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特伦托1475》：中世纪晚期的宗教暴力与反犹主义_新浪财经

397年5月29日，特伦托以北，阿尔卑斯山南麓的不河谷（Val di Non），三名基督教教士被当地异教徒杀害。他们是受特伦托主教维吉尔（Vigilius）所派遣，前往河谷传教并建造教堂的。“异教徒”一词是基督徒的发明，主要指信仰传统罗马多神教者。4世纪末，罗马帝国越来越基督教化，发生在不河谷的暴力事件可以算作是异教徒的“最后”挣扎。虽然帝国法令要求严惩凶犯，但维吉尔主教并不打算如此，他要用宗教宽容赢得他们的心。以德报怨的方法使得基督教长驱直入，深入到了阿尔卑斯山的“乡野”地区，那个位于边缘的世界。

巍峨的阿尔卑斯山，翻过去便可抵达特伦托图周之桓

一千年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不论是地理格局还是宗教形势。整个社会早已基督教化，基督徒不再是受迫害的弱势对象，反而成为了迫害的制造者。1475年3月，特伦托一位名叫西蒙的两岁男孩失踪。26日，即复活节当天，西蒙的尸体在当地犹太人撒母耳家被发现。特伦托采邑主教与行政长官（podestà，音译“波德斯塔”）随即对当地三户犹太人家展开审讯，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酷刑与屈打成招，民众反犹情绪高涨。为我们剖析了这一中世纪晚期宗教暴力与反犹主义事件的，正是新近翻译出版的华裔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夏伯嘉1992年的经典著作《特伦托1475：一场血祭谋杀审判》。

《特伦托1475：一场血祭谋杀审判》，[美]夏伯嘉著，胡芷妡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出版，183页，55.00元

特伦托：位于两个世界之间

地理对社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但世界的中心则是相对的、不断变动的。如今的特伦托虽是意大利北部历史名城，但在政治经济上“无足轻重”。它位于意大利北部波河平原的边缘，在重要城市维罗纳以北，与之有铁路相连，是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南蒂罗尔（Trentino-Alto Adige/Südtirol）自治区的首府。

罗马帝国晚期特伦托与意大利北部主要城市，Tridentum即特伦托 © Rita Lizzi

对罗马帝国晚期的居民而言，世界的中心在地中海，在意大利。不河谷的“不（Non）”应当得名于其所处区域的名字Anaunia，不过具体词源难以考证。“不”字似乎想要表达该河谷地处偏远，人迹罕至。但其附近的特伦托地处要道，和米兰城一样，也是意大利的门户。在4世纪末的最后几十年里，它是克劳狄·奥古斯都罗马大道（Via Claudia Augusta）上的重要军事中转站，该罗马道连接了意大利与阿尔卑斯山北部的雷迪亚（Raetia，抑或雷蒂亚、雷提亚）行省。在不河谷惨案的前两年，395年，随着大将斯提里科（Stilicho）撤军，罗马帝国失去了雷迪亚行省的仅存部分。同年，最后一位有能力统治整个东西罗马帝国的皇帝狄奥多西也去世了。

而对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北部居民而言，世界的中心可以是教皇国，可以是威尼斯共和国，也可以是北方的帝国。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不再需要像罗马帝国时期那样依附于意大利，而是出现了神圣罗马帝国，并辐射意大利北部。特伦托地区就属于帝国辖区，是一个教会国（stato ecclesiastico），即特伦托主教公国或称采邑主教区（Principato vescovile di Trento/Fürstbistum Trient）。到了15世纪末，帝国南部与尚还强盛的威尼斯共和国接壤。意大利中北部地区的政治形式犬牙交错。不过对特伦托而言，不变的是该城一直作为交通要道，连接着南北，是意大利与北方世界的门户。

正是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特伦托见证了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的风雨历史。1545年至1563年还将在这里召开一场为应对宗教改革而举行的天主教大公会议。

中世纪晚期对犹太人的侮辱：犹太人的母猪（Judensau）。17世纪复制画，原图像被刻在15世纪法兰克福的一座桥上，Joshua Trachtenberg, The Devil and the Jews: The Medieval Conception of the Jew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Antisemitism, Skokie (USA), Varda Books, 2001 (Yale 1943).

“血的民族志”

1475年发生在特伦托的事件说明，不同宗教之间的真正相互理解与包容并非易事，甚至是几乎不可能的，至少在中世纪晚期是如此。在15世纪，南部德意志-阿尔卑斯地区流传着很多“犹太人谋杀小孩的谣言和指控”：

1430年雷根斯堡：有几个犹太人被判处死刑，原因是在他们家中的地窖里找到了一具小孩尸体。

1440年梅拉：一个基督徒把一具小孩尸体放在犹太人家中以诬蔑犹太人，不过这一阴谋被城镇的长官识破。

1440年兰茨胡特：55名犹太人以血祭谋杀的罪名被烧死。

1461年特伦托：金发格蕾琴失踪的儿子在撒母耳的棚屋里被发现。

1461年普富伦多夫：犹太人被判死刑，罪名是所谓的血祭谋杀。

1470年恩丁根：犹太人被指控杀害一名基督徒全家，被判处火刑。

1473年特伦托：在发现失踪的艾森波施男孩尸体后，欣徳巴赫主教下令检验尸体上的割伤。

1475年雷根斯堡：有关这件血祭诽谤案的谣言，传到布里克森的犹太人社团中。

（《特伦托1475》第100页；后文引用时书名从略）

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几个特征：小孩尤其是男孩尸体、尸体在犹太人家中发现以及血祭谋杀。由此可以拼凑出一个模版：犹太人被指控血祭谋杀基督徒男孩。作者直言，“如果为这些血祭诽谤案绘制文化地图，我们会发现，特伦托地处最南端。简而言之，血祭谋杀案的地点正好都在阿尔卑斯高地德语聚居区的边缘。”（101页）而本书中所讨论的事件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教宗的出面干预并为犹太人平反。这是教宗权威对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城市司法的干预。总之，这种构建出来的犹太谋杀者形象与基督徒对其的诬蔑和死刑处罚，无疑不让人联想到后来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所犯下的暴行。

1475年9月在特伦托出版的德语版《被赐福的特伦托小西蒙受难记》插图，犹太人正在用西蒙的身体进行血祭。Tiberino Giovanni Mattia, Geschichte des zu Trient ermordeten Christenkindes, Trient, Kunne Albrecht, 1475 （Historie von Simon zu Trient, 1475.09.06 [BSB-Ink H-308-GW M42239], image 6）

抄本中的审判

德语小说家卡夫卡在《审判》中写道：“文字的东西不可改变而意见往往只是一种对其绝望的表达”（“Die Schrift ist unveränderlich und die Meinungen sind oft nur ein Ausdruck der Verzweiflung darüber“, F. Kafka, Der Prozeß, FFM, Fischer, 2004, s. 230）。在经历了二战的阴霾后，位于美国纽约的私立犹太教大学耶希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又译叶史瓦大学）在1988年获得了一份指控1475年特伦托犹太社团血祭谋杀基督徒并由此受到迫害的审判记录。文字记载白纸黑字，酷刑之下，犹太人供认不讳，其背后的无奈与绝望尘封了五个多世纪。校方找到历史学者夏伯嘉，希望他能以学术的方式将这份抄本所记录的中世纪晚期犹太社团悲惨的故事讲述出来。于是便有了基于这份抄本完成的《特伦托1475》一书。

文字作品的流传依托抄本，同一份文件在传抄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版本，可能是传抄错误，也可能是某种人为删改，或者是抄本残损，原因不一而足。“这份手稿应该是在1478年6月20日后抄写成的”，“可能是在1478年的下半年或最迟在1479年接到誊写委托的。”（第4页）由于其纹章出现在抄本上，委托人之一很可能是图宾根大学创办人符腾堡伯爵大胡子埃伯哈德。另一位可能是他的姻亲，“身兼曼托瓦主教和特伦托主教座堂议员职务的枢机弗朗切斯科·贡萨加。”（第4至5页）埃伯哈德本人是反犹主义者，在“1477年成立图宾根大学时，他同时驱逐了所有住在图宾根的犹太人。1492年他立下的遗嘱更禁止任何犹太人在符腾堡居住或经商。”（第5页）哈布斯堡家族在1520年至1534年占领符腾堡后可能得到了这份抄本，“或许在皇家军队于1534年占领斯图加特之后被转送到维也纳”，从1615年直至1930年，该抄本一直藏于“维也纳的加尔默罗会。”（第5页）出于经济原因，修道院变卖所收藏的抄本，这份文件便经拍卖流入美国私人收藏家之手，最后被耶希瓦大学得到（第6页）。

2010年新“发现”的抄本.Trento, Biblioteca Comunale, BCT1-6342, c. 231r

Cf. Fabrizio Leonardelli, Diego Quaglioni e Silvano Groff, «Simonino da Trento: un nuovo esemplare degli atti del processo agli ebrei del 1475 acquistato dalla Biblioteca (ms. BCT1-6342)», Studi Trentini. Storia, 90, 2011/1, p. 261-272.

有关1475年特伦托审判在当时共发现有11份抄本，9份为拉丁语，2份为德语，其中就包括耶希瓦抄本。1990年，在帕多瓦（Padova）出版了由埃斯波西托（Esposito）和夸廖尼（Qaglioni）编撰的《1475年至1478年特伦托犹太人审判》（Processi contro glli ebrei di Trento, 1475-1478），对6份拉丁文抄本做了全面评述。然而他们并未参考德语抄本，这使得基于耶希瓦抄本的本书意义非常。正如上文所述，特伦托独特的地理位置说明该城是一个文化的十字路口。这体现在语言上。当地通用意大利语与德语，加上作为当时通用语与教会语言的拉丁语和犹太人使用的希伯莱语，1475年的特伦托审判涉及了四种语言，是在多语种环境下进行的。语言问题也反映在了抄本之中。“例如，在德语文本中，一些犹太人被用德语名字称呼，而不是以他们的意大利语或拉丁语名字为称呼。”（144页）此外，拉丁语抄本与德语抄本中还有一些信息不一致的地方（第144页）。正如作者所言，“历史学家仍然面临着多种翻译问题——从口语到书面记录，从意大利语和德语到拉丁语，最重要的是，从不再被听到的话语到一段具有悲惨过去的经历。”（144页）这种跨语言的特殊情况也符合本书中文版自身的特征，它是一部由华语历史学家用英语撰写再被译回中文的著作。

2010年，出生于米兰并生活在法国的Alberto Yanni向特伦托图书馆（Biblioteca comunale diTrento）捐赠了一份15世纪的抄本，其中包含了对1475年特伦托犹太案的简明概括，其编号为ms. BCT1-6342。这一近年来“新发现”的史料推进了相关学术研究。

审判犹太人与审判审判者

本书不长，正文部分共分十一章，以人物、地点以及事件为线索，主要则是人物：采邑主教（第一章）、犹太社团（二）、“被赐福的殉道者西蒙”（五）、宗座特使（七）、改教者（九）以及妇女们（十）。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发生在1475年特伦托舞台上的多方“势力”：以采邑主教为代表的特伦托当地宗教-政治与司法权威、受到指控与迫害的三户特伦托犹太人家庭（包括“改教者”与“妇女们”）以及以宗座特使为代表的教皇国宗教权威。特伦托1475事件有三条线，其一是当地犹太人被指控血祭谋杀了基督徒男孩西蒙；其二是特伦托采邑主教区（或特伦托主教公国）、其所属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及教皇国之间在司法与宗教领域的较量，或者说教皇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对特伦托的“争夺”与施压，双方都希望辐射到该地区；最后则是一条暗线，即当时南德意志-阿尔卑斯山地区盛行的反犹主义。

由此整个历史事件也分为了两部分，即特伦托当地行政权威对犹太人的审判以及教皇国介入后，宗座特使试图对特伦托审判者进行的审判。

1475年出版物插图，血祭仪式的另一场景。Tiberino Giovanni Mattia, Geschichte des zu Trient ermordeten Christenkindes, Trient, Kunne Albrecht, 1475 （Historie von Simon zu Trient, 1475.09.06 [BSB-Ink H-308-GW M42239], image 8）

1475年复活节，“方济各会的布道名家费尔特雷的贝尔纳迪诺来到特伦托，于四旬节期间布道，言词间不但清算犹太人的放高利贷活动，同时指责那些和犹太人为伍的基督徒。”（36页）特伦托的犹太社团只有三户人家，属于少数群体。他们看似与基督徒邻居相处融洽，但“他们始终如同外人”（36页）。一位犹太家主为医生，另两位则从事放债等业务。因为他们的非基督教信仰与特殊职业，“这几户有钱有闲的犹太人家在这工匠与佃农充斥的街坊圈子中是很显眼的。”（36页）3月26日复活节，当小西蒙的尸体在一户犹太人家中被发现后，三位家主立刻起身前往行政长官（即波德斯塔）处报案。晚上八九点，执法人员前来，并当即逮捕了在场所有的犹太人。13世纪，为对付异见者而诞生的宗教裁判所正以酷刑闻名，少不了严刑逼供。这一点被继承了下来。“近代早期欧洲的司法体系认为审讯是免不了拷问的。”（45页）而带有反犹主义偏见的司法部门自然会好好利用这一手段。如果犹太人“不肯说真话，便下令剥掉他的衣服，绑住他再吊起来。”（46页）高高吊起除了恐惧感以外，还能轻易造成肩膀脱臼（参见53页）。当然这只是刑讯逼供的一部分，真实的全貌不会被完整地写在审讯记录上。

小西蒙被认为是受难者，他的死象征着耶稣之死，犹太人的血祭谋杀行为正是犹太人迫害基督的历史延续。圣迹与崇拜被制造出来。“从1475年3月31日到1476年6月29日，至少有129宗神迹被归功于西蒙。”（62页）这引发了宗教朝圣，虔诚的朝圣者为特伦托带来了经济收入。采邑主教也亲力亲为，动用私人关系，向的里雅斯特的桂冠诗人写信。他自己也自诩人文学者，写诗反犹。

1475年出版物插图，犹太人被处以极刑，“他们先是被绑在车轮上折断四肢，之后再烧死”（第112页）Tiberino Giovanni Mattia, Geschichte des zu Trient ermordeten Christenkindes, Trient, Kunne Albrecht, 1475 （Historie von Simon zu Trient, 1475.09.06 [BSB-Ink H-308-GW M42239], image 22）

而采邑主教的私人医生兼朋友、负责验尸的一名医生作为所谓的案件亲历者，用“史诗的模式”（65页）再现了小西蒙之死与犹太人之罪。他捏造了犹太人之间的对话、绑架西蒙与将其谋杀的细节（参见64至65页）。这位亲历者的言论对普通民众而言很有信服力。他指出，“犹太人除了用高利贷迫害基督徒，还在犹太会堂吸基督小孩的血，在西蒙身上加诸虐害，就像他们对基督的所作所为一样。”（64页）他将“这场想象的谋杀描写得栩栩如生……犹太人被形容为‘凶暴的’；西蒙的血是‘神圣的’，他的死更被视为基督受难的代表。”（66页）他的文笔优雅，既能模仿通俗本拉丁语圣经风格，又可再现古罗马大诗人维吉尔的笔触。相关故事汇集为一本名为《被赐福的特伦托小西蒙受难记》的小册子于1475年在罗马初版，此后又增印三版。另在意大利北部与德意志一些城市出现了十个拉丁语印刷版，随后又出现了德语版本（67页）。“从特伦托的血祭诽谤案中创造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的过程中，由中欧传到意大利的印刷术和许多第一代印刷工匠都是德意志人的事实是不可或缺的。”（67页）技术的进步帮助了思想的传播，哪怕是一种反犹主义思想。

而大肆宣扬这种宗教暴力，正是拉丁西欧基督教世界深陷危机的一种表象。“印刷术非但没有反映出乐观的前景（这往往被归功于古典知识的恢复），反而显示出基督教欧洲深深的不安。除了在内部受异端和犹太人的威胁，基督理念还受到土耳其从外部的围攻。”（67页）看似统一的教会内部早已存在分裂倾向，比如14世纪英格兰的威克里夫和后来的罗拉德派，15世纪波西米亚又出现了胡斯派。而不久后的1517年，马丁·路德即将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宗教改革的大幕就此拉开。特伦托事件发生之际也正是奥斯曼土耳其兴盛之时。早在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便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又称拜占庭帝国的东罗马帝国灭亡。对基督教世界精神领袖教宗而言，他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都需要特别处理与土耳其方面的外交关系。

犹太会堂正在举行活动，巴黎，法兰西岛自由派（改革派）犹太教社团会堂（Communauté juive libérale d’Île de France, CJL），2016年3月，图周之桓

整个事件的第二阶段是教宗派遣特使干预特伦托采邑主教的司法审判。这导致特使与特伦托方面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然而最终的结果具有讽刺意义。1478年6月20日，教宗下令，消除对特伦托采邑主教的猜疑，表扬了他的热心，但出于愧疚，他也劝导他不要推广西蒙崇拜和不服从教廷，因为1247年教宗英诺森四世曾下令禁止一切和血祭谋杀有关审判。教宗还下令禁止基督徒在没有教会判决的情况下利用这一事件残害犹太人或强取他们的财产（134页）。然而，特伦托采邑主教已经对被指控血祭谋杀的犹太人进行了审判，并使用了暴力行为，还推动了反犹主义的传播。教宗的训令对流行的反犹主义无能为力。正如493年至526年意大利的统治者、信仰阿里乌派（被认为是异端）的非罗马人统治者东哥特王国国王迪奥多里克所言，“我们不能统治宗教，因为没有人会违背意愿被迫去相信”（religionem imperare non possumus, quia nemo cogitur ut credat inuitus）。反犹主义活在中世纪晚期南德意志-阿尔卑斯地区人们的思想中，看似无影无形，却又那么根深蒂固。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外景，图周之桓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内景，图周之桓

结语

《特伦托1475》是夏伯嘉根据一份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德语审判文件而完成的一部短小精悍的史学力作，它既回应了耶希瓦大学与广大犹太人希望那段历史公布于众的期待，也用微观史学的视角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管窥那个历史时期的宗教暴力与反犹主义的机会。宗教暴力自古有之，基督徒自己便是受害者。313年《米兰敕令》颁布以前，他们受到了长久的迫害。仅在十年前的303年，罗马皇帝还对基督徒进行了最严重的一次大迫害。而反犹主义也是宗教暴力的一种形式，同样自古有之。比如519年或520年，在拉文纳就发生过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后者拒绝改教受洗，将圣饼丢到河里，而发怒的基督徒烧毁了犹太会堂。到了中世纪，反犹主义愈演愈烈。1475年发生在特伦托的事件，只是历史长河中泛起的一小点浪花。

2015年3月，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一个13岁犹太男孩正在进行成人礼。图周之桓

当年不河谷的三名卫道士后来被维吉尔主教埋葬在罗马帝国晚期特伦托城外的教堂里，后来特伦托主教坐堂就在此基础上建造。如今在地下三米，人们还能参观这一古代基督教教堂遗迹。而不远处就是圣彼得与保罗教堂，同为“殉道者”的小西蒙原来就埋葬在那里。1965年，由于意大利犹太社团的抗议，他的遗骸被移出教堂，他的名字也从基督教殉道者名单中被去除。小西蒙是1475年事件中一直“在场”的主人公，但却从未参与过整个事件，他的身后命运被宗教与司法权威操纵着，而他究竟为何死亡也依然不得而知。对他的家庭而言，这也是一个悲剧。也许某一天，在欧洲的某个修道院又会发现一份抄本，它将给出答案，补全耶希瓦大学抄本以及其它已发现抄本所提供的信息。那么，亲爱的读者朋友，你愿意和本书作者一样，用“热情和真正的学术尊严”（请见前言）去解开这个五百多年前的谜团，去回应这一挑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