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里的通州|通州志略_新浪财经

　　本报记者张群琛王倚剑

　　古籍是今人了解历史的重要窗口，我们可以通过古籍，系统地了解某个特定时代的经济、政治、人文等信息。历史上，记载通州的古籍也有很多。在通州区图书馆的“运河文库”中，读者可以查阅清代的《漷阴志略》或者康熙、雍正、乾隆、光绪年间的《通州志》，以及由众多朝鲜使臣写成的《燕行录》等，从古籍中全方位了解古通州的人文地理、经济发展和漕运。

　　《通州志略》为迄今所见最早的通州方志

　　作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首都图书馆拥有汗牛充栋的古籍储藏。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首都图书馆藏有7种涉及通州的古籍，分别是《（嘉靖）通州志略》《（康熙）通州志》《（雍正）通州新志》《潞城考古录》《（乾隆）通州志》《漷阴志略》和《（光绪）通州志》。其中《（嘉靖）通州志略》，为明嘉靖时杨行中编纂，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刻本刊行，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通州方志。“这是第一部留存完整的北京方志。康熙时称，《通州志略》文字已‘剥落殆尽’，作为佚书（泛指散失的书籍）看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此古籍是如何出现在首都图书馆的？据介绍，日本学者山根幸夫在其作品《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增补本）》中，提到《通州志略》藏于日本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1986年中日文献交换，唯一存世的海外孤本复本终得以入藏首都图书馆，如此失而复得，更值得后人珍视。

　　《通州志略》全书共十三卷，图六幅，介绍了当时通州的地理风貌、土地税赋、军事防务、文化教育、古迹名胜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套古籍摒弃了嘉靖以前的“平列诸目体”，改用“纲目体”，以事实为纲，便于查询，体现了较成熟的篇目形式。《通州志略》所记载的时间范围极广。上限始自西周，记述了通州各项事务的历史发端；下限至明嘉靖中期，部分内容增补至万历后期。其所记载的地域范围也颇为广阔，包括明代行政区划下的通州及其当时所管辖的漷、武清、宝坻、三河四县，范围涉及今天的通州区，以及天津的武清区、宝坻区，河北的三河市。其中通州的部分最为详细，资料来源于弘治时期周通所编的旧志稿，加之公文档案和坊间乡镇采集的风俗事迹。而宝坻的资料则源于当地的旧志；漷、武清、三河的资料则来源于各县上报的文册档案。

　　王维珍参与光绪版《通州志》编撰

　　通州区博物馆现藏一套光绪年间的《通州志》，这套《通州志》也是对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修订的《乾隆直隶通州志》的续修，而值得注意的是，光绪版《通州志》中不仅收录了“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的千古名句，其作者王维珍还是编撰者之一。上述诗句出自王维珍的诗作《文昌阁十二景·古塔凌云》，其实光绪版《通州志》中不只收录了这一首王维珍的诗作，王维珍创作的《通州八景》《漷县八景》《文昌阁十二景》共28首诗作都在这套古籍中。这些诗歌，仿佛展现出一幅幅19世纪后半期通州的人文和自然画图，可从中感受当年通州的旖旎风光和人文景观。

　　不仅诗歌收录到《通州志》中，王维珍本人也参与了光绪版《通州志》的编撰。据记载，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通州知州高建勋纂修《通州志》时，特别邀请王维珍担任总纂。这时，王维珍已赋闲在家，他欣然接受这一邀请。史称“潞郡文学士十余人共襄其事”，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编纂工作。《（光绪）通州志》“序”中评价此书“分体立制，井井有条，详略适中，雅俗共晓”。

　　《（光绪）通州志》是《（乾隆）通州志》的续补著作，增加了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之后至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之间近百年的很多重要内容，对研究通州的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目前，通州区图书馆官方网站上能看到部分光绪版《通州志》。这套古籍分为十卷，详细介绍了当时通州的封域、漕运、学校、人物、艺文等方面内容。

　　同时，在通州区图书馆的馆藏古籍中，《燕行录》也是研究通州历史的重要材料。这套古籍著于明清时期，作者不是特定的某个人，而是当时往来中国的朝鲜使团，他们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汇编成一套书，所以书中文章的长短等不受限制。此书描写的时期，恰是漕运鼎盛时期。来访的朝鲜使团大部分坐船在运河沿线城市上下船并进出京，常经过通州，《燕行录》中不乏对通州的描写。“夜市”是《燕行录》对于通州描写的亮点。根据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朝鲜国正使金履素回程经过通州时的记载：“一月二十八日雪，自晓至午。午后还晴，夕后有风。是日，一行人马始复回路，人喧马嘶，皆是还乡之喜。出朝阳门，行四十里至通州，石桥非不奇壮，比于芦沟则无可动目。但夜市繁华，自古有名。”这是《燕行录》中第一次出现“夜市”二字，随后《燕行录》中多次出现“车马之喧阗，通宵不息，亦一壮观也”“可谓不夜之灯市”等对当时通州商业繁荣的描写。

　　近距离感受古籍魅力

　　一谈到古籍，人们脑海里出现的大概是一本灰黄的、书页发硬发脆的书册，上面还写着许多令人费解的古文。如今人们虽然能认识到古籍的历史价值，也可以在网上轻松查到书籍中的内容，但很少有人能接触到古籍原本，更别提去了解古老书册本身蕴含的知识与魅力。去年，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了两场关于古籍的体验活动。“如果深入了解，会发现古籍其实很有趣。一方面，古籍记载着许多今人无从了解的信息，是历史的记录者，另一方面，古籍作为古人知识的载体，其形式的变化也蕴含着许多宝贵信息，甚至从古书制作流程、修复技艺、发行机构、传播途径的变化中也能窥见百千年前的历史烟尘。”在一场讲座活动中，中国书店绿心公园店主理人洛飏对观众说。

　　这场讲座介绍的是一套线装书籍《武英殿聚珍版办书程式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共2册）》。清代武英殿曾为皇家刻书机构所在，当时采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这类活字版书籍被乾隆帝命名为“聚珍版”，武英殿聚珍版书均为各种古籍的重要版本。而《武英殿聚珍版办书程式》和《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二书则是古代官方颁布的木活字印刷标准，目录中就列有“成造木子、刻字、字柜、槽版”等项，涉及木活字的材料、加工、质量、管理、制版、字体、版式、印刷流程、活字流转使用等内容。其中还有不少插图，可称为清代皇家印书的“说明书”。除了能了解古人制书的规范和技术，二书中的记载也为研究武英殿修书处的机构构成乃至清代典章制度提供了史料依据。

　　古籍修复“远观一致，近可辨识”

　　说完古籍的刻印，再来看看修复。古籍修复在古籍保护工作中属于原生性保护，即对书体进行修复干预，阻止纸张病害继续恶化。首都图书馆负责古籍修复的负责人介绍，古籍修复的难点首先是选配纸张，中国传统手工纸采用天然植物纤维打浆成纸，造纸植物涵盖麻类、皮类、竹类、草类等，种类繁多。由于手工抄纸的随机性，古纸色泽深浅不一，各类纸张都有一定色差。因此选择补纸需要多方比对后再行确定。

　　其次，在修补书页时，补纸与原书搭口应控制在两毫米左右。这样整册书修完，书页摞在一起修补的地方就不致太厚。这一方法最早可追溯至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对书籍修复的描述：“裂补纸如薤叶。”意思是说补书用的纸条如同薤这种植物的叶子一样细。薤是南方一种可食用植物，叶子比小葱还更细些。“修复人员通常使用镊子择下多余纸边，从而形成窄细的搭口，这需要一定的耐心和细心，也是古籍修复工作者所必备的能力之一。”该负责人介绍。

　　古籍修复还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洗书页前必须先测试文字是否跑墨。一些过于酸化脆化的古籍要先进行纸张脱酸，以及在修补中使用薄皮纸加固纸张；修复不同厚度的书页，作为黏合剂浆水的稠稀程度要适当调整等。总之，修复一套古籍的工序环环相扣，每一环节都要细心对待，才能更好地完成修书任务。修复后达到“远观一致，近可辨识”的效果。

　　除了讲座，中国书店在去年11月还举办了一场旧书市集活动。市集面向城市副中心书友，专门围绕出版年代较早、版式风格较为古典怀旧、内容仍有阅读和收藏价值的旧书开展收购、售卖、交换活动，并现场展售具有中国书店各门店经营特色的旧书资料，包含“北京”等多个主题。

　　非遗技艺体验作为市集环节之一，现场由专业技术人员讲述古籍知识，手把手教授古籍装帧技术，顾客可以在指导下，沉浸式体验雕版印刷、线装本制作工艺。刷墨、铺纸，用刷子刷平纸面，轻轻揭下，一幅传统交子或一页古籍便清晰印在纸上。抑或从零开始制作一册线装本，使用空白宣纸、瓷青书皮、书签、书捻，采取四眼装订法进行装帧，最后盖上中国书店印章。

　　燃灯塔下紫清宫研学教室内也开设了古籍装帧、修复技艺系列非遗课程，吸引了不少孩子。“‘蝴蝶装’就是将印有文字的纸面朝里对折，以中缝为准对齐所有页码，再用糨糊粘在另一包背纸上，最后裁齐成书。这样装帧的书页翻起来像不像蝴蝶飞舞的翅膀？”毛装、包背装、线装……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专家用生动语言，将古籍装帧的方式一一道来，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到了体验环节，孩子们更是争先上手，喷水、清洗、选纸、修补、针锥扎眼，跟着老师的讲解，一步步施展“医术”修复残破书页。北运河非遗传习所运营负责人霍红蕾表示，相比茶道、志愿者讲解等课程，古籍修复课的报名人数要少一些，但传承传统文化的意义仍在。她相信古籍修复知识的普及也能从“有一个算一个”发展到“一个也不能落”。

　　（图片由北运河非遗传习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