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离:新旧大陆的命运》是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沃森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生产组织、宗教文化等多层面比较分析欧亚大陆和美洲新大陆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他认为这些系统性的差异不仅导致人类心理上的重大差异,而且决定了不同文明的发展道路,他试图解释:为什么是哥伦布从欧洲向西“发现”了美洲,而不是相反。
![《大分离:新旧大陆的命运》,[英]彼得·沃森著,孙艳萍译,译林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http://n.sinaimg.cn/sinakd20231016s/341/w800h1141/20231016/e38a-81383e776aad03e848673e2aee98a9ef.jpg)
你的书分为三个部分,将“新旧大陆的人性”作为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您认为历史与人性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大分离的概念如何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人性的发展?
沃森:当我们谈论全球化时,当我们谈论普遍价值时,我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只有一种人性,即我们所有人在本质上都相去无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论断确实离现实不远:我们所有人都有喜怒哀乐的感受,我们对社会和家庭的关键价值都有同样的希冀。但是历史上人类所经历的真实轨迹告诉我们,哪怕当今的人性底色越来越倾向于世界大同,但人性发展的历史路径并非只有一种。《大分离:新旧大陆的命运》就借助不同地理的环境差异,解释了人性发展的不同路径,显示出欧亚大陆所孕育出的人性与美洲大陆有着怎样的差别。
这个故事,要从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基础差异讲起,前者是一块宽阔的东西向大陆,早期文明主要分布在温带气候区,而美洲是一块从北极一直延伸到南极附近的南北向大陆,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它的主要文明分布于热带气候区。这些根本的差异导致了迥然不同的文明形式:被大洋相隔在两岸的不同文明的人们吃着迥然不同的食物,与迥然不同的大型哺乳动物共享领土,经历了迥然不同的气候系统,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他们将规划出迥然不同的政府形式,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了解自身和周围世界方法,并且最关键的是,他们因此崇拜着迥然不同的神灵。简单来说,欧亚大陆因为气候逐渐稳定,所以早期文明崇拜丰产,美洲大陆的主要文明则始终经历着火山爆发和越来越频繁的厄尔尼诺现象,所以他们崇拜的神灵就具有此类破坏性天气的色彩。不同的信仰体系给人性带来的差别不可谓不巨大。
此外,在欧亚大陆,对丰产的崇拜在表面上奏效了,因为万物总会在春天开始生长,旧大陆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会单纯地认为是他们的崇拜使得丰产得以发生;可是在美洲,对破坏性气候的崇拜并不会奏效,因为恶劣的天气迟早会再度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新大陆的文明总是要举行规模越来越大的牺牲仪式。欧亚大陆的天气比美洲更容易预测。这种崇拜的失败让美洲人变得更加困惑,更加悲观,更加暴力。
我在这本书中还会涉猎两片大陆很多不同的系统性差异,它们不仅导致了新旧大陆所承载的文明在人性上具有重大差异,并因此可能撼动我们过去对于人性的较为单纯的理解,而且这些差异还影响了不同文明的发展速度,使得欧亚大陆在发展科技上比美洲大陆走得更快,也走得更远。它最终导致哥伦布从欧洲向西航行“发现了”美洲,而不是美洲人发现了欧亚大陆。
您在书中提到并引用了很多著作,如戈登·布拉泽斯顿的《第四世界之书》,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卡伦·阿姆斯特朗的《大变革:佛陀、苏格拉底、孔子和耶利米时代的世界》等,在这些书中,哪本书或哪些书对您观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你在它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什么样的新观点或新综合?
沃森:我认为,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影响来自许多晚近的考古学研究。人们总是习惯于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此话确实不假,因为新大陆给欧洲带来了一笔巨大的启动资金,使得它发展了工业文明,最终走上了殖民全球的发展道路。但是这种解读方向是单一的,它只看到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的历史,哥伦布的发现其实还标志着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终结,或者是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之终结的开始。实际上,这个特殊历史阶段直到近些年来才因为众多知识领域的全新发现而为人们所充分认知。
![彼得·沃森](http://n.sinaimg.cn/sinakd20231016s/134/w1000h1534/20231016/90a4-b9a0c1a19458a19b2148836adfa340ed.jpg)
我不揣冒昧,试图将许多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毫不相干的不同学科的全新发现结合起来,比如宇宙学和气候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神话学和植物学、考古学和火山学,诸如此类。本书也利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学术界的一项重大的学术突破,即对四个主要中美洲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米斯特克文明、萨波特克文明和玛雅文明)遗存手稿的最新译解。
虽然在大征服期间,只有四部玛雅文明的书籍免遭西班牙人焚毁,但是新大陆被发现以后,西班牙传教士和美洲土著共同创作了大量书籍或古抄本,此外还有石碑、祭坛和石阶上数不清的铭文,以及其他各类历史遗迹和雕塑作品,它们已经得到了考古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到了今天,我们对于前哥伦布时代新大陆生活的了解与知识,相较于三十年前已经有了非常巨大的进步。
本书利用这些最新的学术成果,对两片大陆从约公元前15000年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间的古代史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比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分别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尽管各自的道路迥然不同,但两大半球的发展历程确实存在着某些共性,但它们不是我的主要关注点。我更在意差异性,它们同样能就人性的议题为我们提供许多答案,也许比之相似性,它们能够教导我们的可能还更多。
您在书中提到了中国自商代至战国时期的思想演变,提到了孔子、墨子、杨子、庄子、孟子和老子等思想家。在您看来,对中国人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哪一位?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哪里?
沃森:我们在书中谈论过许多新大陆令人不忍直视的祭祀活动,但它并不局限于新大陆,在旧大陆也曾蔚然成风。比如说,中国的商朝在祭祀方面就非常大手笔,一次祭祀仪式就可能献祭上百头祭牲。在有些情况下,天子死后可能还要杀掉成百上千名家臣陪葬。乍看之下,商朝的这些信仰和实践与新大陆较为暴力的宗教仪式异曲同工。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处之,也必须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此类旧大陆仪式与新大陆信仰的差异。
这里我们必须首先谈谈轴心时代。现代人通常有一种错觉,认为我们是一类特殊的“现代人”,并认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与祖先判然不同。比如,我们善用技术,并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之中。比如,我们不再盲信宗教,而强调世俗的美德和福祉。又比如,我们求取客观来认识自己,并且以有意义的方式与我们的社区和世界建立联系。但是这些特点都不属于现代人,而是来自被我们称作轴心时代的历史性大变革。我常常半开玩笑地说,这就好比大部分成年人都已经忘却,他们一生中很多重要习惯都是在幼儿园时期养成的。就在前后差距不到几百年的时间里,旧大陆的几种主要文明都进入了轴心时代。古希腊拥有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耶路撒冷出现了多种宗教的繁荣;古印度诞生了释迦牟尼。而在中国,轴心时代的代表人物便是诸子百家。而上面我说的残酷祭祀仪式就在鲁国催生出了儒家这个重要的礼制学派。
卡伦·阿姆斯特朗在《大变革》里告诉我们,孔子可不是避世的苦行僧思想家,他是一个通晓世故、积极入世的人。他喜欢美食和美酒,而且非常风趣健谈。他就像苏格拉底一样,从不闭门造车,而是在与世人的交谈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论语》中就能察觉到。
孔子就像轴心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因为具备了对于人性的革命性理解,而深切感受到自己与所处时代的疏离,而他所宣扬的儒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对于新人性和以此为基础的世界观的阐发。他坚信乱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礼仪的漠视。此外,他也不屑于非理性崇拜。“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都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言论。
中国的轴心时代与其他地方的有很多相似之处,而诸子百家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代表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旧大陆的人性是如何踏上了与新大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人也吸取了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那就是没有一个学派能够垄断真理。但是,儒家学派在后来的优势逐渐显露。公元前136年,儒生董仲舒鉴于学派众多、鱼龙混杂,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有一种学界理论就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要都是士大夫,他们作为官方儒家学者,并不鼓励新思想,而认为它们需要被纳入已知的事物中,而不会为全新的事物留出空间。这就限制了新思想的发展,也是为什么中国虽然领先到公元10世纪前后,但随着欧洲启动科学革命,中国就落后了。
现在,中国已经在拥抱科学,开始迎头赶上了。
您在书中阐释了导致新旧大陆文明差异的四个关键因素,包括气候、地理、致幻植物和驯养哺乳动物的分布差异,您认为在四个因素中,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为什么?
沃森: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气候因素。欧亚大陆气候温和,而美洲不仅从北极延伸到南极,且频繁遭受地震、台风和飓风的袭击,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
世界上有三大区域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世界的天气模式。它们分别是太平洋、北大西洋、喜马拉雅山脉以及与之相关的青藏高原。它们的构形不仅有助于塑造全球气候,而且通过影响文明的发展方式、地点和时间,从而影响了历史进程。
简单来说,太平洋为欧亚大陆带来了所谓的季风气候。季风从词源上来说,指的就是雨季,数以百万计的赤道地区农民,事实上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农业人口,依赖这个降雨周期生存。
北大西洋也十分重要,8000年前的最后一次大洪水使大量的冰川进入大西洋,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它造成的总体影响是:在那段时期,亚洲季风持续减弱。正如我们随后将看到的,亚洲季风强度的下降(其影响延伸到地中海地区东端和北/东非)和随之而来的日益干旱,决定了旧大陆几个文明的兴衰。
您在导言中提到,您主要关注的是新旧大陆的差异,因为这些差异更具有启发性。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尊重不同国家的文明并求同存异,显得尤其重要。关于这方面,您认为您的著作能够为读者提供哪些启示?
沃森:我们固然应当尊重不同的文明,但是如今的世界正通过技术、科学以及合作向前发展。我想《大分离》的主要教训是,“开放”社会自然会繁荣昌盛,因为这样的社会让人才在各个层面蓬勃发展,而封闭的社会从长远来看会难以维系。
我们需要观察我们的世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归纳进行预测,然后继续前进。今人是在“西方”与“东方”的概念框架的熏陶下长大的,这种东方西方之分和《大分离》中各处东方和西方的两片大陆有所不同。我们需要将两片大陆所经历的差异化发展并置思考。我希望《大分离》能为如今的我们理解亚洲和中国在其中的位置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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