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命运如雪的诗人”与他的……自由写作|卡尔_新浪财经

《与瓦尔泽一起散步》，[瑞士] 卡尔·泽利希著，姜勇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版，588页，58.00元

瑞士现代作家、诗人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1878-1956）被誉为现代德语文学的奠基人，也被称作“命运如雪的诗人”。他的几部作品在多年前就有了中译本，瑞士编辑、作家卡尔·泽利希（Carl Seelig，1894-1962）的这部《与瓦尔泽一起散步》（Wanderungen mit Robert Walser，1957）更让读者通过富有情景性的对话走进瓦尔泽的内心世界，直接聆听瓦尔泽关于人生与文学的看法。

卡尔·泽利希是罗伯特·瓦尔泽的朋友、监护人及遗嘱执行人，他从1936年起定期来访，与瓦尔泽一起散步，并写下日记，这本书就是瓦尔泽生命最后二十年的精神实录。W.G.塞巴尔德认为，瓦尔泽没有成为被遗忘的作家主要归功于卡尔·泽利希为他所做的努力。如果没有泽利希对他与瓦尔泽散步的描述，如果没有他在传记方面的初步工作，如果没有他出版的作品选集和他对瓦尔泽手稿的解码——瓦尔泽就不可能康复，他的记忆很可能会被淡忘。（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096301）

关于这部《与瓦尔泽一起散步》，萨拉·考恩在《书坛》（Bookforum）发表的评论十分中肯：“[卡尔·泽利希]的私人一手资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接近瓦尔泽回忆录的资料。他向瓦尔泽提出的问题，有的关于他的个人和职业历史，有的关于他的文学和政治观点，像是一个口述历史学家会提出的问题，而瓦尔泽信任他的同伴，心平气和地回答，用他特有的幽默和不寻常的观察为对话增添色彩。”（同上）这是关于卡尔·泽利希这本书的很好、很平实的介绍。不过还应该补充的是泽利希并不仅仅是提问与记录，他对会面情景的描述、对散步中的景色与对话心境的变化以及他在对话中发表的观点等都充分表现出他的思想与文学才华。实际上，作为一名苏黎世的文化记者、作家，泽利希长期以来与知识界和思想文化圈有紧密联系，尤其是在1933年以后的流亡期间，他是许多作家、文化人的不懈支持者。在他的个人资料中包含来自艺术、文化和科学界人士的九千多封信件，因而不难理解在他与瓦泽尔的散步谈话中时常谈到许多艺文圈的人与作品。但是对于读者来说，如果不是对那些人和作品比较熟悉的话，那么他们在对话中的一些描述和议论或许是不容易理解的。

罗伯特·瓦尔泽的一生经历比较简单。他童年的时候家道中落，十几岁被家人送去银行做学徒，几年后跳槽到演艺界，遭到失败之后做过助理、办公室文员等工作。1905年到柏林就读于仆人学校，同时开始写作，这时他为了能够从事创作而不得不挣钱干活。1913年他回到瑞士的故乡，在困顿窘迫的生活中继续他的创作，但是并不怎么成功。在一战期间他曾应征入伍。直到1929年，他因为失眠、幻听、噩梦、焦虑等精神分裂症状而入住伯尔尼的精神病院。1956年圣诞节，死于散步途中的雪地里。过了多少年以后，瓦尔泽被认为是与穆齐尔、卡夫卡齐名的现代德语文学大师。可以说，瓦尔泽在被迫进入职业生涯之后，一直无法让自己适应那种机械、单调和重复的文员工作，因而试图在演艺和文学创作中获得解放。但是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同样遭遇困顿与精神不适，他在认识到自己在创作上存在问题的同时，力图反抗那个浮华的文艺名利场。他的一生就是对所有压抑自由与个性的威权与控制的拒绝，最后遁入到大自然之中，但也使他付出了流浪、清贫、孤独和被人遗忘的代价。“在大多数忙于生计的庸碌大众眼中，这种代价显然太高昂了。但瓦尔泽却做到了，他用渺小与贫苦守住了内心的自由，将其献给写作与思索。这是他的宝贵之处。天性的善良与柔弱令他无法像他崇拜的戏剧作品《强盗》中的主人公卡尔一般以行动向社会公开宣战，然而，每一位心有所感的读者都能在那些状似谦卑与臣服的低语中读到一阵又一阵关乎自由的风暴，它们是如此强大，如此令人热泪盈眶。”前几天读到的一篇文章（《罗伯特·瓦尔泽：渺小，保持渺小》，作者：王雨宽，新京报·书评周刊，1月5日专题版）中这一段写得很好，我真的心有同感。

罗伯特·瓦尔泽（ Robert Walser，1878-1956）摄于1899年

应该继续追问的是，罗伯特·瓦尔泽的一生究竟是不幸还是幸运，这不仅值得思考，同时更是一个应该诚实回答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躺平”来描述瓦尔泽一生的逃避奋斗与自甘渺小，他只是不愿被卷入那个以“卷”为本性的职场，不甘心灵魂的束缚、不愿意偶然在一面镜子中看到自己在上级或顾客面前强装的笑容。就像他的长篇小说《坦纳兄妹》（Geschwister Tanner，韩天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1月）中那个坦纳家的小儿子西蒙，他不断辞职、不断放弃稳定的工作，是因为他彻底洞悉了现代职场对人性的异化，无法再忍受在生命耗费在毫无意义的精神内耗之中。其实在他的内心仍然一直进行着不屈的战斗，方式是在精神病院里遵守工作纪律，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散步，在旷野的行走中寻找属于他的自由。

但是，罗伯特·瓦尔泽对职场社会的反抗是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内心世界支撑的。那个世界既是他的性格所形成的，同时更是他的文学追求所铸造的，他并不是那种仅仅是厌倦了职场工作、口袋里还有几个零花钱就躺倒的大神。他以沉浸在自己的散步与秘密写作的方式来自我拯救，这同样是一场艰难的、特别需要有勇气的战斗。因此，不应把瓦尔泽的人生选择浪漫地描述为一锅点缀着自由概念的心灵鸡汤，而必须看到在决绝的选择背后的勇气与力量——这无疑不是每个厌倦了工作的青年人都能拥有的。瓦尔特·本雅明说在罗伯特·瓦尔泽的作品中注意到一种非同寻常的、难以描述的荒疏、虚无和混乱，但是那种虚无就是重量，那种混乱就是毅力，他认为这是读者在阅读瓦尔泽的时候所能想到的事实。本雅明用“重量”与“毅力”来表述瓦尔泽的人生之路，的确值得思考——不能把获得心灵自由的过程变成肤浅、轻浮和无所事事的彻底懒散。

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那就是瓦尔泽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欧洲社会正进入急剧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时代。技术进步与生产规模的增长需要工业生产进入高度的组织协作化，其他社会职业的发展也必须越来越向专业性、技术性和岗位固定性发展，现代职场需要从业人员像机器上的零件一样发挥效用，所有理性的、灵性的人文气息与职业要求越来越不适合。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19-2011）对这个转型时代的制度分析非常精准：“这种制度的产生是分工专业化和功能切割的结果……这一体系本身是具体化的世界，其中只见角色，不见人。……人因而变成了物件或‘东西’。”（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57页）瓦尔泽的反抗正是这个急剧转型的职业时代所导致的产物，正如十九世纪瑞士伟大的文化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在1855年10月17日写给阿尔贝特·布伦纳的信中所讲的：“当今世界如巨大的机器，处于轮下的我们，如果不对个人的存在授以独特而高贵的圣职，将会多么煎熬。”（见本书扉页）瓦尔泽的一生似乎正是诠释了布克哈特的这句话，他的个人存在就是为了履行这种“独特而高贵的圣职”。

瓦尔泽患有长年的精神分裂症，但是出门长途散步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散步与他的生命紧密不可分割，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他的写作。与他一起散步，穿过小城街道、经过被寒冷封锁的小火车站，然后走向雪地后面的树林、穿过树林之后的山峰，伴随这一路的是风、雪花和他内心的思绪以及在对话中出现的文学史。实际上应该把他对散步的热爱与执着看作是对世界的一种沉默的回应，当泽利希陪伴在身边的时候，自然流淌出来的对话表明了他永远是一位高度自信的作家和头脑清醒的当代生活的观察者与评论者。他的散步——准确来说更是一种跋涉——就是他的人生缩影：自主的选择、坚定的行动和自由的思想的统一体。

在泽利希的记录中，在风雪中的散步之后常常是温暖的炉火、摆放整齐的餐桌，窗外是宁静地降临的暮色。“当房子已在我们身后，我们再次独处时，罗伯特停下脚步笑着说：‘刚才的一切不是很令人着迷吗？温暖的客厅，闪闪发光的树和蜡烛！那松脆的羊角面包像是直接从巴黎运过来的！’”（160页）有一次在散步之后，“我们躲进圣加仑的一家昏暗的啤酒馆。罗伯特说：‘啤酒和黄昏可以将一切重负带走，很神奇。’我们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分别”（162页）。从散步到告别，类似这样的暖心情景与心境在书中常有出现。

虽然在晚年在精神病院里过着有点与世隔绝的生活，但是瓦尔泽并非完全不问世事。1953年4月12日下午，他和泽利希对一位大人物的神秘之死聊了很久，他说那人被俯首听命的人们包围着，终于成了一个偶像，无法再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或许他身上有一些天才的痕迹，但国家更适合由凡庸之人来统治。最后他说“天才几乎总是蕴藏着邪恶，人民必定要为此付出痛苦、鲜血和耻辱的代价。”（236页）这是瓦泽尔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跨越了十九与二十世纪的历史思考。同时，在瓦尔泽对伟大的文学作品的评价与分析中，也常常包含了对政治风云中的人性的深刻认识。有一次在泽利希讲完一个士兵的极端经历和恐怖故事之后，罗伯特将话题引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他提醒我，作者在这部小说的创作笔记里让斯塔夫罗金侯爵预言：‘我相信，最后所有的人要么变成天使，要么变成魔鬼。’”（1949年，4月15日，202页）这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深刻领悟。

无论是在风雪中的散步还是坐在温暖的小酒馆里，他们的对话主题主要还是文学。

瓦尔泽对于自己的文学事业所遭遇的挫折一直有清醒的认识。早在1937年，他在谈话中就说：“如果可以重回三十岁，我将不会再像一个轻浮的浪漫主义者那样胡写，以奇崛为趣，不食人间烟火。……人必须生活在社会中，或为之斗争或反对它。这是我那些小说的缺陷。它们过于古怪，自反的色彩过重，构思往往过于草率。如果《坦纳兄妹》出新版，我会删去七八十页……”（10-11页）但是在自我反思的同时，他也不是没有看到文坛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文坛对赫尔曼·黑塞的狂热追捧，而他并不像黑塞那样写作，因而被忽视和贬低；另一方面，“我始终缺乏一个光环，而只有拥有它，人才能在文学界出人头地。像什么英雄主义啊，殉道者啊，这类光环都是通往成功的阶梯……所以没人认真把我当回事”（1937年6月27日，14-15页）。泽利希在这个时候对文学圈的看法也证实了瓦尔泽的分析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认为：“对文学小圈子的疏远导致他在经济上严重受损。但到处盛行的偶像崇拜简直让他恶心。它让作家降格到擦鞋童的地位。……从人的立场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是个可耻的时期。那时的文学透着尖刻和恶毒的特质。……就在那时，在可怕的狂欢中，他的创作力开始衰退……文学奖在假救世主或者学院派之间分配。好吧，对此他无能为力。但他至死不会向任何人折腰。顺便说一句，拉帮结派和搞裙带关系的人总是会自毁前程。” （1936年7月26日，4-5页）而他对瓦尔泽此时的文学创作状态的评价是相当肯定的：“他感到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这反而让他冷静。人近六十之时，得能够领悟另一种存在。他写他的那些书，无非就像一个农民播种，收割……既是出于责任感，但也是为了糊口。……他的写作最多产的时期是在柏林的七年，以及随后在比尔的七年。那时没人逼迫他，也没人支配他。一切都可以平静地生长，就像苹果长在苹果树上。”（1936年7月26日，4-5页）

过了很多年之后，有一次在谈话中泽利希问他为什么当年离开柏林之后没有去巴黎，他回答说：“去巴黎？决不！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和司汤达在那里写下了无与伦比的作品，这种地方我是绝不敢去的。对我而言，在柏林受到重挫之后退回到小小的故乡，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短暂的沉默过后，他又说：“我还没有蠢到无法对自己的才能作出批判性的审视。”他还讲起有一次他和马克斯·斯莱福格特等人坐在一起，斯莱福格特当着其他人的面嘲笑他的失败，说他恰恰应该成为一名司汤达主义者，说读者觉得他的书很无聊。“我应该怎样回答呢？那时的我确实毫无成果，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 （1945年12月30日，160页）这是很诚实、坦率的自我反思。他不仅坦率承认自己在青年时代写作中的缺陷，同时也直率地对文坛上流行的给新人滥发文学奖的做法提出异议，他鄙夷地说：“如果这么早就宠坏他们，他们将永远是学童。要成为一个人，需要经历痛苦、不被赏识和挣扎。国家不应成为诗人的助产士。”（1955年，圣诞节，273页）

有一次在散步中谈到文学与时代及人民的关系，瓦尔泽说：“现在，作家们用他们那臃肿的无聊来吓唬读者。文学如此具有帝国主义的色彩，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时代特征。以前的文学是谦虚的、温良的。今天，它俨然以统治者自居，将人民看作自己的臣民。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发展。”（1947年11月3 日，183-184页）关于剧作家凯撒·冯·阿尔克斯自杀的对话也促使罗伯特深入谈论了作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他看来，作家必定为社会所困扰：“作家失去与人类社会的紧张关系时，他们很快就会消亡。作家决不能允许社会纵容自己，否则会觉得有义务适应既定的环境。——即使在最贫困的时候，我也不会让自己被社会收买。我始终更喜欢个人自由。”（1949年，祈祷日，203页）瓦尔泽对于自由的渴望和执着是很明确的，他说“作家能够创作的唯一基础是自由。只要这个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我就不会再写作。只给我纸、笔和房间是不够的。”（1939年4月23日，33页）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对瓦尔泽的文学创作评价很高，她认为“瓦尔泽写作艺术的道德核心，在于对权力、对统治的抗拒……只有在最纯熟、最高雅的艺术作品中，才能找到瓦尔泽式的美德。他是用文字创作的保罗·克利、好脾气的贝克特，是一位真正出色、令人心碎的作家”（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500932）。在她看来，在文学与艺术创作中表现了对权力与统治的抗拒是一种美德。应该说在瓦尔泽的作品中，这是通过人物的命运与思想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德国著名作家温弗里德·塞巴尔德（W. G. Sebald，1944-2001）对瓦泽尔的评述指向读者对他的理解：“人们如何能够理解一位深受阴影折磨，却在每一页作品中点亮最柔和之光的作家，一位用最纯粹的绝望创作出幽默速写的作家，一位几乎总在写同样的事物却从不自我重复的作家，一位在地上稳稳站立却总在云中迷失的作家？”（同上）从在人生中深受阴影的折磨到在自己的作品中为读者点燃柔和的光亮，这是对瓦泽尔的人生与文学的关系的概括和褒扬。

瓦尔泽作为一名写作者——其实作家这个头衔后来对他已经是无所谓了，即使不再发表任何作品，他的秘密写作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在那一天降临之前，瓦尔泽的晚年有过一段宁静的日子。他对于生活中的朴素物品由衷欣赏，有一次他对泽利希身上携带的帐篷布、手电筒、尖顶帽和下士绶带很感兴趣，因为这使他回忆起过去在军中的简朴生活。他说“这确实是它最积极的一面。富余可以让人非常压抑。真正的美，日常生活的美，在贫困和朴素中最微妙地显示出来。”他接着谈到了衰老的问题：“很少有人懂得享受衰老，尽管它可以给人如此多的快乐。人到了老年就会明白，世界总是不断地努力回归到简单、基本的事物。出于一种健康的本能，它抵制例外或奇异成为它的主宰。对异性不安的欲望已燃烧殆尽，只求自然的慰藉以及那些向所有人的渴望开放的美好而具体的事物。最终，虚荣心消失了，一个人坐在晚年巨大的寂静中，就像坐在温和的幻日之下。”（1943年，10月19日，99页）回归到简单的事物，在自然中获得慰藉，不再有任何虚荣心，晚年的寂静是如此温和地降临。

1956年的圣诞节，这一天瓦尔泽终于躺倒在散步路上的雪地里。这时才是他真正的躺平。在他还年轻的时候，瓦尔泽在书中写过一种告别世界的方式——“在冷杉树下、在雪中躺卧僵硬”，他的最后一天真的就是以这种方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