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文学作品的“革命”叙事|许地山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 杨仁飞

　　许地山从台南走出，来到闽南落籍，在广东、广西、北京甚至南洋谋生、打拼；他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西方宗教学的系统训练；他投入五四运动、抗日运动，以他有限的48年生命历程，扛起五四以来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大旗，勠力拼搏，积极向上。他有着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与革命的文学思索，从一系列散文、小品、序文、演讲中，可以看到他对革命文学、对共产主义的认真思考，从中可以见到其朴素的爱国主义升华到民族革命的自觉斗士与解放者的心路与思想历程。

　　许地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特的作家，曾留学于英美，致力于东方文化、文学的研究与译介，在诸多学术领域均有建树。许地山同时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与海内外知名学者有广泛的交游；他更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身先士卒，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尊重。

　　许地山思想变化轨迹

　　许地山不仅仅是文学家，他通过文学来阐述他对近现代以来中国道路与社会变革的思考，这可以从许多文章中看到端倪，笔者选取1919年到1941年几篇文学、社会学类文章来剖析许地山的思想转变：

　　1920年，许地山在《新社会》旬刊发表有关中国社会问题，之后，他在不同场所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的演讲及文章。其中他在《新社会》第十八号发表的《劳动底威仪》一文提出，要尊重劳动，将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提高了，“要劳动家有威仪，劳动才有威仪”，为此，他提出增加工资、八小时工作、最低工资、提供劳动保险及教育，认为工人教育的设施是现在社会的急务。

　　1930年，许地山在《“野鸽的话”的序》中对革命与劳工文学提出自己的看法：“无论写什么，都要旗帜鲜明。在今日的中国尤其是要描写被压迫的民众的痛苦，和他们因反抗而得最后的胜利。”他认为，文学创作不能格式化、模板化，他认为“这样，写小说必得‘就范’。一篇一篇写出来，都得像潘金莲做给武大郎的炊饼，两文一个，大小分量都是一样，甚至连饼上的芝麻都不许多出一粒！”“我不信最后的胜利都值得羡慕。我不信凡事都可以用争斗或反抗来解决。我不信人类在自然界里会得到最后胜利的那一天”。

　　1933年，许地山出版《解放者》，其中一篇小说描写了追随革命的“陈邦秀”“绍慈”“东野梦鹿”“王志能”等人以及营救被捕者的故事。

　　1936年，许地山为广州协和毕业生所作的演讲，称共产主义是更好的福音。

　　1940年，许地山以书信方式论述心中的革命道路与革命方式：“革命本来就是达到革新目的的手段。要达到目的地，本来没限定一条路给我们走。但是有些是崎岖路，有些是平坦途，当要有所选择。如你不择路，你就是一个最笨的革命家”“领导革命从事革命的人，应当择定手段。他要执持信义、廉耻、振奋、公正等等精神的武器，踏在共利互益的道路上，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仅从上述许地山几篇小说、散文、演讲词，就可以看到许地山很早就完成了朴素爱国主义者向自觉的革命者转变的过程。

　　许地山支持革命的实践活动

　　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许地山默默地参与帮助需要帮助的共产党员及家属。

　　据《范文澜传》记载，杨秀怡等人创建北平革命互济会，由杨秀怡为主任，后由于仁洲接任。互济会经费一部分由党组织拨付，专门用于营救被捕的同志。一部分由募捐所得，用于一般救济。王晓聃在北大向许地山、周作人、范文澜、钱稻荪、张心沛等，每人每月捐5元。许地山于1933年所写的小说《解放者》描述了营救地下工作者陈邦秀等人的故事，反映出他本人对相关营救与援助工作有所了解。

　　关于互济会、济难会这样的组织，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1928年前后曾提出，济难会不应只是做到救助工作，它是要以救济名义深入工农群众中扩大革命的影响，鼓舞革命的战斗员。

　　在救援中共党员方面，1935年，许地山还与鲁迅等人一道积极参与营救瞿秋白，但是终未成功，瞿秋白在长汀英雄就义。瞿秋白去世时间，恰逢许地山被燕京大学解职，相信这两个事件对许地山未来的六年生涯与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从1937年之后许地山发表的抗日演说中可以充分体现。

　　1938年至1941年，许地山还领导香港文化界的抗日运动。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的时期。在香港大学担任文史系教授的许地山跻身为香港新文化的领导人，在香港拥有较高的学术与社会地位。随着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的相继沦陷于日本侵略军之手，随着大量内地人士移居香港，香港一时成为另外一个抗战的中心，许地山在这期间接待了大量的内地文化界人士，包括茅盾、夏衍、柳亚子、徐悲鸿、范长江等进步爱国人士，也全力协助陈寅恪、蔡元培等人在港的生活。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在武汉成立，许地山作为香港文化界的代表，担任理事。1939年，文协香港分会成立，许地山担任总务与理事，承担起团结在港文艺界人士、组织抗日教育与宣传，协助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的抗日工作。到1941年8月4日去世之前，许地山除了在香港大学的正常课程外，四处演讲，用他的笔与他的演讲，号召全民抗日。他最后一部小说《铁鱼的鳃》是严肃的现实主义小说，讲的是为近现代中国海军科技人才（研发潜艇发动机）报国无门的悲壮故事。许地山在香港突然去世后，《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第一时间予以报道，宋庆龄、周恩来第一时间关心许地山去世，茅盾、老舍、胡愈之等高度评价许地山领导香港文化界抗日所做的努力。

　　在香港最后的六年，许地山写下许多作品，发表无数的演讲，其中闪烁着他热血报国的情怀。这也是老舍等人一直称颂许地山是五四以来追求科学与民主、追求光明道路，矢志不渝的文化斗士。

　　许地山政治认同转变及其动因

　　许地山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参与左翼作家联盟，从理论、世界观上渐渐接纳唯物主义、科学民主的进步思潮，超越他的宗教信仰，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能是超越宗教更好的福音。老舍在追悼许地山的文章中指出，1919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宏大主题是“它要革命，它要作不平之鸣，它要追求真理与光明”。胡愈之、茅盾在对许地山的评价中高度肯定许地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是少数赓续五四精神的知识分子。

　　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1931年以来中国再次面临被日本侵略的危机时刻，许地山的父亲、兄弟及自己朴素的爱国主义从被动升级为自觉，从主张温和社会改革到呼吁民族的解放。1938年，他的长兄许赞书在《台湾痛忆》一书（因第二年在漳州去世，未正式发表）中爱国热情溢于行间：“割台于兹，已四十五载，惟我中华，又见倭患。瞻前顾后，益深激愤！定知抗战胜利之日，为我失台重复之时。爰分述祖宗开辟荒岛之苦心，先烈失台不屈之血史，为民族光，为后死勖。”他号召全民族抗日到底，在危机面前不懦弱、不低头：“卢沟桥……它是多次系着民族安危。纵使你把桥拆掉，卢沟桥的神影是永不会被中国人忘记的。这个在‘七七’事件发生后，更使人觉得是如此。”许地山在香港组织文艺界抗日，想尽办法支援祖国的抗日事业。1941年全港祭文写出了许地山思想转变的动因之一：“伤故田之榛芜，益励志于渊蹇，寻珠兮赤水，采玉兮蓝田，顾开继之使命，遂骈集于双肩”。

　　李大钊、瞿秋白等一批曾在身边的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与刚毅决绝的牺牲精神震撼了他。李大钊很早就关注到被清廷割让的台湾，指出“吾汉族男儿卧薪尝胆已非一日，寤寐中未忘有国仇在也。异日铁血光中，我汉族男儿将于黄海之滨与岛奴决死以判雌雄尔，时当勿谓秦无人也”。瞿秋白对许地山真正的心灵触动可能更主要来自瞿秋白对台湾问题的清醒看法。追求台湾从日本占领中解放出来的许南英、许地山父子，对台湾前途的关切胜于同时代的文人知识分子。

　　（作者系福建师大闽台研究中心许地山研究所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