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瑟筑筝丝竹之乐_新浪财经

　　▌罗启龙

　　新年到来，各地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新年音乐会，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音乐带来“仪式感”，重大节日往往离不开音乐。而在中国古代，音乐更始终与礼仪紧密相关。

　　中国古代都有哪些乐器呢?《周礼·春官·大师》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音”，是按照用材的不同对乐器进行分类，是我国最早的乐器分类法。其中，“丝”类乐器最为人们所熟悉，也就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弦乐。时至今日，弦乐器因其弓法富于变化，在独奏时温柔婉约，合奏时也具有多层次的表现力，成为最为流行的乐器种类之一。

　　根据考古资料和典籍文献的记载来看，至汉代时，我国的弦乐器已发展出琴、瑟、筑、筝四种。这四种弦乐器，渊源有自，其来尚矣。

汉代古琴

汉代奏乐陶俑

　　抚琴：德行最优

　　甲骨文的乐字，为树枝拉绳之象形，故后世人们认为弦乐器在远古时期就已起源了。

　　在我国神话体系中，关于远古时期弦乐器的记载仅有琴与瑟。如《风俗通》载：“伏羲氏作四十五弦之瑟”；又如宋代朱长文的《琴史·帝尧》所记：“扬子尝云：‘法始乎伏，成乎尧，匪伏匪尧，礼义哨哨。’夫琴者，法之一也。当《大章》之作也，琴声固已和矣。旧传尧有《神人畅》，古之琴曲。和乐而作者命之日‘畅’，达则兼济天下之谓也，忧愁而作者命之曰‘操’，穷则独善其身之谓也。夫圣而不可知之谓神，非尧孰能当之？”法度的制定始于伏羲，成于帝尧，不是伏羲和帝尧时的礼仪，就不是正道。而古琴正是法度之一。帝尧时琴声已达到和谐境地，其依据所抒发的感情是“和乐”还是“忧愁”，将琴曲命名为“畅”或“操”。

　　同书《释弦》载：“舜弦之五，本于义也，五弦所以正五声也。圣人观五行之象丽于天，五辰之气运于时，五材之形用于世，于是制为宫、商、角、徵、羽以考其声焉。凡天地万物之声，莫出于此五音者”，认为琴张弦为五也是在帝尧时成为定制的。为什么帝尧要把琴弦定为五呢？是因为圣人通过观察发现，天中有五行之象，时间中有五辰之气，时间所用也可以归类为五材，所以要制成宫、商、角、徵、羽来代表包含万物声音的五音。

　　我国古代先哲前贤们，比较喜欢把涉及礼制发展的事物源头追溯至三皇五帝时期，但事实是否如此呢？殷墟甲骨文中涉及弦的当属“弓”字，也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弦乐器，也用于狩猎。但此类物品，无共鸣箱，形制也简陋。

　　琴、瑟二类乐器常在先秦诗歌总集《诗经》中出现，如《小雅·甫田》载：“琴瑟击鼓，以御田祖”,《郑风·女曰鸡鸣》：“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等。可见，“琴”、“瑟”在西周时期已是十分普及的乐器了。从文献上看，西周时的弦乐器应当只有琴与瑟两种，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是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的十弦琴，结合其他战国时期出土的古琴，我们发现汉代以前的不同地区的古琴样式并不一致，最常见的区别是琴的通体长短、体内共鸣箱大小与弦离琴面高度均有不同，甚至弦数也未固定，从而导致各地古琴所能发出的音质、音量以及弹奏时按音的多寡等方面差异很大。

　　战国晚期，制造琴的选材标准正式定下来，流传至今，即“面用软木，底用硬木”，这样选材的好处是底部反弹音的效果更佳，面板也能更好地将音散发出去。如《淮南子·脩务训》载“山桐之琴，涧梓之腹”，汉初以桐木与梓木制琴，纵观我国古代的名琴，诸如绿绮、云鹄、云钟等，多是以桐、梓拼接而成的。另据《汉书·扬雄传》载：“今夫弦者，高张急徽，追趋逐耆，则坐者不期而附矣”，颜师古注：“徽，琴徽也”。可知琴徽在西汉时已产生，应为后世十三徽之滥觞。说明在战国晚期到汉代，斫琴技术已十分纯熟了。东汉时期传闻于后世的名琴颇多，如张道的“响泉”、蔡邕的“焦尾”等，和如今的古琴，已极为相似了。

　　在秦汉以前，庙堂以“钟鼓之乐”为主，但琴与瑟独奏性强，按弦时可变更振动弦分，所奏之乐变化无方、可以很好地表达演奏者的情感，声音更是优雅、飘逸，嵇康《琴赋》即言：“众器之中，琴德最优”，足见琴音色之优良。因此在贵族阶层广受欢迎，墨子即载士大夫“息于竽瑟之乐”。春秋时诸多乐者均擅长弹琴，如卫国的师涓、晋国的师旷、郑国的师文等。

　　而当时士大夫对琴瑟如此钟爱，除了乐理的因素外，其也是表达礼仪的重要工具。如宫、商、角、徵、羽五音象征君、臣、民、事、物五种社会等级，而琴之所以后窄前广，是用来象征尊卑之别，十三徽则代表了十二支纪十二月加闰月。虽然这么完备的礼制差别很可能是后世儒者附会的，但据《左传·昭公元年》：“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之说，礼制也是琴瑟早期大为流行的重要原因。

　　鼓瑟：精洁于心

　　瑟与琴一样，在西周时应该已经流传开来了。在先秦时期，文献往往将琴瑟并称，二者单独使用的情况十分少见，如《礼记》云“士无故不撤琴瑟”。因琴声清雅而瑟音低沉，二者配合演奏与古人的阴阳五行观念有关。

　　现存战国的瑟大多集中于湖北、湖南与河南等省。陕西、山东、四川等省出土的汉代帛画、陶俑、壁画与画像砖石中，也常见有演奏瑟的形象，可知至迟在汉代，瑟已在南北诸地十分流行了。

　　瑟均为木制，多以整木斫成，瑟的面板始终保持略拱的覆瓦形，这种设计既便于弹奏，又能增强负荷瑟柱的压力。《鄘风·定之方中》载：“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但是在先秦时，瑟的形制并不统一，差异较大，据《礼记·明堂位》载：“拊搏，玉磬，揩击，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乐器也。”可知用于合奏的瑟有大小之分，但大、小瑟的形制应并无明确统一的规定。根据目前出土的瑟来看，春秋时期用来绕弦、固定弦的器物——瑟枘的数目在春秋时用二至五枚不等，尚未固定，直至战国时期，才将四枚定为常制。另一方面，战国早期，瑟弦的数量不固定，基本为23、24、25、26数种，至战国晚期，已统一使用25弦，一直沿用至今，且这一时期已经注意通过用不同粗细的弦来配置高低音。且当时瑟柱类型也多样，见有卷云类柱、不对称型及不对称型瑟柱，可适应各柱所在面板、侧板和弦高等不同情况，可见在战国晚期时制瑟水平已经较为成熟了。

　　西周时，琴与瑟常在宫廷的礼仪活动中使用。《周礼》记周时“以嘉礼亲万民”，在举行嘉礼时，常用琴瑟进行音乐演奏，如《仪礼·乡饮酒礼》“乃合乐”条下有贾疏云:“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用于堂上，配合琴等其他乐器，向臣民示以政顺人和，秩序稳定之意。另《诗经·小雅·甫田》所载“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瑟在祭祀中也常用，统治者借用瑟，期冀人神和谐，风调雨顺。

　　对于个人而言，瑟同琴一样，具有陶冶情操的作用，如《世本·作篇》：“瑟，洁也。使人精洁于心，纯一于行也”，成为个人修身养性的常用工具，且因其音调变化多样，在古人眼里也有抒发情感之效，曹植《王仲宣诔》：“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和琴瑟”，正因于此，汉代瑟很受官宦贵族欢迎，如在临沂白庄奏乐杂技图画像石、滕州马王建鼓乐舞图画像石等诸多汉代画像砖石中都常见贵族令乐人演奏瑟之形象。

　　击筑：市井豪声

　　关于筑，记载最早见于《战国策·齐策》，苏秦说齐宣王曰：“……临淄甚富有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而《史记·刺客列传》载刺杀秦始皇的高渐离也是一位击筑的乐师，曾“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

　　目前未能见到汉代以前的筑的实物。可以确定的是，筑至迟在战国晚期已经出现。与琴瑟不同，筑可能流行于市井之中。

　　关于筑的形制，《说文解字》载：“筑，以竹曲，五弦之乐也。从巩竹。巩，持之也。竹亦声。”《释名·释乐器》载：“筑，以竹鼓之。筑，柲之也。”引文“持之也”与“柲之也”二者意思相同，均指有柄可持。“以竹曲”以及“以竹鼓之”指筑的演奏方式，但关于“竹”的形制，在典籍中却并无记载。在图像类的文物中，很可能是一根细棒的形象。

　　另《汉书·高帝纪》注引应劭说：“（筑），状似琴而大，头安弦，以竹击之，故名曰筑。”按文意，形似瑟说明筑体应为一个共鸣箱，且筑体前应为较小的柱柄，后为板箱式的“大头”。演奏时需要一手托细颈，一手持击弦工具演奏。筑可能由琴瑟衍生而来，但其为一弦一音，仅能用于击打，音效丰富性远不如其他弦类乐器，但因汉高祖刘邦喜爱，在汉时推行较广。至隋唐时，筑被归入清乐，用于郊庙祭祀，其他场合甚为少见。至宋代，基本已消亡。

　　弹筝：融合之妙

　　关于筝的起源，争议颇多，根据考古发现，在江西贵溪仙水岩春秋崖墓群中出土有年代最早的筝，距今约2600年。文献之中，首次记载是在《史记·李斯列传》的《谏逐客书》中，指“弹筝”是“真秦之声也”，这里所指应当不是筝起源于秦，而是说明在战国晚期，筝在秦地已非常流行了。

　　至汉代，筝在民众之中广受欢迎，西汉桓宽《盐铁论》中载：“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击缶而已。无要妙之音、变羽之转”。到东汉时筝的形制与瑟十分相似，如东汉典籍《风俗通》载当时的筝为“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

　　根据出土陶俑来看，当时筝与瑟的不同之处在于筝尾部弯曲垂下，首端上翘而瑟形制平直。这很可能是因为筝在广泛传播的同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瑟的特点趋于融合。如当时筝的奏法，即托、劈、抹、挑、勾、剔、打、摘，都是从琴瑟的指法名称借用来的。据阮瑀《筝赋》所说：“大兴小附，重发轻随”，指右手使用勾托手法。而这右手弹奏、左手按弦的弹奏手法一直流传至今。

　　相对于琴瑟而言，筝的音域更宽广，音色也更为铿锵有力、明亮清脆。曹植赞有“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的诗句。至魏晋南北朝时，无论贵族，抑或平民，对筝均极为喜爱，在当时的乐队之中，曾“苞群声以作主，长众乐而为师”成为诸乐器之长，当时甚至连游楚、曹丕等宰府、帝王也成为名噪一时的弹筝名家。而古筝在现代，也成为最受欢迎的民族乐器之一。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先秦史研究中心。本文图片由作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