同赴剑华、光照、熙春之宴于崇明路味雅酒楼。

1931年6月12日：散馆后赴来青阁还书账，旋乘车赴崇明路味雅剑华、光照、熙春之约。坐客有振铎、均正、调孚、晓先、圣陶等。

1932年7月24日：傍晚与圣陶同出，小饮于四马路味雅，八时散。

1933年6月12日：往味雅。晤铁恨、心田、旦初及李方桂、关实之等（此外尚有三人，不忆姓字）。剑华卒不至。心田别已六载，此番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南迁，因亦南来。

1933年9月25日：建初来，散班后与息予、雪村同出，先在开明发行所小憩，然后偕子良、立斋、并谦同赴味雅小酌。

1933年9月27日：散班后与息予同出，赴梦岩交通路亚细亚书局之约。先过国货公司各购得呢帽一顶，然后往，至则介绍局东唐坚吾晤谈，并晤其编所中人胡云翼及江君，乃共往味雅小酌。

1934年9月20日：散馆后与云彬共出，过坚吾同到味雅酒叙。晤啸水及马胪初、马君松。

1936年9月18日：傍晚出，与圣陶俱，晤洗人、晓先，同过味雅小饮，长谈至十一时乃归。

1937年1月17日：六时到味雅，赴消寒会，到世璟、晓先、文叔、子敦、洗人、雪村、道始、晴帆及予与士文，共十人，三人不饮，乃共罄七瓶合十四斤，可云多矣。

1937年5月3日：午间，史叔同来访，接洽出版等务多件，因与丏、珊共邀之，同饭于北四川路味雅，二时别。

1938年2月10日：午间偕雪村、雪山、索非、均正、调孚、士敭往味雅吃饭，适遇坚吾、季康，因与索非过饮。

1938年2月17日：午饭于味雅，仍与雪村、士敭、调孚、索非、均正俱。

1938年3月31日：饭于味雅，摊费二角八分。

在这一过程中，味雅也在不断发展，由宵夜馆发展成大酒楼，且声誉日著：“粤菜之风味，举国欢迎，于是经营斯业者，竞以此为号召，惟仅有其名而无实际，故不旋踵而归于淘汰，此雨后春笋之粤菜馆，曾不几时，即先后以倒闭闻。四马路味雅酒楼为粤菜馆之始创者，开设十有余年，经理何月池，广东新会人，研究烹调术三十余年，兼聘请港粤名厨为助手，故烹调鲜美，味道可口，非杂牌粤菜馆所及。至于招待周到，定价低廉，早为各界洞悉，斯真粤菜风味，堪称沪上独步，惟其货真价实，是以盛名独享，虽值不景气时代，依然欣欣向荣，绝不蒙何影响，此味雅酒楼之信誉，所能达此目的也。”（《味雅酒楼之信誉》，《申报》1933年6月7日第12版）

味雅虽然在广告词中有以邻为壑的味道，但同业还是认可它的：“总之，新的新都饭店，动员了十几位的专家，经四个月的筹备，化了三百万元的储钞，所给与我们的观感，委实不凡。我们若说状元楼、鸿运楼之类在酒菜馆的发展史中是属于第一期，由味雅至新雅、京华、红棉等是属于第二期的，那么新都应该属于第三期的第一件作品。”（熟客《谈新的新都饭店》，《申报》1942年7月29日第5版）

江山有代谢，菜馆换新天。味雅也终有没落的一天，但旋又“借壳”再“上市”：“粤菜之中，年来竞争得非常剧烈，资本大，场面阔，还不算数，必要人材集中，具有丰富的经验，才可以推陈出新，变化无穷，获得顾客的欢心。‘南国酒家’不特资力雄厚，场面阔绰，而且人才济济，集粤菜权威之大成。我现在介绍几位给读者来认识：董事长李玉书，是海上商界巨子；经理黄瑞麟，副理简逸民，刘永熙，伍馥华，都是新亚酒店及京华酒家的老人马；常务董事何月池，是粤菜鼻祖，积四十年之经验，前味雅酒楼的老主人；对外交际的何学琛，前味雅小主人，亦有二十年奋斗的历史；厨房领班马宝，冯培领导厨师数十人，也都是粤菜专家。斯业中人，提起马冯两领班，真是谁个不知，那个不晓？以这样整齐的堂堂无敌阵容，应付‘南国酒家’各方的顾客，自然绰绰有余，可操胜算的了。”（南国佳人《粤菜权威‘南国酒家’印象记》，《申报》1942年12月14日第7版）

1926年，王伯祥去的粤菜馆就多了好多家，而且不再是小型的宵夜馆，而是声名赫赫的大酒楼。第一家就是上海滩四大百货第一家先施公司附属的东亚酒楼：“（1926年4月24日）散馆后，与圣陶并出，赴应昶喜宴与东亚酒楼。坐客多同人，而其乡人（粤人）至夥。”当然日后也有再去：

1932年6月10日：郑允恭来书，谓明日午后六时在东亚酒楼罗浮厅聚餐。以两次皆未往，明日必当赴之。俾与商务诸老友一把晤之也……东亚之会，到者只允恭、继庼、心南、颂久、寿白、以祥、圣五及圣陶与予耳。知圣五与颂皋俱已就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南陔经济委员，明日即首途赴宁云。

1941年5月6日：夜与洗、村过东亚酒楼赴耕莘约，道始、少眉、伯堂、启堂、鉴堂、秋生父子、索非与俱。

四大百货之中，附属先施的东亚之外，附属新新公司的新新、新都酒楼和附属永安公司的大东酒楼，王伯祥都有履席：

1929年3月21日：赴大东丏尊之宴……到熟人甚多。

1930年9月9日：傍晚调孚、圣陶、云彬、文祺来，因挈濬、清、同三儿同赴郑（振铎）母寿筵于新新酒楼。

1944年2月15日：晚六时与坚吾、雪村、丏尊、调孚同赴彦宾新新酒楼之约，与季康、文光、冰严诸君晤。

1946年5月28日：午后雁冰来，三日前自香港到此，暂住施高塔路大陆新村，谈至六时，因与予同、绍虞、圣陶、西谛先后至，红蕉亦至。七时就坐，朴安、乃乾至，席将终，独鹤乃到，而夷初且行矣。九时散，与红蕉共乘以归。

王伯祥1926年去的第二家粤菜馆，初拟杏花楼，不成，再转往岭南楼：“（1926年9月25日）散馆后偕予同、振铎、圣陶往中国书店邀乃乾，盖预约于今晚为之饯行也。先至杏花楼，坐已满，怅然出。继至岭南楼，乃入席。”这杏花楼，乃上海最老牌之粤菜馆。有多老呢？不妨简单追溯一下。首先它1883年就正式得名了：“启者：生昌号向在虹口开设番菜，历经多年，远近驰名。现迁四马路，改名杏花楼，择于九月初四日（10月4日）开张。精制西式各款大菜，送礼茶食，各色名点，荷蒙仕商惠顾，诚恐未及周知，用登申报。杏花楼启。”（《杏花楼启》，《申报》1883年9月28日第4版）而其正式开业，则更在十年之前了：“启者：本号常有送礼蜜饯、干湿糖果、苏制仁面、苏制桃片、奇味甘草仁面、甘草香枕发客，诸尊赐顾，至四马路文运里口生昌号便是。四月廿八日。生昌隆谨启。”（《新开》，《申报》1873年5月29日第6版）那时，《申报》也才刚创刊一年。到1920年代，则早已声名显赫了，所以，王伯祥请吃或被请杏花楼的次数也就更多，且终民国之世未曾稍辍；大饮小酌，屡称其美：

1926年10月2日：夜六时在福州路杏花楼聚餐。到十三人，张若谷、傅彦长、夏丏尊、周予同、叶圣陶、樊仲云、徐调孚、章雪村、郑振铎、陈乃乾、沈雁冰、予及沈友萧君。十时始散归。

1929年10月5日：散馆后振铎、予同来，同赴杏花楼柏丞约，盖渠后天生日，今日即张宴谢客也。

1932年5月29日：近午，文权来迎，因挈全眷并邀圣陶夫妇及其子女同往福州路杏花楼午餐。举行订婚礼。（女儿）

1932年8月4日：六时，与珏人偕圣陶夫妇同赴（杏花楼）喜筵，遇互生、惠群、光标、载良、承法、薰羽、煦先等，即与同席。余则、雪村自南京赶来，延陵亦自杭州赶来，亦俱足记……宾客劝酒甚殷，佩弦竟大醉狂吐。

1933年9月22日：平伯电话来，约六时在杏花楼相会，并邀圣陶与俱。

1933年12月23日：夜与圣陶共赴坚吾所，晤啸水、云翼、叔旸及坚吾之妻耐吾、叔旸之妹惠中，遂同到杏花楼。且饮且谈，至十时半乃散，扶醉归家已十一时矣。

1934年7月7日：十一时三刻回营业处，因与洗人、雪山、息予、子良同饭于杏花楼小食部。

1935年4月24日：饭时与洗人、雪村、圣陶、索非在杏花楼聚餐。

1935年9月4日：夜与丏尊、洗人、雪山饮杏花楼小食部，谈近事甚详。

1938年2月9日：午间与雪村、雪山、调孚、均正、索非、士敭饭于杏花楼小吃部，予吃牛腩饭，连茶二角六分。

1940年6月17日：与洗、村、索赴陆高谊杏花楼之约，宾客甚盛 ，凡两席。

1943年3月21日：坚吾来邀雪村、均正及余饭杏花楼。

1946年1月7日：夜六时宴请冀野于杏花楼，邀西谛作陪，本约步青，以已返渝，请建功来，凡到洗人、雪村作东外，余为允臧、予同、丏尊、达君、调孚、绍虞及余共十二人。

1946年3月27日：午应《正言报》徐亚倩之约，与圣陶、予同、绍虞、均正、调孚、彬然、祖璋过饮杏花楼，晤乃乾及亚倩馆友卞、钱两君。

1946年5月14日：六时与洗人、达君、调孚、韵锵、孑如、康宁赴晋益制本所王松云之约，过饮杏花楼，盖晋益承办开明装订工作，久欲请客，今日特为开明专设也。丰盛腴美，近奢侈矣。

1947年1月12日：十一时十五分，应以中之约，步往杏花楼，十二时十分始到，卓夫、刚主、良才、西谛已先在。有顷，绥和、起潜及以中之族疵来，知森玉有事不克到，并开饮，酣饮畅谈至三时始散。

1947年2月12日：散馆后在杏花楼宴柴国卿及允减、文彬。余与洗人、雪村、达君韵第、达先、芷芬赴之，八时席散，乘车送洗人、雪村等归然后偕达君西迈，到家已将九时矣。

1949年3月16日：五时散，六时偕洗人、雪村、雪山、予同、达君、诗圣、锡光、韵锵、世泽、隆章、宝懋赴杏花楼南厅，应国光印书局唐彦宾之约，晤坚吾、叔阳、文彬等，余与洗、村、同、诗、泽、隆、懋、山、坚同坐，是日盛设，至为丰腆。

当日先杏花楼未成而后再去的岭南楼，是一家开业于1907年初的老牌广帮西餐馆：“启者：四马路万年春番菜馆，因各股友志图别业，集议情愿将万年春生财家私装修全盘顶与志成堂承受，当众交易清楚，所有万年春往来帐项及揭借会项等俱归万年春旧人理楚，与新人志成堂无涉。今志成堂主人重新改良，装修华丽，房间清洁，改号岭南楼番菜馆，准正月择吉开市，此布。岭南楼主人志成堂启。”（《盘店声明》，《申报》1907年3月2日第7版）如果再追溯其前身万年春，则可及于1898年，在《申报》1898年2月21日第9版的《法界公堂纪事》已经提及，在《申报》1899年1月25日第10版的《广帮乐善》中也见其大名。改为岭南楼后，郑孝胥算得上捷足先登的名流：“（1908年3月6日）赴蛰先之约于岭南楼。”“（1909年12月1日）王尧臣约至岭南楼。”（《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32、1217页）

我们知道，粤菜向外拓展，为了众口能调，以时尚的西餐先行，1903年在北京建立了中国人开的第一家西餐馆兼粤菜馆醉琼楼，上海早期的粤菜馆——宵夜馆也多兼营西餐，但如果不向大众酒楼转型，仅营西餐，则前景有限。所以，严独鹤说：“华人所设之番菜馆，则以四马路之倚虹楼、大观楼为较胜，余如一枝香、岭南楼等，则皆卖老牌子而已。”（严独鹤《沪上酒食肆之比较》，《红杂志》1922年第35期）所以或属实，毕竟此后岭南楼不再得见王伯祥的踪迹。

至于1926年9月26日“晨与圣陶至安乐园尝广东茶点”的安乐园，乃是新兴的一家以茶点为特色的酒楼，一开始就辟出与传统相别的现点现做的新型茶室：“虹口东武昌路新建三层楼洋房之安乐园菜馆，系香港素业此者所办，铺面宏伟，专售广东出产食品。二楼为茶室，每逢星期日更换特式点心。三楼为厅房，陈设雅洁，各种家私及装修等完全广东式样，由先施公司工厂接造。至厨司侍者亦由广东聘来，兹开幕之期约在七月底云。”（《粤菜馆又将增一处》，《申报》1924年7月28日第19版）并且声称他是上海真正广东茶室的开创者：“旅沪粤人鉴于申地无真正之广东茶室酒楼，由陈秋君亲自返粤聘请名手多人来沪创设安乐园酒家……”（《安乐园酒家开幕在迩》，《申报》1924年10月25日第15版）他们强调的“每逢星期日更换特式点心”即后来饮誉食界的“星期美点”；从1926年8月至1932年1月几乎每日必在《申报》第19版固定投放的“星期美点”广告，统计下来无虑数百种，真是极粤点之大观。而其价格也能五六年维持不变，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1926年12月19日）早起看报讫，与圣陶往赴粤南楼聚餐之约。是午到雁冰、振铎、六逸、彦长、若谷、调孚、予同、愈之、仲云及予与圣陶共十一人。”这家粤南酒楼，也是与安乐园同期同版投放“星期美点”的著名酒楼，开业时间比安乐园还迟：“点心以粤省为最考究，虹口鸿庆坊（即旧宜乐里）粤南酒楼主人去年回粤，特雇名厨来沪，精制点心，无美不臻。开幕以来，其门如市，生意之隆，可预卜也。”（《粤南酒楼名点》，《申报》1925年3月20日第17版）

1926年王伯祥还去过一家当时新开还处于茶室阶段的新雅粤菜馆：“（1926年10月9日）饭后圣陶来，因同出，步于黄浦滩，观江海关新大钟。未之见，即至北四川路虬江路口之新雅茶楼啜茗进点。”这新雅，后来成为上海滩最负盛名的粤菜馆之一：“上海的外侨最晓得‘新雅’，他们认为‘新雅’的粤菜是国菜，而不知道本帮菜才是地道的上海馆。”（舒湮《吃的废话》，《论语》半月刊1947年第132期）新雅堪称上海文艺界的沙龙；“文化界熟的朋友，在那儿孵大的颇有其人。傅彦长君，他几乎风雨无阻，以新雅为家。”（曹聚仁《新雅·大三元》，载《上海春秋》，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09页）当然这也成了王伯祥去得最多的粤菜馆之一：

1928年4月18日：散馆后，与圣陶、调孚往新雅啜茗进点。

1928年6月9日：振铎于午后三时来馆，散馆后与予同、对圣陶、调孚偕之同出，茶于新雅。遇伏园及醉云。

1928年6月29日：午前振铎来馆，因与圣陶、调孚同渠饭于新雅酒楼。

1928年10月3日：孟真来看，散馆后与振铎、伯嘉、圣陶陪往新雅小坐。六时别归。渠将于后日乘轮返粤矣。

1929年1月29日：散馆后振铎约我到新雅，谓陈望道将拉我担任沿革地理功课数小时。予力辞未往，盖久弛骤勒，必致竭蹶，精神身体俱不我许也。

1929年2月2日：夜赴予同新雅宴，同坐有云彬、圣陶、振铎、徐霞村、觉敷诸人。

1929年2月23日：五时半赴新雅酒楼，应仲云所招聚餐也。至则惟仲云在，有顷乃络绎前来，计予同、圣陶、希圣、调孚、景深、振铎、东华等九人。希圣久不见，谈更畅。

1929年3月12日：硕民来访……饭后，圣陶亦来。至三冒，同茶于新雅。

1929年6月29日：散馆后即偕圣陶至其家。略坐，与硕、圣出，茶新雅，因晚膳焉。

1930年1月11日：散馆后至圣陶所听新唱片，旋与予同及圣陶偕往新雅。少坐，客陆续来，计伯平、叔迁、剑华、景深、百英、振铎，凡九人。

1930年1月22日：散馆后与六逸、振铎、景深、圣陶、调孚茶于新雅。

1930年5月28日：乃乾午间过访，因陪饭于新雅。午后希圣、仲云来，散馆后复偕振铎、调孚、予同及希、仲茶新雅，傍晚始散。一日两次入同一茶馆食寮，变仅见之事矣。

1930年6月21日：晚六时，赴东华新雅约，座客甚多，侃如、沅君、丏尊、雪村、振铎、予同、调孚、望道、六逸、圣陶俱在。

1931年1月23日：散馆时乃乾来，因同出，茶于新雅，七时归。

1931年2月1日：至圣陶家，邀其伉俪午饭于新雅。圣陶已正式离馆，今日即已为开明同人矣。

1931年5月2日：散馆后偕予同、六逸、仲云、调孚、叔愚、振铎、愈之茶新雅。

1931年5月12日：下午三时，与调孚往上海大戏院看《人兽奇观》。遇姚名达。五时许散出，同茶于新雅。

1931年8月30日：晨起少坐即出访硕民于圣陶所。同啜茗新雅。阅一时，以天黑防雨，仍同返圣陶所。谈至午后二时始别，即饭圣陶家。硕民乘车赴嘉善，予则径归。看今天各日报。傍晚平伯、圣陶见过，复同出，饭于新张之特色酒家。地处北四川路、靶子路之交，宜见起色，乃营业状况远不如新雅，不审何故？岂应俗所谓有运亨否之故耶！九时半归。

1931年9月20日：君畴偕圣陶来访，因共往新雅午饭。

1932年1月17日：晨年，以宿酲不甚爽。看报后，圣陶、振铎、叔愚来访，因同出。午饭于新雅。

1933年7月17日：傍晚六时，偕圣陶、息予及旧同学谷春帆饮于大马路之新雅。

1933年8月9日：建初、楔兰来，因与雪村、息予、圣陶、彬然陪之同出，饭于大马路新雅。

1935年2月8日：午前振铎来，因与雪村、晓先、调孚同邀饮于北四川路新雅酒楼。

1935年10月19日：午间在虬江路口新雅酒家宴请觉明，柏丞未到，派村佐周为代表，鞠侯则先在矣。联客为雪村、洗人、振铎、圣陶、调孚、予同及张耀翔与程泽霖，主客凡十二人。

1936年6月11日：午刻，予同、振铎与调孚及予四人共载返沪，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口新雅午饭。

1937年1月1日：四时许，予与圣陶、愈之、洗人、孑如同茶于北四川路新雅酒楼。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冠生园。冠生园也是上海一家老牌粤菜馆，尤其是其前（餐）馆后（农）场、前店后厂（食品工厂）的特色及模式，使其不仅成为民国最大的食品工业企业，综合全国来讲，也堪称最大的饮食服务企业。因其声名卓著，在新雅“孵大”的傅彦长也时时光顾，王伯祥也自不能外：

1928年6月8日：依时入馆，知振铎今日午后将抵沪。下午四时出，与圣陶、调孚同往本馆发行所。予取款后复与二君往冠生园茶楼晤振铎，盖预先电话约谈者。阔别经年，骤见大喜，但欲正多，反成无语默对也。

1931年3月1日：饭后打牌四卷，振铎、圣陶见过，遂同出，茶于冠生园。

1934年8月31日：午间与丏尊、雪村、圣陶、调孚往南京路冠生园请振铎、予同、愈之及东华。

1936年9月13日：旋（与雪村）同至冠生园啜茗，因小饮焉。

1937年6月27日：至暮，索非及雪村乃来，遂同住南京路冠生园小酌。

1937年7月26日：遇孑如，遂同往大马路冠生园饮茶，并为小酌。长谈至八时始别归，孑如会钞，甚感不安也。

1938年2月21日：午饭于南园，与丏、琛、索、调、均、珊俱，摊费三角四分。散馆时，乃乾见过，因与雪村偕之同往大马路冠生园啜茗。

1940年11月30日：夜聚饮，仍用冠生园菜，甚满意。到振铎、予同、纪堂、东华、颂久、莲僧，合予等凡十人，鞠侯未到。

再下来，世界、南京、金陵、康乐、红棉等酒家，也都是傅彦长去过的粤菜馆，王伯祥去得不多，故集中录示如下：

1930年12月13日：乃乾来访，因与振铎、圣陶偕之同饭于世界酒家。

1931年1月7日：散馆后，青崖来，予同、圣陶亦同至，约予任吴淞中国公学上古史及文字学教授，予谢不敏而坚持不肯释，遂推荐希圣及世禄，始克解围。旋与同出，过振铎，别约东华、仲云饭于世界酒家，青崖作东。

1931年8月5日：五时左右亲访圣陶面交之（《讲义》），并约昌群及伊共饮于北四川路南京酒家。

1931年9月1日：夜与圣陶、振铎、予同、望道 、东华、立三在北四川路南京酒家小饮，谈办《文史评论》事。

1934年1月24日：散班后与圣陶、调孚赴东华之约于南京饭店。

1932年7月7日：六时出，赴予同、东华梅园之约。难后聚餐，此为第一次，回首前尘，不堪重数矣。是会到十八人，分坐两席，予与福崇、东华、愈之、予同、仲云、六逸、丏尊、莲僧、达人同坐，余为圣陶、调孚、云彬、雪村、同光、均正、光焘等。

1932年11月27日：近午与圣陶同赴稼轩金陵酒家之约，至则稼轩与鸣时已在。既而丏尊、雪村等续至，即开饮。

1943年2月19日：西谛来，因约雪村、予、剑、调及余共过金陵酒家午饭，摊十八元。

1943年5月17日：西谛来，因约雪村、予同及余共过金陵酒家午饭，用和菜四味六十元，连饭及小账适合一百元，摊派廿五元。

1943年5月21日：西谛来，午因与谛共饭金陵酒家，摊廿元。

1943年5月28日：西谛来，因与予同及伊共过金陵酒家午饭，摊廿七元。

1934年8月12日：谈公司进行事，至六时，调孚、圣陶赴觉林宴，予谢之，就近与丏、村、山、晓、洗在广州酒家晚饭。

1944年2月11日：立斋、幼雄来邀，集饮于红棉酒家。

1944年6月1日：漱儿往康乐贺慧芬之兄结婚，茶点而归。

1945年4月29日：下午三时，与珏人、芷、敭及清儿、漱儿、建孙前往红棉酒家贺震渊长女梅岭与陈氏英泉结婚。

而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上海沦陷后，王伯祥的粤菜馆消费频率不减反增，只是去的多是便宜的小馆子，比如西南酒家，去的次数超过前述所有酒家：

1942年3月26日：午与雪村过西南酒家，吃腊味饭一盅，计二元二角五分。（日来法币为储币所挤，致生差额三成，物价因亦陡滋有超过五成者。）

1942年4月15日：午在西南酒家吃牛腩饭（二元四角半）。

1942年4月16日：午往西南酒家吃牛腩饭，又涨三角矣（计二元八角），盖工部局平粜洋米昨日突由每升二元涨至二元九角，国米因以步涨，自然影响一切物价也。18日：午仍在西南酒家吃牛腩饭，二元八角。

1942年4月24日：午饭西南酒家。（广州炒饭一客，价三元，小账三角半。）

1942年4月27日：午就食西南酒家，啖广州炒饭。

1942年4月28日：午就西南酒家，仍啖广州炒饭。

1942年4月30日：午仍就食西南酒家，啖腊肠炒饭，二元八角。

1942年5月2日：午就食西南酒家，食广州炒饭，又涨价二角矣。

1942年5月5日：午买广州炒饭食之（免就食省小账）。

1942年5月6日：午仍购广州炒饭啖之。

1942年5月7日：午吃叉烧饭（二元七角）。

1942年5月8日：午仍吃广州炒饭。

1942年5月9日：午仍啖广州炒饭。

1942年5月11日：午仍啖广州炒饭。

1942年5月12日：午仍啖广州炒饭。

1942年5月13日：午仍饬金才购广州炒饭食之。

1943年2月22日：午与雪村、予同共饮于西南酒家，摊费七元三角。

1943年3月3日：午与予同共饭于西南酒家，各摊十二元。

1943年3月31日：午与予同、雪村共饭于西南酒家，摊费十二元三角。

1943年4月3日：午与西谛、雪村共饭于西南酒家，摊费十二元。

1943年5月22日：午与雪村饭西南酒家，各花八元七角。

1943年5月26日：午与村、同共饭西南酒家，用十元七角。

其中没有标明吃广州炒饭的那几天，也显然是购自西南酒家。有意思的是，笔者阅读以及检索民国文献，炒饭以粤菜馆为著，如今负有盛名的扬州炒饭，当时却颇为罕见。傅彦长说：“二十二岁（1914年）以后的几年，我在一个女学校里教书。我一肚皮装满着板了面孔的见解……有时候，我们也不在家中吃饭，那末，总是二三人的局面，地点在四马路广东馆子的某一家，吃的总是一碗不甚昂贵的蛋炒饭。”（傅彦长《谈谈夏天生活》，《时代》1934年第6卷第6期）稍后上海报章盛称广东点心，例举桥香酒家，即及其炒饭：“著名者有腊米饭、鸡熬饭、鱼生粥、叉烧炒饭、虾肉水饺等，其价均在一角至二角间，惟该店地址较仄，午晚时常有人满之患。”（《谈广东点心店》，《申报》1925年9月27日第19版）再后来，鼎鼎大名的新雅粤菜馆，都以炒饭相招徕：“阴历本月十五起添设南洋架喱饭……并设各种炒饭。”（《新雅茶点粤菜馆》，《申报》1928年10月26日第15版）“新馆南京路广西路西首……广州炒饭、每客三角；什景炒饭、每客三角；上汤炒饭、每客三角……”（《新雅粤菜馆简便饭餐》，《申报》1932年10月10日第33版）

合肥张家四姐妹的大弟弟张宗和，日记中所记各地炒饭，均是粤菜馆的广州炒饭，如1937年8月11日在苏州：“到广州食品公司，两人吃了一客四毛钱的什锦炒饭也就够了。”又如1948年5月31日在贵阳：“到冠生园买预备明天请客的东西，火腿、肉松、鸭蛋、面、糖等。公共汽车没有，决定等下午的校车，于是先到冠生园喝茶，写信给文思。刚写了两句，来了个疯子，穿的很好，坐下大骂孙中山、蒋介石，全骂 ，乱说，说的不停，自己又叫又唱。叫了饭吃了，走了。他走后，我才来定定心心的写信。我也要个牛肉蛋炒饭，吃了才一点半。”（《张宗和日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二卷第108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四卷第280页）

在西南酒家吃的牛腩饭更具广州特色，全国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广州这样喜欢吃牛腩，而且盛风不坠，至于今日。当日在上海，也不是西南这样的小粤菜馆提供牛腩饭面，金龙茶室直推为特色食品：“本茶室粤菜茶点，既得各界称赞，近因天气凉快，新出补身炖品，价既从廉，东西真实，不妨来试。还有特式的牛腩粉、牛腩饭、牛腩面各客一角。”（《金龙茶室新出炖品》，《申报》1935年11月20日第17版）顶级的新新酒楼和冠生园酒家也以牛腩相号召：“七角半午餐：鸡丁虾仁汤、炸鲜鱼、五香牛腩。”（《新新酒楼》广告，《申报》1936年7月19日第21版）“早餐窝面、排骨面、扣肉面、牛腩面、炸鱼面，上午八时至十时（每客）三十五元。”（《南京路冠生园西餐室》广告，《申报》1944年4月28日第2版）

他到南园、天天楼、美心等粤菜馆，也是捡便宜吃，关键是便宜还有特色是好货，故屡示满意：

1938年2月18日：午前幼雄来，三日前自上虞返抵此，暂住愈之所。因共往南园午饭，雪村、雪山、士敭、调孚、均正与俱。啖瓦罐煲腊味饭中器一事，又烧鱼头及炖牛筋各一器，白饭各一盅，甚酣饱。计摊费三角五分。

1938年2月21日：午饭于南园，与丏、琛、索、调、均、珊俱，摊费三角四分。

1938年3月2日：今日起，讲定包饭于天天楼，每餐一角五分；先付六角，吃至本星期亦止，以后每星期一付九角云。饭时，丏尊未到，幼雄、芷芬来，因共过天天楼进餐。

1938年5月1日：与芝九谈至十二时，伴之出，饭于亚尔培路美心酒家，地不大而肴甚精洁，且不贵，二人共食两菜一汤，连小账仅一元九角耳。

时代是不友好的，对文化人尤其不好，所以上海沦陷之后，王伯祥去大菜馆越来越少。好在粤菜馆是友好的，不仅小型的粤菜馆物美价廉，性价比优质到胜于在家做饭，比如王伯祥在天天酒家的包饭——其实天天酒家并不算小酒家，傅彦长当年就常去——而且顶级的粤菜馆，也能做到丰俭由人，让这些文化穷人能吃得起，吃得尊严和体面。前述王伯祥的西南酒家饮食日记，多有提到与更有名望的郑振铎同食共餐，即可有助于说明这一层，同时，我们再进一步考察此一期间郑振铎的日记，发现他去得真还不少：

1943年3月19日：上午至开明，闲谈至十二时，偕诸友同往西南酒家午餐，用十二元。

1943年3月23日：至开明，偕诸友至西南酒家午餐，用十二元余。

1943年4月3日：至西南酒家，与王、章午餐，用十二元。

1943年4月8日：偕章、周、王同往西南酒家午餐，每人用十二元半。

1943年4月14日：偕季（琳）等至西南酒家午餐。用四十一元。

1943年4月28日：在西南酒家，用三十元。

1944年3月7日：在西南酒家吃烩饭一碗。

有意思的是郑振铎的日记（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虽然简略，但每餐饭之后的用费可没简掉。从中我们也看到，他去西南酒家次数多而费用少，去别的粤菜馆，花费就多多了，特别是跟关系有些暧昧的女学生徐微一块去：

1943年4月2日：至大三元午餐，用四十六元。

1943年4月17日：至大同晚餐。本约徐，彼因倦未来。独酌。用四十一元。

1943年4月18日：到大同午餐，用四十四元。

1943年4月22日：在大同晚餐。用四十三元。

1943年4月23日：偕微至冠生园午餐，用一百元。

1943年4月27日：正午，至冠生园，与微同进午餐。

1943年4月29日：至金陵酒家，用五十余元。

1943年5月4日：至开明，偕诸友至金陵酒家午餐，用七十六元，尚为畅适。

1943年5月8日：至开明，偕周至杏花楼午餐，用五十五元。

1943年5月10日：十二时许，至冠生园，与微午餐，用五十六元。

1943年5月12日：偕剑三至金陵酒家午餐，用三十五元。

1943年5月17日：偕周等同往金陵酒家午餐。每人用二十五元。

1943年5月18日：至冠生园午餐，晤微。

1943年5月20日：十二时许，偕微至冠生园午餐。用六十元。

1943年5月21日：偕周、王、章同至金陵酒家午餐。

1943年5月22日：十一时许，至开明。偕周同至金陵午餐，共用七十五元。

1943年5月25日：至大三元午餐，用六十余元，遇英桂。

1943年5月26日：正午，偕微至冠生园午餐，用六十五元。

1943年5月29日：正午，在大同午餐，用九十余元。

1943年5月31日：在金陵酒家午餐，喝青梅至微醺。

1943年6月3日：正午，至冠生园……餐后，同至国货公司，购雨伞一把，用一百十七元余。微购鞋袜等。

1943年6月6日：正午，约景耀夫妇在大三元午餐，用一百二十五元。9日：至冠生园，已近十二时半，微已先在矣。

1943年6月10日：至金陵酒家晚餐，因倍今日是阳历生日也。叫了四菜，喝了几杯酒；倍赞不绝口，殊为罕有之事。

1943年6月19日：一时半，偕予同赴金陵酒家午餐，用一百十元。

1943年6月30日：偕高佣访符彪，同至大同晚餐，用一百三十五元。

1944年3月4日：在美心晚餐。

1944年10月5日：五时，偕舒在曾满记晚餐。

1944年10月6日：偕舒至大同晚餐，步行而归，谈甚久。

1945年9月18日：六时许，偕予同至杏花楼，应唐、柯约也。晤熟友多人，有万秋、禾子等。

1945年9月21日：六时许，至南华午餐，应毛子佩约也。

1945年10月2日：王克修来，偕往，邀唐弢至新雅午餐。

1945年10月10日：在大三元晚餐。

1947年1月12日：十一时半，出，至杏花楼午餐，应以中约也。

1947年3月14日：六时半，至杏花楼。沫若、圣陶、曹禺、巴金、靳以、洪、田等均在。

1947年5月5日：五时许，至杏花楼，公宴茅盾夫妇也。

1947年8月3日：巴金约在美心午餐，有烈文。

1947年5月5日：箴生日。下午五时，杏花楼。下午九时，康乐茶叙。

郑振铎是福建人，闽菜跟粤菜有相当的同质性，对粤菜馆却仍然这么热爱，那敢情是真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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