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

转自：团结报

　　■ 江陈安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历程”学术研讨会暨2023年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年会于11月4日至5日在安庆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团结报社、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安庆市陈独秀墓园、北京大学安徽校友会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浙江大学、兰州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会议研讨。安庆师范大学副校长刘友忠、安徽省社科联党组成员江涛副、团结报社总编辑汪业芬、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原会长武菁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虞和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左玉河分别以《陈独秀与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第一次转向》和《阐释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及其特点》为题作了大会发言。

　　在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中，与会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历程”的主题，侧重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等。这些论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从历史的维度不断丰富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

　　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随后在会上更是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通过对一系列论文的深入研究，我们将更好地理解和回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确保我们的理论体系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化作出更为积极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在《阐释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及其特点》的发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中国化主要经历五个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实践中，而且运用到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实践中。当下唯物史观面临着后现代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坚定信念，不断发展和丰富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赋予唯物史观新的活力。

　　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原会长武菁教授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探索》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开展新的斗争，经历千难万险，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并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贡献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新、实践和超越，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方金友研究员在《共同富裕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与实践路径》一文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共同信念。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现代化进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的过程。通过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演绎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辩证逻辑，探究我国共同富裕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杨齐福教授在《现代化与近代中国的文化取向》一文中指出，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趋向，可以带来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变革和进步，推动社会向更加先进、高效、公正、自由的方向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因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压迫，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因此迫切需要借鉴西方的现代化经验和技术。大规模地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这必然会对固有的传统文化构成强大的冲击，引起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民族危机逼迫国人走现代化道路，全面接受西方文化；而文化危机却导致人们趋向守旧，执着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挑战的过程，需要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寻求平衡和融合。

　　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曾简要提及：“（陈独秀）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这段历史性的言论揭示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关键角色。陈独秀的领导作用不仅体现在他的言行，还体现在他对五四运动的深刻理解和引领力。通过对相关论文的分析，我们将更全面地了解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独特地位和影响。

　　虞和平在发言《陈独秀与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第一次转向》中提及，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先进人士，强调实行文化现代化，在知识界与社会民众的合力推动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发生，随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得以广泛传播。当时中国社会提倡的是“以俄为师”，主要是模仿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但也需要关注先进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当时中国现实需要选择、学习并使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形式的主体性和能动创造性，这也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第一次转向。

　　安徽大学王天根教授在《陈独秀胡适与新文化语境中的亚东图书馆》一文中关注到亚东图书馆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陈独秀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贡献和地域文化背景的不同。陈独秀主张革命和社会主义，而胡适则主张实用主义和科学精神。这些思想差异也反映了他们的地域文化背景的不同。

　　南京林业大学陈长松教授在《“只眼”带来“光明”：陈独秀五四时期新闻评论实践研究》一文中认为，陈独秀有着自觉的新闻评论意识，其新闻评论文字也重在对新闻时事本身展开解读与评论，甚至部分文字已经颇具现代新闻评论的意蕴。在其时中国新闻事业承上启下、推陈出新的语境下，陈独秀以其独具创造力的新闻评论实践为报刊评论向“新闻本位”转轨的专业化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文章也强调了珍稀文献的重要性，这些文献有可能为学界贡献新的思想观点。

　　安徽中医药大学林家虎教授在《中国近代史上民主观念的分歧与碰撞——以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及两篇评论为例的探讨》一文中指出，陈独秀“最后见解”与这两篇评论的思想互动，突出地映射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民主观念的分歧与碰撞。正是在对民主目标追求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为指导，紧紧抓住中国最广大工农群体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束缚的民主诉求，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民主思想，实现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本土化的历史构建。

　　深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

　　本次会议的焦点之一便是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深入研究。在众多关注的议题中，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演变以及其在当代意义上的应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张朋副教授在论文《政策传递与经验交流：政治沟通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建报刊的历史考察》中指出，以组织建设、党员教育为目的的党建报刊是中国共产党党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延安的《共产党人》创刊，逐步形成了中央政策解释、地方经验展示有效融合的党建报刊风格，也奠定了今天党建报纸、刊物等媒体的基本风格和形态。

　　华南理工大学赵泓教授在《李大钊的人权观及其当代意义》一文中指出，李大钊关心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并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待历史，他在1919年间完成了由资产阶级人权观向无产阶级人权观的转变。

　　此次会议论文的选题颇为丰富，会议从新闻史、概念史、艺术史等视角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历程”这一主题进行了充分交流与探讨，并有不少创新之处。从新史料的挖掘出发，有学者重视音乐对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就新视角的发掘而言，有学者从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新闻观出发，聚焦陈独秀的新闻评论对社会的影响。

　　据悉，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自1997年首次召开研讨会以来，已成功举办了多次陈独秀研究学术会议，对中国式现代化历程及其陈独秀的经历、思想的关系等展开了广泛、热烈而求真务实的探讨，已成为国内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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