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泊迷路 重庆老兵生死历险记

□常克

在西北大漠中的罗布泊迷路，这是当时所有险情中的恐怖之最，攸关生死。

世界上最广袤的无人区，寂寞加无限的未知，让罗布泊深不可测。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罗布泊除了解放军驻扎，偶尔也有科考队的身影。直到1990年以后，才陆续有胆大的驴友挑战罗布泊，但一些探险者不幸倒在那个酷热而干燥的地方。

神秘的楼兰古国，幽深的小河享堂遗址，千奇百怪的雅丹群，沉睡的瓦石峡古城，干枯而坚毅的胡杨林，看不到头的盐碱地，造就了罗布泊千百年的幽深与渺茫不可知。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罗布泊后来成为最诱人的探险地，探险者用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工具，把走进罗布泊湖心当作一生的荣耀，但也由此上演了不少人间悲剧。其中，著名探险家余纯顺1996年6月13日在罗布泊遇难，让人深为痛惜。往前推，1980年6月17日，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湖心东南方向的库木库都克以西神秘失踪，震惊了世界。

罗布泊探险热那段时间，我的岗位就在那里。我当时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居然在执行一桩轻车熟路的任务时，在夜色中的罗布泊迷路了……

1

没走两步就摔倒了

往事重提。话头在40多年前的戈壁滩罗布泊上。

这话要从1978年11月说起，当时冬季征兵开始了，我们踊跃报名参军，只知道接兵部队是新疆过来的，其他的并不清楚。我们这批重庆新兵主要来自九龙坡区和渝北区（当时叫江北县），刚好100人。街道敲锣打鼓、挨家挨户送入伍通知书，周围的邻居羡慕得很。

大概是在那年的12月23日，我们到区政府招待所统一换装，我们兴奋得控制不住了。宣明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同时入伍。

12月25日下午，我们在菜园坝火车站乘坐军列告别家乡；1979年1月2日清晨，到达新疆吐鲁番大河沿火车站。然后乘坐解放牌军用大卡车，穿越铁门关，长途奔波390多公里，走了差不多13个小时，终于在当天夜晚10点多钟到达距离库尔勒20余公里的部队营区。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感觉到新疆的寒冷，印象最深的是营区地下都是结了冰的，脚下溜滑。

刚从卡车上跳下来，突然就听到“噗噗”的几声，原来是好几位战友不适应冰天雪地，加上坐了一天车本来就头昏脑胀，没走两步就摔倒了。爬起来，摇摇晃晃的又摔一跤，嘴里面还忍不住嘀咕：“哎呀，啷个恁个滑哟！”

这时候，就听到二排长李维高声招呼大家：“下了车不要忙走，先站稳，把身体站平衡了，一步一步再走。来，就像我这样走，看清楚没有？”

我因为一路晕车，刚跳下车还没站稳，就“哇哇”地朝地上呕吐了。

想起自己才18岁，一下子远离父母和兄弟姊妹，远离重庆熟悉的大街小巷，那一瞬间竟有些伤感，想哭。

我的班长姓董，北方人，个头很高大，他赶紧把我扶住，鼓励我坚持住，顿时就让我感觉到温暖。

2

大雪覆盖戈壁滩

第二天新兵连军事训练开始了，练得很苦，很认真。训练场上杀声震天，简直要把脚下10厘米厚的积雪给踏碎了，就是那种生猛的感觉。

进入到2月下旬，有一天我看见二排长李维跑到炊事班，然后端着一碗鸡蛋面走进一班。后来才知道，是来自九龙坡区石坪桥的战友周胜利生病了，出不了操，李排长特别叮嘱他的班长要多关心新兵，还亲自到炊事班帮忙端面条，当时叫病号饭。

那是个特殊年代，自卫反击战已打响了十来天。因为是新兵，也不了解更多的情况，私底下几个战友悄悄议论：我们部队会不会上去，哪个时候上去，上去了怕不怕……反正就是跟打仗有关的话题。

战友杨德华是从原江北县的石船区麻柳乡参军的，人长得虎头虎脑，提起打仗，他瓮声瓮气地说道：“到时候要上前线，老子第一个报名，不得虚！”

打仗的龙门阵刚摆完不久，有一天刚吃过晚饭，突然就听董班长大喊：“动作快点，紧急集合了！”

也就5分钟的样子，全连全副武装集合完毕，孙连长一声令下，我们朝着戈壁滩的深处跑步前进。

当时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尤其是我们这些新兵，大家只是感觉到这次紧急集合跟平时的训练有点不一样，气氛很紧张。

在大雪覆盖的茫茫戈壁滩，我们跑出3公里之后，就感觉越跑越吃力。

周胜利实在跑不动了，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嘴里大口大口地喘气，被二排长李维踹了两脚后，最终也没有掉队。

那天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任务。孙连长说，军人，必须要把战斗的弦绷得紧紧的，每分每秒都要拉得出去！

3

狐狸跟着卡车跑

三个月新兵连训练结束后，战友们各自下到连队。

我们所在部队是一支站团建制的特种技术部队，战友们习惯简称为六站，部队承担着国防科研和军事训练的特别任务，用许宗明老站长（团长）的话来说，就是“导弹再入测量、弹着点观测、导弹残骸搜索回收”。站团指挥部设在库尔勒近郊，各营、各中队和各分队相对独立地分布在方圆几百公里的戈壁滩上，最远的直抵罗布泊腹地，全站军事任务精密又繁复。

战友李光华从当时的江北县石船区参军，他下的连队是站团第三营雷达测量营，对外称“向阳公社”，距离库尔勒约180公里。

专业训练忙，文娱生活单调，三营战士每次外出执行任务，一路上看见什么都新鲜，都要叽叽喳喳兴奋一阵，说来都好笑。

战友周俊良是从九龙坡区李家沱（现辖巴南区）参军的，他下连队是在“向阳公社”的气象站。1980年5月的一天，他们气象站探空组的战士出营区执行任务，路上忽然看见一只狐狸，一直跟着卡车跑，狐狸好看的毛色再加上样儿乖巧，看得周俊良他们目不转睛，满脸的心花怒放。

实际上真的要说条件艰苦，指导员杨秉厚的体会更深。

杨秉厚初到三营，是在1972年9月，他从长沙工学院计算机系毕业不久。他回忆说，那个时候的营区只有简单的铁丝网，沙枣树拉起的围墙，正在修砌的土坯营房，用电只有在执行任务和晚上的几小时，熄灯号以后整个营区完全是黑黢黢的。最头疼的是水，是从远处建设兵团的大干渠引过来的，上游那边人蓄共饮再加上洗涤倾倒，到三营这里已经又苦又涩，还有一股臭味。

1976年元旦过后，杨秉厚的妻子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部队探亲，她腰酸背痛地刚从水泥罐车驾驶室跳下来，一看到营区的简陋环境，忍不住哭了。

还好，苦是苦，累是累，但大家都很顽强，在那个条件艰苦的年代，老兵的顽强，就是我们的标杆。

4

惊心动魄罗布泊

现在，来说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次罗布泊迷路。

我们六站的任务，就是在罗布泊围绕导弹落点，进行一系列的观测、搜索与回收。

战友鄂树元从当时的江北县洛碛参军，他第一次走进罗布泊时，感觉自己站的地方好像不是在地球上。

对我而言，那一年的彭加木失踪事件在记忆中最为深刻，因为当时我和战友们的扎营地距离彭加木失踪点也就只有20多公里，当年一部分战友还参加了多部队联合实施的搜索营救行动。

至于1979年8月的那个夏夜，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次罗布泊迷路，至今想起来仍然惊心动魄。

当年，我是六站政治处电影队放映员，一般人可能会认为部队放映员很轻松，其实不然。在罗布泊，我们经常都要面对茫茫戈壁滩和毫无规律的天气变化，每一次奔波执行放映任务，都是一次严峻挑战。

六站那时候在罗布泊的任务区域，我们叫九三五场区，以指挥部37号为中心，方圆数百公里分布着我们部队的10余个任务点号，它们距离37号近则几十公里，远则上百公里，最远的超过200公里。有个点号叫34号，距离37号有190公里，那是什么概念呢？

我在部队时的六站副政委韩洪恩后来回忆说，190公里要是在公路上跑，车两个小时就到了，但在场区里，完全是戈壁大漠，看起来很坦荡，一望无垠，实际上却坑坑洼洼，到处是沟坎，到处是骆驼刺或胖姑娘草的枯根形成的碱包或沙土包，小车跑起来不断地颠簸，到34号至少需要四个小时。

电影队经常都要下点号，尽管如此，对于各点号的战士来说却是每半个月才能够看一次电影，可以想象他们盼电影的急迫心情。

那晚是从37号赶往另外一个任务点号，那个点号有六七位战士，距离有120余公里。我们的行头也很简单：小吉普车，“解放130”电影放映机和两部共10多盒的电影胶片，我和驾驶员老李，以及随车的被盖、毛毡、两壶淡水、几片饼干。

万万没想到，经验丰富的驾驶员老李开着开着竟然找不到方向了，汽车就在戈壁滩上打转转。

“好像走错路了！”老李皱紧眉头，把车停下来，前后左右仔细观察。

“那就干脆歇一阵嘛，吃几块饼干，再走。”起初我还不是特别在意。

但老李显然开始紧张了，拿起手电筒东照西照，嘴里面还骂骂咧咧的。

10多分钟过去了，我开始意识到我们遇上了麻烦，心跳也有点加快。

“走，边走边观察。你注意右面，如果看到一块直杠杠的雅丹，底下有一蓬骆驼刺，就喊一声！”老李一边说，一边发动吉普车。

雅丹是罗布泊独有的一种风蚀性地貌。我们在罗布泊穿来穿去，在一些特殊地形路段，偶尔可以碰见雅丹或雅丹群。

搓板似的戈壁滩上，隐隐现出几道汽车轮胎的痕迹，但凑近一看，却是黄沙吹过的遗踪。天色完全黑了，如果再找不到正确的路，我们就真的危险了。

好在半个多小时后，老李凭着他的胆识和经验，终于驾驶吉普车走上了正确的路。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顺利到达了目标任务点。点号的战友已因为久等而焦急万分，听到越来越近的吉普车轰鸣，他们跳跃着，欢呼着，簇拥我和老李犹如英雄归来。

这件事，我和老李一直没对人说，毕竟在罗布泊当过兵的人，哪个没遇到点稀奇事？

5

鬼门关走一遭

去年几位老战友小聚，我和当年的二排长李维坐在一起摆龙门阵，偶然提起我在罗布泊的那次有惊无险，居然引出相似的几段故事，真让人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感慨。

这就又要说到和二排长李维的缘分。真的是神奇，重庆战友参军那年，他就是接兵部队中的一位排长。我后来才知道，李排长在部队上是电影队的组长，排级干部；我们当兵后，他在1979年6月提为电影队副队长，也就是副连长。新兵连训练结束后，我分配到电影队，走遍了部队的所有营区。

李维本来是四川绵阳人，1992年以中校副团军衔转业到重庆，后来在市级某机关工作直到退休，我们仍然习惯称他李排长。

那天听我说起罗布泊迷路，李排长也告诉了我几桩他当年在罗布泊的惊险，其中单是迷路就有三次。有两次，他和战友被困在戈壁滩上一天多，又冷又饿，就在几乎体力不支的时候，赶来搜索营救的部队战友终于发现了他们。“简直是鬼门关上走一遭！”听完李排长更恐怖的罗布泊遇险，我沉默了，好一阵都没有说话。

后来我又听说我们电影队1976年的老兵王景林班长有一次也在罗布泊迷路，也是险象环生。那天，发现偏离路线后的一个多小时，他和驾驶员战友王德明没有慌乱，更关键的是，他们以十万分之一的小概率巧遇一支科考队，这才绝处逢生。

我知道，每一次在罗布泊迷路，其实都离倒下只隔着一层纸的距离。现在讲出来，叫往事难忘，而在当年，处置不当或运气不好，那就是战友一去兮不复还！

1978年春节过后，六站副政委韩洪恩就在罗布泊经历过一场生死大考验。那天他们一行五人因为汽车发生故障被迫徒步大漠，跌跌撞撞60多公里，一路上惊险不断，从下午3点多钟一直走到凌晨两点过，终于赶在体力几乎耗尽的紧要关头，到达了目标任务点号。

6

走出大漠孤独

在罗布泊，我们走过日复一日的孤独，而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寒凉与寂寞。

这让我又想起了当时的六站政治处干事吴川生，2016年10月，我在重庆再次见到了他。吴干事后来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的首长之一，参与了中国首批航天员选拔训练以及“神舟”五号飞冲九霄的全过程，是航天英雄杨利伟的直接领导。

2004年，吴川生出版了一本记录中国航天员执行首次载人飞行的专著，书名叫《出征日志》。到重庆的那天晚上，他特地送了一本给我，书里面有一段话意味深长，特别让人共情：“通过这种孤独、异常的考验，再加上其他形式的心理训练，培养航天员无所畏惧、坚定沉着的心理素质。”

读到“孤独”这两个字，我忍不住唏嘘喟叹。

孤独，大漠的孤独，难以言表的孤独，我们体验过、无奈过、抗击过。历经艰险之后，罗布泊的军人因而特别珍惜战友情谊。

2016年4月，六站部分老战友近200人齐聚重庆，战友们咋咋呼呼地熊抱，韩洪恩激动得泪流满面。随后的几年，老战友又陆续在西昌和太原相聚，当我看见太原的贾玉德、梁建筑、梁建生、单志涛和西昌的张雅凉、叶文富等老战友，好像又回到了黄沙弥漫的罗布泊。

曾经虽然苦，虽然险，但我一直觉得，罗布泊待我不薄。

没有什么比罗布泊更荒芜，也没有什么比罗布泊更高贵，就是这样。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副会长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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