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用资金，频频画饼，“大数据狂人”被悬赏1300万

最高悬赏1372万元，提供线索者将获得巨额赏金。

1月1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执行悬赏公告，查找一位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

被执行标的包括人民币1.37亿元、逾期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执行费。北京一中院将按照实际执行到位案款10%的比例向提供线索者支付赏金。

被执行人是曾被称为“大数据狂人”的王叁寿。他拥有多重身份，九次方大数据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九次方”）创始人、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原执行总裁、上市公司群兴玩具曾经的实控人。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王叁寿曾在2020年因占用群兴玩具资金而备受关注，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王叁寿频频因围绕九次方产生的纠纷而成为被告，“大数据狂人”陨落。

大进大出“大数据公司”

2010年，王叁寿创办九次方。公开信息显示，九次方初期主营企业相关的大数据业务，基于数据汇总的平台做一些模型，给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一些风险控制和精准营销的服务。

九次方副总裁王亚川曾介绍说，公司早期曾开发一个平台，2014年时已经覆盖几百万家企业，针对每家企业都有70多项指标，进行交叉分析统计。

当银行工作人员拿着带有GPS定位的终端出去扫楼，每走到一个地方，附近办公楼里有哪些企业，这家企业的基本工商数据、业务范围、经营数据、产业链分析数据等都一目了然。这便是九次方初期给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的精准营销服务。

随后，九次方的定位被明确为“政府大数据资产运营商”，王叁寿曾把公司比喻为城市的“自来水公司”，数据就像“地表水”和“地下水”，公司要做的就是把“地表水”和“地下水”汇聚、利用起来变成有价值的东西，实现数据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激活北京市政府这二三十年来的数据资源，就相当于10个阿里巴巴。”

2015年以后，九次方密集地在贵州、广东、云南、福建、内蒙古、新疆等80多个地方与国资合资成立政府大数据应用、政府数据资产运营及管理公司，并在北京、南京、深圳等地区设立了6个研发基地。

这些公司更多被冠以“大数据”的名号，例如2016年成立的青海省大数据有限责任公司，便由青海省绿色发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九次方分别持股51%与49%，被称为“青海首家大数据公司”。而多家九次方参与投资的“大数据公司”都有类似的股权结构。

天眼查的招投标信息显示，青海大数据有限责任公司中标项目的采购人包括青海省环境保护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中标金额从十几万元至上千万元不等。

对于九次方参与投资的一系列“大数据公司”的角色，有长期参与各地智慧城市项目招投标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同土地财政时代各地的城投平台公司一样，当下针对地方政府信息化、智能化改造的需求，各地依然存在一些“城投平台公司”，它们在通过招标建设完成基础智慧能力后，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府采购出售给政府，另一方面也可以出售给其他实体。

王叁寿甚至称，数据是继土地之后政府手里最值钱的资产，土地的价值基本上释放完，下一步释放政府手里的数据价值。“‘数据资产’就像几十年来的‘土地资源’一样，挖掘价值充分盘活，‘数据财政’将带来中国未来可持续的新增长。”

在他看来，政府数据资产运营中最关键的一步便是生产“自来水”，实现数据资产化。“在经过脱敏、清洗、建模、分析等流程后，海量数据就由可开发的‘地下水’变成商业上可用、公众可感知的‘自来水’，这些‘自来水’数据将会被应用于各个领域。”这难免让人想到城投平台公司对土地进行平整等熟化操作。

在“政府大数据资产运营商”的定位下，自2015年1月获得IDG资本、德同资本、博信资产三家投资机构两亿元A轮融资后，九次方获得数十家投资机构的多轮融资，曾在2019年10月以70亿元位列“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榜”第264位。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发现，2020年以来，九次方陆续撤出多家曾经参与投资的“大数据公司”，如内蒙古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广西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山西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德阳智城大数据产业有限公司等，其中多数公司的股权已完全由国资控制。

正是在2020年，彼时王叁寿担任实控人的群兴玩具发布公告曝出他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称自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公司自有资金共计3.27亿元转至实际控制人关联方的账户，构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形。此后，王叁寿与九次方频繁被各地法院列为被执行人、限制消费人员、失信被执行人。

而之后与王叁寿、九次方完成切割的不仅是多地的“大数据公司”，还有一家公众更为熟悉的公司——贵阳大数据交易所。

“全国第一家数据交易所”，然后呢？

2015年4月14日，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正式挂牌运营。当年2月，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完成投资人变更，九次方前身“九次方财富资讯（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22%的持股比例位居第二大股东，王叁寿成为执行总裁。

在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当时的股权结构中，三家国资股东共持股35%，余下65%皆为民营股东。

其实从2015年之后九次方在各地参与投资的“大数据公司”的业务范围来看，大数据交易所并非其惯常涉足的领域。

副总裁王亚川也曾介绍，参与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源自一次“机缘巧合”。“到了2014年，一次机缘巧合，贵阳开始发展大数据产业，九次方起初是作为大数据应用企业去贵阳落地的。但在一次研讨的过程中，我们偶然提到了数据交易这样一个概念，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后，我们很快把它正式提上了日程。随后半年多时间，我们完成了交易的规则制定等前期工作。此后，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落地，直到2015年4月14日正式挂牌运营。”

虽然顶着“全国第一家数据交易所”的光环，但王叁寿曾在2018年的一场论坛上表示，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的发展走了很多弯路。一方面是交易规则，2016年，大数据交易所的交易规则从佣金制改成增值式交易服务模式。另一方面是交易系统研发，逐渐认识到数据交易低频交易、高频应用的特点使其与商品交易系统不同。他坦言感谢贵州省的领导、贵阳市的领导营造的“容错机制”。

“弯路”的直观体现便是交易所的目标从“日交易额100亿元”慢慢变成“全年力争突破亿元”，并且到2018年时，已经不再通过官网等渠道对外公布交易额、交易量等动态。

这并非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独有的困境。其成立时，正赶上各地数据交易所成立的热潮。

上海数据交易所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黄丽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14年三个数据交易平台、交易所（中关村数海大数据交易平台、北京大数据交易服务平台和香港大数据交易所）成立开始，国内数据交易所数量迅速增长，但是2017~2019年这3年比较冷清，先后几家数据交易所官宣后并未落地。

直到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中将数据作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要素，并表示要引导培育大数据交易市场，依法合规开展数据交易。2021年，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先后成立。

“上海数据交易所背负的使命之一便是探索一套可以复制的制度体系，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黄丽华认为，此前社会并未对数据流通与交易达成共识，对于作为中介的数据交易所而言，面向的市场可能根本不存在。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制度供给不足，导致数据供方认为在数据交易所出售数据没有足够的制度保证。比如在调研三大运营商时他们对于开拓这项业务并不积极，因为他们也不确定到数据交易所出售数据是否合规、合法，何必多此一事？而对于一些真正有数据需求的企业来讲，依然有其他替代方案，比如可以通过合规的方式实现点对点的交易，无非承受更高的交易成本。”

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对外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建立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

不过这些与王叁寿不再有关，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已经完成与他的切割。

2022年3月，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完成投资重整，如今已由贵州云上数据交易有限公司100%持股，完全为国资控制。8月，《贵州日报》刊文称，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交易额节节攀升，截至目前，累计交易额突破亿元大关，入驻数据商282家，上架产品347个。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成立之初，王叁寿曾表示，未来3～5年交易所日交易额会达到100亿元，预计将诞生一个万亿元级别的交易市场。

短短几年，他画的大饼未兑现，却因1.37亿元的被执行标的被悬赏。

记者：陈惟杉（chenweishan@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运营编辑：肖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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