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再思考：战后日本赔偿问题档案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日本_新浪财经

战争赔偿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赔偿问题，理应属于抗战史和二战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未在当前的历史书写中呈现应有的分量。2023年11月25-26日，“战后日本赔偿问题档案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研讨会作为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课题“海外藏战后日本赔偿问题档案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一部分，汇集了该项研究的最新成果，展示了这一领域的前沿动态。

与会者合影

研讨会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复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海外藏战后日本赔偿问题档案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首席专家吴景平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河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戴建兵、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连红致辞。随后，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的与会学者围绕战后日本赔偿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五场讨论，共15组报告。

第一场讨论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教授主持。

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波多野澄雄的报告《日本赔偿问题的研究动向》主要展示了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日本赔偿问题涉及两个层面：狭义的战争赔偿，即国家向国家支付的赔偿，广义的赔偿，则包含在战争赔偿之外针对殖民统治造成的伤害的补偿，包括国家向个人支付的赔偿。波多野澄雄教授回顾了对日索赔政策的形成，随后介绍了日本与菲律宾、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四国赔偿谈判的研究进展。他指出，日本与东南亚四国的赔偿谈判均以“经济协作”（经济援助）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对整个谈判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是美国和中国，出现了不少从“经济协作”角度出发、强调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的扩张与“经济协作”之间关联的研究。具体到日本对中国的战后赔偿问题，他表示，中日联合声明在赔偿问题上并未排除中国国民的请求权，因此，到了1990年代，掀起了中国国民向日本法院寻求战时受害的“个人补偿”的热潮。日本的对华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日本政府发展援助）也一直是日本研究者关心的主要问题。访华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于1979年12月表示，为支援中国改革开放，将提供500亿日元贷款，开始了对华ODA，其长期目标是支持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与西方世界的合作。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并未把经济援助看作对放弃战争赔款的回报，大平正芳也未考虑对过去战争的补偿，看重的是经济利益和互惠关系。但在日本却有错误观点认为，对华ODA是对放弃赔偿的回报。

波多野澄雄还指出“经济协作”的功过：通过优先考虑经济利益的经济协作，利用赔款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为日本的复兴和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这在事实上淡化了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和反省。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陈立文以《“国史馆”赔偿委员会档案介绍》为题，梳理了“赔偿委员会”的来龙去脉以及目前相关档案的主要内容。她介绍，赔偿委员会档案的重点在于抗战损失调查，所含档案主要时间为1937-1949年，少数起于1931年，经初步整理有12098卷，目前均已数字化。陈立文教授将档案分成几类：一是战时对日侵华的调查，这也是日后赔偿的基础；二是各省市及地区提报的战争损失，但内容并不完整；三是机关等团体提报的战争损失，包括国民参政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监察院、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社会部等等，内容较为完整；四是海外华侨提报的战争损失；五为对日求偿与索还工作；六是赔偿物资的争取与分配；七是人事与一般行政，包含赔偿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经费预算、人事安排等等。她展示了部分档案扫描件，并表示战后日本赔偿问题有国家的层面、民间的层面，亦有学术的层面，诸多面向之下并非单一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史研究室主任吴敏超对本场报告作点评。她表示，本次会议围绕“海外藏战后日本赔偿问题档案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这一重大课题展开，涉及日本、北美、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不同机构、语种的资料，体现的是全球视野、扎实的史料和团队协作。战后日本赔偿，涉及到战争审判、战争责任、殖民统治、抗战损失等具体问题，背后则牵涉中日、中美、日美关系的大背景，是战后国际关系这一宏阔背景下的问题。本次会议中的论文将战后日本对华赔偿问题做了和东南亚国家的横向比较，以及和一战后德国赔偿的纵向比较，有助于以更宽阔的视野来探讨问题，极具研究视野上的启发。吴敏超研究员表示，与会学者的报告还体现了更大的关怀，即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问题，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问题。日本赔偿、战争责任问题背后，真正的关切是如何通过赔偿对世界的和平发展、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总之，这一课题使用扎实的史料、精深的研究揭示战后日本赔偿问题，背后则有更大的现实关怀和历史意义。

在提问环节中，波多野澄雄教授针对吴景平教授的提问，着重回应了关于日本如何处理战后对“个人”/民间的赔偿问题。他指出，1990年代以后，在战争中受到日军损害的中国人和韩国人，为寻求“个人补偿”而在日本法院起诉的案件激增。这些案件涉及强制征用、强制劳动、从军“慰安妇”等问题；日本政府除了在“慰安妇”问题上从道义角度开设了作为国民基金的“亚洲女性基金”，其他方面的赔偿问题则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日本受到了来自谋求国家补偿的海外公民团体及法律人士的强烈批判，他们认为这种措施是在规避国家责任。1990年代以后战后补偿问题的爆发，表明了在涉及受害者“个人”的赔偿、补偿问题上，以国家间的处理为基础的和平条约体制存在局限性。

第二场讨论由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张连红主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研究员王成志以《日本战争赔偿北美档案述略》为题作报告。他首先指出，美国主导了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变化。随后他分四个方面介绍了北美地区所藏的代表性档案：政府档案、跨政府组织档案；学术图书馆、档案馆；远东委员会等相关组织机构以及个人档案。政府档案包括美国国家档案局中的“纳粹战争罪和日本帝国政府档案跨部门工作组”（Nazi War Crimes and Japa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Records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的相关档案等。他还着重介绍了与美国日本战争赔偿政策不同的声音以及赔偿抗争的档案，如西弗吉尼亚大学的“二战海军药剂师（日军菲律宾战俘营死亡赔偿）档案”，斯坦福大学的“菲律宾日军集中营（美国工程师）赔偿档案”，威斯康辛老兵博物馆的“威斯康辛老兵口述史项目”，内华达大学的“布劳迪诉美国案档案”（美核辐射受害军人家属诉美政府档案）等等。最后他表示，政府、国际政府组织，以及参与、经历其事的官员档案自然重要，但还应重视当时或随后的政府出版物，特别是美国政府出版物办公室所出版的各种文献，也属档案性质。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马琳的报告《远东委员会与战后日本赔偿问题》梳理了远东委员会成立的背景，厘清对日索赔美方机构之间的关系——决策机构为远东委员会，执行机构则是盟军总司令部；并指出远东委员会从属于美国对日赔偿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政府、远东委员会以及盟总之间立场不同。随后她介绍了远东委员会讨论的三个核心议题——如何处理日本的海外资产、各国之间对赔偿物资的分配比例以及日本“平时工业标准的确定”与拆迁工厂的选择；并根据远东委员会处理对日赔偿工作的三个阶段介绍相关内容，最后谈到了远东委员会对日本赔偿工作的意义。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高作楠的报告《顾维钧与中国战后对日政策》介绍了顾维钧与战后对日政策相关的文件情况。她表示，《顾维钧回忆录》正文中曾提到欲拟专题叙述自己在远东委员会的工作，但最后并未收录相关内容。事实上，在哥伦比亚大学藏中国口述历史项目档案中保存有顾维钧关于远东委员会的口述原始材料，但最终由于口述编辑的人力及时间限制等原因未能收入《回忆录》正文。高作楠梳理了顾维钧在远东委员会期间与美方的交涉焦点，包括用于赔偿的日本海外资产处置，以及关于对日和会的初步构想中，顾维钧与王世杰等人的分歧以及美苏之间的矛盾。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景平点评了本场报告。他表示，王成志研究员的报告从档案入手而不局限于档案，不仅从收藏空间、机构、档案类别作了梳理，还探讨了如何看待、如何研究相关问题；视野开阔，不仅限于日本对中国的赔偿，还观照了东南亚、北美等其他地区的同类问题。王成志老师此前曾出版过《北美藏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档案文献提要》，这次报告是非常重要的补充。马琳的选题从机构入手，结合近年刊行的资料重新分析探讨作为战后赔偿核心机构之一的远东委员会，探析远东委员会和战后赔偿的关系。高作楠则从人物入手，尽管《顾维钧回忆录》被奉为相关问题研究最重要的资料，高作楠强调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与哥大藏原始记录之间的关联和重要区别，以及如何比较性地看待已刊未刊的口述档案资料。整体而言，赔偿问题背后是更广阔的战后处置问题，本场报告为我们进一步打开了视野。

第三场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主编杜继东主持。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郑会欣曾编注世界船王董浩云的日记、撰写他的传记。此次他以《中国航运业的战后赔偿问题》为题，以董浩云为研究视角，探讨中国航运业在索偿过程中的准备、谈判过程，以及最后的结局，从中观察在国际博弈中，一些大国为了自身利益如何牺牲其他盟国权益的。

日本档案馆文员路平在她的报告《日本藏赔偿档案情况概述》中指出，国内学者的对日赔偿问题研究往往以远东委员会、美国外交档案和“国史馆”的“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档案”为基础，考察国民政府的态度与行动，或将其置于中美关系史的脉络，以中美谈判为中心考虑对日赔偿问题。而因为对日方档案的公开情况认识有限，对日本这个行动主体的考察是不充分的。她从日本的视角出发考察“日本藏赔偿档案”：在不同历史阶段，日本政府如何应对远东委员会的赔偿方针？日方政治要人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对日赔款政策？日方的赔偿处理机构又是如何执行中间赔偿等具体的赔偿计划？有哪些因素影响了日本政府的赔偿处理方针？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后，日本如何与东南亚国家进行赔偿谈判、解决和平条约遗留的赔偿问题？她主要介绍了日本政府层面公开的赔偿档案，即日本外交史料馆藏赔偿档案、国立公文书馆藏旧大藏省在外财产调查、同盟国财产、被劫物归还档案，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盟军总司令部民间财产管理局（CPC）赔偿财产科档案。

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牟立邦围绕《驻日代表团与战后对日索赔和劫物归还》展开报告，他指出目前关于驻日代表团研究有限、效果不彰，且忽略或简化了其中最为核心且具有历史意义的对日索赔和劫物归还议题。他表示，驻日代表团是富有外交和军事占领性质的运作机构，下辖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四组及秘书、后勤、副官、侨务等处，其内部的运作机制、人事纷争等值得进一步考察。在劫物归还的相关问题中，由于被劫之物举证困难，加上战争期间的复杂因素，导致中国在此过程有不少损失。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严婉芝的报告题为《二战后日本的赔偿对策——以日本对〈旧金山和约〉的研究为中心》。她表示，二战结束后，日本外务省设立和平条约问题研究干事会等专门机构，负责研究美国的对日和约政策并制定日方应采取的对策文件。她考察战后日本关于对日和约中赔偿问题的要求和应对措施，探讨战后日本政府如何在国际形势的变化下制定对日和约中关于赔偿问题的条款并与美国等同盟国进行交涉。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陵合点评本场报告，他表示，本场报告从不同的维度展开，包括行业史视角下的日本赔偿，以及日方视角的赔偿政策等等，将相关问题的讨论推向细化和深入。其中郑会欣研究员从航运业发展的角度评价日本的赔偿及其效果，牟立邦助理教授以新开放史料探讨驻日代表团的作用，均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第四场报告由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教授程兆奇主持。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昂的报告《美国国务院与战后日本赔偿问题——以二战结束前后为中心》围绕美国国务院对战后日本赔偿交涉的介入、美国国务院的情报与政策准备工作、美国国务院与鲍莱使团几个方面展开。他指出，美国国务院与远东委员会、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之间对日本赔偿问题的不同态度与话语权之争，在战后初期已为日方洞悉，这成为日本自身争取较优的战后处置待遇的重要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钊的报告《英国与战后赔偿》剖析了英国对日本赔偿问题的态度及特点。他指出英国更重视日本的经济事务，接受美国希望通过对日贸易尽快恢复英国及其殖民地的经济，赔偿政策即基于这一态度制定。英国反对鲍莱计划、反对拆迁赔偿，认为应当首先设定日本的经济水平标准再讨论赔偿总额，同时希望英联邦获取更多份额。他详细介绍了英国相关档案的收藏和分布情况，讨论了基于档案可以深化研究的方向。

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博士候选人刘宜的报告《二战结束后德国赔偿档案及史实概述》将目光投向战后的德国，介绍了德国对战胜国的赔偿，以及对纳粹受害人的主动赔偿。她表示，二战后德国的赔偿对象从国家扩大到个人（“受害者赔偿”），后者是现代意义上的赔偿，不仅覆盖更多人群，也标志着德国对战争罪责有更深刻的认识。赔偿方式从被动的实物赔偿，到对受害者的主动货币赔偿，赔偿主体从政府/纳税人到企业，这其中既有外交智慧，也有历史担当，既有人道主义关怀，也体现了受害者群体寻求正义的执着。更值得一提的是不断规范和完善的受害者赔偿相关法律，为公正赔偿和诚恳致歉提供了基础，为持久的和平提供可能。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宋佩玉点评本场报告，她表示，本场讨论体现了不同维度的比较视野，包括战胜国英国和美国的比较、战败国日本与德国的比较、一战与二战的纵向比较、赔偿问题的宏观政策与微观个案的比较等等，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她还就英国的赔偿议题提出了专业的建议。

第五场报告由广发银行杭州分行原纪委书记刘平主持。

上海市档案馆一级主任科员董婷婷的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抗战损失及赔偿档案概述》梳理了原本较为分散的上档藏相关档案，包括抗战损失调查机构档案、抗战损失档案、抗战赔偿档案。这些档案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罪证，是对日索赔的重要依据，也是全面深入研究抗战史的历史凭证。

上海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刘华的文章《战后接收与清理日本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简述——以上海市档案馆中国银行档案为中心》，根据上档中行档案还原了战后中国银行沪行接收清理日本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的情况。他指出，这一清查过程曝光了该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中国及其他同盟国国家金融资产的掠夺，以及日本政府委托秘密运售黄金等详情。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志英、鄂尔多斯高新开发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综合秘书孙航的研究《从“攘袂引领”到“蹉跎自误”：国民政府对日索赔吴港海军兵工厂发电设备案探析》围绕一个对日索赔的个案展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对日战争索赔过程中积极运作以日本吴港海军兵工厂发电设备作为战争赔偿，呈现出国民政府对日索赔目标的转向，即偏离对日惩戒的立场，聚焦索赔军事设备；战后国民政府对日索赔也最终演变成了同盟国之间的复杂博弈。

上海市档案馆整理编目部副主任何品点评本场报告，就如何进一步梳理、选编、深挖、出版档案，结合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情况给出了详尽的建议。此外，他针对国民政府对日索赔吴港海军兵工厂发电设备的个案研究提出，可以在外交的视角之外作更多维度的探讨，如军事角度的补充。吴敏超研究员亦在评论中指出这一个案涉及多个人物及主体，具有外交、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复杂面向，值得深入挖掘。

圆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主编杜继东主持，他从长远推进的思路和抓手方面为“海外藏战后日本赔偿问题档案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这一项目提供了详尽的参考建议。河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戴建兵，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志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研究员王成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史研究室主任吴敏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皇甫秋实，南京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沛霖等学者相继发言，从资料、面向、专题论文与个案等角度归纳总结了本次会议的论文，并从金融货币与赔偿问题、古籍流失与归还、调查材料的使用与辨析等方面补充了可以延展的研究方向。

吴景平教授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表示，在现有研究中，日本对华赔偿通常被归为战争的善后问题之一，所占篇幅有限，无论是中国的索赔，还是日本的实际对华赔偿，都没有独立的章节安排。本次研讨会涉及战后日本赔偿问题的不同面向，包括赔偿档案的介绍与探析，论述英美中日政府及相关机构的专题性文章，以及赔偿问题中的个案研究，这一课题的推进对于拓展抗战史、二战史的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有着直接的价值，对于当代中国处理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