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的新业态和新人才|乡村振兴_新浪财经

乡村振兴中的新业态和新人才

文-本刊记者朱玉芳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

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人才供求矛盾将更加凸显。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经济与科技社会学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付伟，深入城乡融合、县域产业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研究领域，通过实地考察和研究，发现在数字经济时代，县域经济呈现数字化趋势，随着农产品电商、乡村创意文化产业等新业态兴起，涌现了一批“小镇创业家”和“数字乡民”，这意味着乡村振兴需要新的人才基础。促进人才的城乡流动，带动资源要素的城乡融合，对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中国青年》：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如何看待“城”和“乡”的关系？目前，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哪些挑战？

付伟：城乡融合包括多个维度，促进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是其中的重要路径。很多乡村业态都是城市的技术、资本和人才与乡村紧密合作的结果。

当然，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面临很多挑战。我想重点讨论人才问题，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是带动城乡市场、资金、信息、技术、管理和理念等方面密切联动、深度融合的最关键因素。在新发展阶段，尤其是数字经济、乡村文创等新业态在乡村兴起，这些新的业态与传统的乡村产业在人才需求方面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我们在实地调研时发现，农产品电商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把农产品相关信息放在电商平台上。要实现农产品的电商化，需要将农产品的传统产品形态和生产逻辑改造为适应数字经济的产品形态和模式。在实现农产品电商化的过程中，需要运用互联网的产品思维，对产品进行适应潜在消费者偏好的改造和升级，这一过程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帮助。一方面，农产品的市场定位、产品包装和品牌运营需要根据终端销售数据和消费者偏好进行全方位的转型和升级；另一方面，在农产品的生产端，也需要有专业人才针对市场需求，对农产品种养殖过程的标准和质量进行进一步提升。近年来，许多位于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的电商运营和直播带货公司纷纷派驻工作人员下沉到各地县域，对县域的农产品电商进行整体规划、整体运营和整体开发。

再比如，乡村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传统“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种养殖业、加工业有很大的不同，乡村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对乡村各类文化资源进行转译、开发，这对运营人才有很高的要求。这些文化资源的开发除了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更需要有一批专业性足够强的运营人才，他们既要懂市场运营，又要懂艺术品位。文化创意项目往往需要经历一个长期培育的过程。在这个文化产品打造的过程中，往往需要靠特定人才的私域流量支持，这是依靠乡村内生性人才难以完成的一项工作。

总之，新乡村业态对乡村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从业者有应用新技术的能力，有市场运营的能力，有品牌打造的能力，这意味着乡村振兴也需要新的人才基础。促进人才的城乡流动，带动资源要素的城乡融合，对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乡村振兴要从城市引入大量的人才，更重要的是要从乡村社会内部挖掘和培育适应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本土人才。

《中国青年》：你在调查研究中指出，数字时代人才流动的新特征改变了人才进入乡村的方式，并提出“小镇创业家”“数字乡民”这些新概念，现在乡村吸引青年的元素是什么？又该如何留住他们？

付伟：信息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数字经济的普惠给县域经济带来一种新的发展和机会，数字乡民是其中一种类型。通过利用数字技术，越来越多的人克服了物理空间对自身的束缚，利用数字化工具在线完成各类工作，不再依赖传统的办公室工作模式，也不需要固定的工作时间，增加了工作形式的灵活性和个人发展的自由度，这些人被称为“数字游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入驻乡村，从“数字游民”转变为“数字乡民”。当下，许多艺术家、科技工作者、创业者在乡村建立工作室、实训基地、创业小镇等，成为乡村振兴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此外，数字时代的“小镇创业家”也值得重点关注。数字时代的小镇创业人才有着非常明显的特征。

第一，特定青年。这些青年有大都市的生活经历，也具有较高学历，但是学历不足以支撑他们在大都市里扎根，找一个特别稳定的工作。

第二，特定区域。他们在县域里创业，创业就业的范围涵盖了乡村、小镇和县城。

第三，特殊业态。跟数字经济的下沉有密切的关系。从全国层面统计的数据来看，返乡创业的很多人，都跟数字经济有密切的关系。

山西神池县返乡创业青年直播卖月饼。付伟摄

这个群体在县域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是推动农产品电商化的关键，也是农产品电商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主导力量。这个群体是县域既有产业链对接数字经济的关键力量，能把电商平台对于产品的需求，传递到农产品供应链中去，而他们又能够在县域里组织这些庞大的农户和众多的加工企业为他供货，然后把农产品电商化。

这个群体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既有对接互联网的现代性，又有扎根县域的乡土性，能够跟县域众多产业环节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能够知道每个从业者的脾气、人品，能够保证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内供货，知道怎么去跟他们协商、沟通。所以这个小镇创业家的作用，是县域产业链的整个组织者和协调者，也是县域社会与外部世界的连接者，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对于公共服务和生活品质有较高的要求，这首先意味着县域生活品位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全方位升级；其次是县域数字经济创业离不开创业生态支撑，这也需要县域在产业规划、要素供给和平台建设等各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政策环境。目前县域创业也面临着很多要素限制，在土地使用、工商登记等各个环节都可能面临很高的政策门槛，需要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

产业发展塑造新型城乡关系格局

《中国青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在数字经济下，县域产业发展呈现出了怎样的新态势？

付伟：县域社会一直蕴含着很强的创业动能，在新发展阶段很快跟上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浪潮，涌现出很多新业态。

农产品电商是很多县域数字经济的具体业态。但是农产品电商并不意味着把县域的农产品直接放到网上销售，而是需要实现农产品向电商产品的转化。首先，需要改造和提升农产品的种植养殖过程，引入“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各种模式，提升农产品的品质，也让农产品的供应稳定；其次，需要发展县域的农产品加工产业，把初级农产品改造成为适合长途运输的、适合网上销售的、适应不同消费人群的产品；第三，需要在县域内发展起一大批物流、运输、包装等服务农产品电商服务的第三产业。当然最重要的是，还需要有一些懂得互联网思维和城市生活品位的电商运营团队，对于农产品电商进行整体的品牌包装和运营。总体上来讲，数字经济在县域的发展，意味着既有产业链的补齐、延长，又有价值链的提升。

数字经济与县域既有产业链深度融合，也是塑造新型城乡关系格局的过程。目前县域在带动就业和创业方面将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县域数字产业链的重塑最后形成了一个贯通县域城乡，融合一、二、三产业的县域产业体系，并通过数字平台形成了一个与大都市乃至全球市场联系的产业链、价值链。县域农产品电商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从而为县域的发展输入了新的血液，也提供了开创县域经济新发展格局的可能。

《中国青年》：《城乡融合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历史、实践与思考》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城乡融合的乡村产业是扎根于特定社会基础的结果，乡村社会除了给乡村产业提供特定生产要素外，乡村社会中的具体关系和交往心态往往也是发展乡村产业的关键。”这个观点指出了乡村产业与乡土社会的紧密联系，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回归现实层面，你认为如何推进产业促进乡村振兴？

付伟：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视角，这个视角可以增进对乡村社会的深入认识，在实践意义上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我举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关于“企业下乡”的学术研究发现，很多外来的企业很难适应乡村社会环境，很难进行有效的劳动管理。那么，这个现象是乡村落后、农民素质低造成的吗？要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理解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中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有特殊的就业群体，尤其女性是乡村产业的重要就业创业群体。这个现象与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流动模式有密切的关系，是不同家庭成员分工的结果。但是这种劳动力供给的模式也影响了乡村产业的管理，因为这些劳动者需要兼顾家庭，需要送小孩上学、照顾老人。这意味着乡村产业需要采取更加灵活的劳动时间，也需要在地理位置上更加靠近劳动力，以便这些女性能够兼顾家庭和生产。

同时乡村产业需要更加人性化、人情化的管理。因为这些劳动力高度“嵌入”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人情网络，而且她们有特殊的心态，比如很多企业家说对待工人“不能把自己当作老板”，因为同处一个村庄共同体，在企业管理过程中高高在上，会让村民觉得“不会为人”。这在大城市、在现代企业管理过程中或许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在乡村社会则会对生产过程造成很大影响，村民一旦把你当“外人”，那么村民就不会真心帮你加班赶工。这意味着乡村产业的劳动者并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劳动力，而是乡村社会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这些具体而微的社会学知识，能够让我们深入认识很多乡村产业的细节，而在实践中正是这些关键的细节，决定了乡村产业的成败。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中国青年》：你曾在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李家村挂职一年，并对该地展开长期跟踪调研，你认为浙江“千万工程”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做法有何意义？

付伟：浙江省在“千万工程”方面进行了诸多的探索，在一定意义上探索了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方向和路径，对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第一是全面改善村庄的人居环境，第二是全面加强村民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第三是促进基层的治理能力提升。

《中国青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强调：“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乡村治理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怎样的难题？如何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格局现代化？

付伟：乡村治理面临着城乡转型带来的诸多问题，这是我们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向。

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中西部地区人口大量地流出，面临着如何应对空心化的问题，如何为留守在乡村中的“一老一小”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

东部地区由于乡村产业发达，乡村城乡一体化发展迅速，同时乡村还集聚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产生了多元复杂的公共服务和治理需求。如何为发达地区乡村提供城乡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东部地区乡村面临的问题。

目前国家和基层政府在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中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但是也面临着“干部步步进、群众步步退”的难题。出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村庄的内生型公共品供给能力不足，另外一方面也与乡村建设过程中的工作方法和推进的方式有关。基层组织尤其是村级组织需要落实政府各条线的工作任务，并且每条线都有严格的指标考核，任务重、催办急，很多地方为了在短时间达到高标准的考核要求，往往来不及深入做群众工作，从而采取违规花钱，以满足少数村民诉求的办法解决问题。

基层治理需要通过加强基层党建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动员群众参与乡村振兴，需要投入更为精细的工作，需要继续加强基层党组织扎根群众的能力。长期以来，群众路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代，更要继续发扬党带领群众艰苦奋斗的精神，让各级党员扎根在群众中，倾听群众的呼声，宣传党的政策，统一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形成昂扬向上的“共富同心”的村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