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温彬团队
2023年是我国疫后复苏的第一年，一季度疫情防控平稳转段，积压需求快速释放，实现良好开局，但随后有所转弱，年中政策发力带动经济筑底回升，全年GDP预计同比增长5.2%左右。展望2024年，随着国际环境缓和、内生动能修复以及政策调控力度加大，预计经济增速会逐渐向潜在水平收敛。
国际：利好因素开始增多
2023年全球环境仍然严峻，一些国家推进所谓“去风险化”，通过“再工业化”、重组产业链等方式，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扰动，再加上欧美的去库存，导致我国出口增速面临一定压力。
从经济周期角度看，发达国家持续加息，与中国之间的无风险利差不断拉大，进而使人民币贬值压力持续上升，资金外流规模扩大。今年1~11月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人民币口径）同比下降10.0%，资金外流也成为国内资本市场持续走弱的原因之一。
展望2024年，外部环境仍然面临较大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但一些不利因素也在消退，特别是美联储启动降息、全球经济企稳等因素，将有利于对外部门景气度回升。
一方面，在经历了11轮525个基点的加息之后，美国通胀已经开始明显回落，美联储已经将降息提上日程。2023年12月议息会议点阵图显示，2024年可能会有75bp的降息，但市场已经给出了150bp的降息预期，降息时点最早可能会在2024年3月启动。美联储一旦转向降息，则会带动中美之间利差进一步收窄，这将为我国货币宽松打开空间，同时有利于减缓资本外流趋势，为人民币汇率和人民币资产企稳提供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发达国家转向降息，利率敏感型行业将企稳反弹，库存周期也将重新启动，这些都有利于我国出口增速的回升。虽然发达国家在推进“脱钩断链”，但我国出口市占率相较于疫情期间的高点并未明显回落，加上2024年出口产品价格有望企稳回升，出口增速反弹将是大概率事件，预计出口增速将由上年的-4.6%上升至3.0%左右。
2024年美国大选启动，可能会带来一定影响，但风险应该相对可控。2024年我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这些也将有助于外资外贸部门经营状况改善。
国内：有望向潜在增速收敛
2023年完成5.0%左右的增长目标难度不大，但从CPI、PPI以及GDP平减指数等价格指标来看，经济仍然存在负产出缺口，实际增速尚未达到潜在增长水平。预计2024年官方会继续将增长目标设置为5.0%左右，既同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翻一番的目标相衔接，又助力于稳就业、防风险和向市场传递信心。
具体到经济增长的五大动能来看，除了出口回升是大概率事件外，制造业投资有望加速，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也有望收窄，但基建投资和消费投资增速可能会略有放缓。
制造业投资方面，2023年表现最好的是高技术制造业投资，这与出口旺盛以及政策支持密不可分。展望2024年，这两项支撑因素仍然存在：一方面，外需有望渐进恢复，进而带动出口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回升；另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重点工作的第一项，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支持力度将有增无减。此外，2024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望明显反弹，加上企业信心逐渐恢复，都将有助于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预计增速由上年的6.4%回升至7.0%左右。
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目前监管层正在制定优质房企白名单，并向大型银行提出了“三个不低于”的信贷政策。再加上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的加强，房企的资金来源有望好转。此外，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这些都将有助于提振开发投资增速。预计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由上年的-9.4%收窄至-5.0%。
消费方面，2023年消费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拖累，一是就业压力加大导致收入增速放缓和消费能力不足，二是“疤痕效应”导致消费意愿下降。因此，除了服务相关需求比较火热之外，耐用品、商品房相关消费都相对偏弱。从2024年来看，这两方面拖累因素均有可能消退：就业压力有望随着出口产业链恢复以及各项稳就业政策落地而缓解，“疤痕效应”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转淡。我们认为，2024年消费尤其是商品消费有望走好，但整体增速在高基数拖累下可能略低于上年。预计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为5.5%，低于上年的7.3%。
基建投资方面，从资金来源看，2024年财政政策“适度发力，提质增效”，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预计将不低于2023年，继续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财政部已表示将会适度扩大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以撬动更多有效投资。从项目来看，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预计重大项目将会持续推进。不过，基建投资将会面临土地财政承压和地方化债加快推进的拖累。预计增速由上年的5.6%回落至5.0%。
政策：更强调“进”和“立”
过去两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策总基调均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2023年则调整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从强调“稳”，到更强调“进”和“立”，传递出更为积极的政策信号。
财政政策方面，中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财政部在随后的年度工作会议上指出，“适度加力”主要是保持适当支出强度、合理安排政府投资规模、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以及优化调整税费政策等四个方面。提质增效，主要是在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绩效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强化政策协同六个方面下功夫。
基于财政部表态，预计2024年的财政赤字率可能会维持在3.0%~3.5%之间，新增专项债规模可能由今年的3.8万亿元小幅增加至4.0万亿元左右；税费优惠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增强精准性和针对性，兼顾供给侧和需求侧，从而加快推动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货币政策方面，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灵活适度”意味着政策基调保持稳中偏松。预计2024年货币政策将根据内外部形势、流动性情况变化等相机抉择，充分运用各类总量和结构性政策工具灵活调整，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精准有效”，一方面预示着包括PSL在内的结构性工具有望发挥更大作用，着力加强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五篇大文章”和“三大工程”领域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将强化货币政策和财政、产业、区域、科技政策等之间的协调配合，积极盘活被低效、无效占用的金融资源，实现信贷结构“有增有减”、融资结构“有升有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在重点工作方面，中央部署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等九项工作，而从“以进促稳”和“先立后破”角度看，以下三方面工作需要重点关注：
一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重点工作的第一项，而扩大内需则退居次席，反映出中央对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提出“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这无疑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立”的题中之义。从会议部署看，核心在于通过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以及推进新型工业化。
二是扩大国内需求。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这意味着政策将不再孤立地刺激消费和投资，而是放眼长远，兼顾提升市场经济运行效率，力争实现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追求“1+1＞2”的政策效果，提高内需增长的可持续性。
“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方面，既要稳定和扩大汽车、电子产品等传统消费，也要培育壮大数字、绿色、健康等新型消费，同时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优化消费环境。“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方面，强调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个领域，并要求政府和社会资本加强合作，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
三是防范化解风险。会议强调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预示着未来防范化解风险的关键点之一在于要通盘考虑这个重点“风险三角”之间的关联关系。
房地产风险仍然首当其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继续从供给端、需求端和新模式三方面开展相关工作。我们认为，在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形成过程中，当务之急仍是打破负反馈链条，阻断市场下滑，避免房地产市场风险蔓延。近期无论是相关白名单、“三个不低于”的贷款要求以及京沪进一步下调首付比和利率水平，目的都是打破市场的惯性下滑，疏通“金融与房地产的良性循环”，以实现“先立后破”。
总体来说，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随着国际环境有所缓和、经济社会运行趋于正常以及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经济增速会逐渐向潜在水平收敛，预计2024年经济增长可能达到4.8%左右的水平。
(本文作者介绍：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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