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可波罗｜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书中引用马可波罗|忽必烈_新浪财经

向达先生在1929年撰写《元代马可孛罗诸外国人所见之杭州》一文时，定然仔细研读过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他在该文注释中已明确提示：“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十五《海都补传》、卷二十四《木剌夷补传》之注中，亦曾提及马哥孛罗，作谟克波罗。以马哥书中之乃颜及木剌夷事迹，证补《元史》。”洪钧书500多页，若非精细审读，是很难检出这两条引文的。

忽必烈汗平定乃颜事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开始，西北的窝阔台之孙海都叛，在东北的宗王乃颜叛。忽必烈汗两次亲征，先击海都，后平乃颜。此乃重大事件，而《元史》所载史实不详。洪钧作《海都补传》，引用了拉施特书，注中补引马可波罗书曰：

“西人谟克波罗时在中国，其书云，乃颜此时不过三十岁。又云，乃颜喜天主教。世祖军中有许多天方教、犹太教人，多誉其信奉异教。”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十五《海都补传》注中，引用马可波罗，作谟克波罗。来源：作者提供

忽必烈汗是贯穿马可波罗整个故事的主线，书中对忽必烈的记述就是从征讨海都、乃颜开始的。有几处重要细节：

（1）忽必烈汗在10或12日之内，秘密征集骑兵36万、步兵10万。这36万人仅为其养鹰人及左右之猎户；

（2）大汗特遣部队把守诸路，往来之人悉被俘虏，以防乃颜得知大军行进消息，有所准备；

（3）乃颜全军40万骑，驻地远距大汗有30日路程，但不意大汗军突至，大惊；

（4）大汗亲临战场，坐在由4只战象乘载的大木楼上，树立旗帜，各处皆见。阵法是3万人成列，各骑兵后多有一人持矛相随。两军列阵，各种乐器和歌声群起，其声颇可悦耳；

（5）两军弹唱之后，大汗鸣鼓，乃颜亦鸣鼓。双方部众发矢蔽天，有如暴雨。混战自晨至于日中，双方士卒死者甚众，陈尸遍野。然上帝与道理皆以胜利属大汗；

（6）乃颜败创被擒，并其兵器执送大汗之前。命立处死，勿使人见。盖虑其为同族，恐见之悯而求情宽恕免其死也。遂将其密裹于毛毡中，往来拖曳，以至于死。盖大汗不欲天空、土地、太阳见帝族之学，故处死之法如此；

（7）此乱之后，乃颜所领高丽（Cauly）等诸州之臣民，悉皆宣誓尽忠于大汗。

（8）乃颜为一受洗之基督徒，旗帜之上以十字架为徽示。大汗讨灭乃颜之后，有种种人讥讽基督教徒，大汗闻之，予以严责，并宽慰基督徒曰：“十字架未助乃颜，盖有大理存焉。乃颜叛主不忠，理当受罚。汝辈天主之十字架不助之为逆，甚是。”自是以后，遂无人再讥讽基督徒。

以上记述均细致入微，可圈可点，令人过目难忘，如临其境。乃颜叛乱是元史研究的重要题目，南京大学姚大力教授《乃颜之乱杂考》（1983年）和南开大学李治安教授《马可波罗所记乃颜之乱考释》（2011年），皆为引证广博、考证精细之力作，大抵滥觞于洪钧这篇《海都补传》。

旭烈兀灭“木剌夷”事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四《木剌夷补传》，先在按语中将木剌夷一词做了说明：“案：《太祖本纪》作木剌夷，《太宗本纪》作木罗夷，《宪宗本纪》作没里奚，《郭侃传》作木乃兮，刘郁《西使记》作木乃奚。今考字音，乃字不如剌字。”

木剌夷是阿拉伯语“Mulahidas”的中文音译，意为异教、迷途之人，本意是逊尼派穆斯林指称波斯什叶派（Shia），这里特指什叶派中一分支亦思马因派（Ismailis）。洪钧书中说，其可称为部落，“不可为国”。蒙古西征时，木剌夷人占据波斯东部一带山区，南北狭窄，东西长越五六百里，山中险要之处建有城堡。波斯史学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对木剌夷兴亡始末记述颇详，《多桑蒙古史》多引用之。

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任命二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征南宋；任命三弟旭烈兀“总领河中和波斯军国庶事”，征波斯。蒙哥汗命拜住所率蒙古在中亚的原驻军修缮道路、桥梁、车辆和船只，并派遣了12000人的部队先行。旭烈兀于1253年10月出发，1255年9月抵达撒马尔罕，1256年1月渡阿姆河，12月攻克阿剌模忒堡（Alamut，鹰巢），擒其教主鲁克赖丁忽儿沙（Rokn-ud-din Khourschah），灭木剌夷。1258年，旭烈兀又攻取了巴格达城，终结了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为世界历史上一重大事变。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一幅古代波斯人所绘旭烈兀汗（Hulagu）画像，其卧坐于毡毯，操弓饮酒，栩栩如生。喻其生平之事唯有两件：一为征伐，一为饮宴。这幅著名画像作为插图，收入Edward G. Browne所著《蒙古统治时期波斯文献史》（A 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 Under Tartar Dominion a.d 1265 -1502）一书，该书于1920年由伦敦剑桥大学出版。来源：作者提供

洪钧在《木剌夷补传》中，引用了马可波罗书对木剌夷人的描写：用“异酿”迷醉青年，如入“天堂福地”，纵肆所欲，“令往杀某某，事成复其如故。不幸身丧，魂生于天，乐亦如是。则皆踊跃用命，或为商贾，或为奴仆，不远千里，以行其志。”并在其后加以注释：

“此节旁采谟克波罗及倭积力克（即鄂多立克）两人之书，皆元时人，曾至中国，复游西域，语必不谬。刘郁《西使记》所云，大略相同，然不如西书之详尽。”洪钧正文又说，“天方教戒饮酒，而木剌夷人不禁，同教之詈称，名之由所来也。”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四《木剌夷补传》注中，亦引用马可波罗，作谟克波罗。来源：作者提供

“木剌夷”与“文明冲突论”

“木剌夷”是穆斯林正教派对亦思马因（Ismaili）的贬称，西方人俗称之“阿萨辛”（Assassin），意为谋杀、刺客。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的数百年里，亦思马因教派的故事一直在欧洲流传，是很多文学作品的主题，亦多是以讹传讹。直至1940年，伯纳德·刘易斯发表著作《亦思马因教派的起源》（The Origins of Ismā‘īlism），才解决了一些历史疑难问题。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于1916年生于英国一犹太家庭，1939年毕业于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现在的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SOAS），《亦思马因教派的起源》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刘易斯通过文献证明，亦思马因有两个名字，一个是“Ismaili”，另一个是“Batini”，是两位什叶派政治和宗教领袖的名字，他们在中世纪时领导了一场宗教、哲学、社会和政治运动，对抗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政权和拜占庭帝国。1256年旭烈兀率蒙古军摧毁“木剌夷”的行动，曾得到了哈里发政权和拜占庭帝国的支持。此后，亦思马因派转入地下，沉寂多年，在帖木儿时代复起，并逐渐从伊朗传布至伊拉克、叙利亚、阿塞拜疆、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等地。刘易斯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还原了马可波罗时代伊朗东部那段历史，颠覆了过去人们对亦思马因的认知。这项研究是平实的，对亦思马因派的评价较公正，刘易斯凭此奠定了学术地位。

伯纳德•刘易斯曾长期为英国军事情报部门和外交部工作，1967年，他出版《谋杀派：伊斯兰教中的一个激进派别》（The Assassins : A Radical Sect in Islam），成为畅销书。在这本书里，刘易斯改变了早前认为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不相容的观点，渲染伊斯兰教派的恐怖主义，并把这种恐怖主义归咎于苏联，沉着冷静地断言：他们是苏联特工。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 1916-2018）的《谋杀派：一个伊斯兰激进派别》（The Assassins : A Radical Sect in Islam），1967年，英国伦敦出版。来源：作者提供

1974年，刘易斯以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身份到美国，此时他已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国籍。此后很多年，刘易斯一直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重要成员，他提出“文明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战略，利用伊斯兰教和东正教之间的文化差异，动员穆斯林反对苏联。

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是刘易斯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助手，负责推广这个概念。1991年苏联解体后，亨廷顿公开提出“文明冲突论”，但不是作为一项战略或一个概念，而是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必然性提出的。刘易斯再一次沉着冷静地改变观点，坚定地支持亨廷顿。

2018年刘易斯去世，西方政要纷纷表示哀悼，称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和伟人”。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1982年在《纽约书评》上对刘易斯的评价最恰当、准确：“一位活跃的政策制定专家、说客和宣传家”（a active policy scientist, lobbyist and propagandist）。

伯纳德•刘易斯对于“木剌夷”历史问题的研究是有贡献的，他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实例子。历史中蕴含着力量，往往被政治所利用。从伯纳德•刘易斯的身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西方一些学术权威是如何出于各种政治目的而滥用历史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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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景祥，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