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旧居在内部开放。家乡有亲友来,我曾带领他们参观过几次;至今还不能忘的景象,是毛主席卧室里的“年年岁岁一床书”。那时参观的人少,毛主席藏书室制作精良的矮书柜,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多年后,有几种回忆毛主席读书、批注书的书出版,我都买来读了。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博览群书。20世纪60年代,他和彭真等人谈起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以及古人“书非借不能读”的读书经验。毛主席自己,也曾借书读,故感同身受。1958年,他有一封给田家英的信,是让田到故宫给他借草书字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毛主席借书,还以商量的口气,且知道是借贵重文物,让开明细。
在丰泽园听到毛主席谈袁枚后,彭真就告诉邓拓,让邓写文章谈谈袁枚这篇文章。于是,1961年1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署名的《从借书谈起》,文章仍然是《燕山夜话》风格,文字朴素,逻辑严密,既提倡读书,又说明一个道理:“占用得多不等于利用得多,事实往往相反,许多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常是用心最勤的人。”
与邓文同时刊发的,还有校注标点后的袁枚原文及白话翻译。我写这篇文章时,并没有从图书馆查这天的报纸。为什么我会知道当天还同时刊发了袁枚的原文呢?我是从《陈垣来往书信集》知道的。原来,时任北师大校长的历史学家陈垣当天读到邓拓的文章后,当即就给邓写了一封信:
“邓拓同志:阅今天《人民日报》大作《从借书谈起》,甚有趣。报纸能多载此等短文,可以省时省纸,对读者大有利益。惟所附袁枚原文,句逗有误,因之译意亦误。‘故有所览辄省记’,省记犹言记得。‘通籍后俸去书来’,言通籍后有俸可以买书。中了进士,通籍于朝,谓之通籍。这是小小错误,值得更正否,请酌。又译意注言‘《四库全书》馆编书十六万八千余册’,亦有问题。据我所知,《四库全书》原有七部,每部三万六千余册。今藏北京图书馆者系文津阁本,凡三万六千二百七十七册。专此,即致 敬礼!陈垣 一月廿三日。”
陈垣当时不会知道邓拓写这篇文章的背景,但他看到报纸刊登古文,心里高兴,以为是报纸借此普及古典文学。因为20世纪60年代纸张缺乏,我们看那时候出版的古籍,有的是发蓝的土纸,有的书,一册之中要用几种不同颜色的纸,好像是人穿着补丁衣服。陈垣大概以为,报纸动向是像“活页文选”一样普及古典,“省时省纸”。了解1961年我国的经济状况,才能明白陈垣说的话。作为著名历史学家,他借机把《四库全书》共有多少册也讲清楚了,而且是权威的讲解。
清代乾隆年间大才子袁枚的一篇文章,毛主席随意谈起,彭真向邓拓转述,邓拓即写文章;文章发表,著名的历史学家读到了,专门写信指出报纸刊出的袁枚原文在标点等方面的小瑕疵。文化中国,一篇短小的文章就引出这样一串美丽的故事。我辈后学,又找出袁枚著作的几种版本,比较各家标点注释,全面了解一段读书佳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袁枚和蒋士铨、赵翼是乾隆朝的三大家,蒋赵排座次,举袁为第一。袁在世时就享有大名,他的生活方式和对待生活的态度,更是士林热议的话题。他不到四十岁就辞官,活了八十多岁。他还著有《随园食单》,记述他的饮食、烹饪心得。辞官后,远仕途之险境,无案牍之劳形,造园莳花,吟诗填词,品茶斗酒。他的生命,一半读书做官,一半享受生活的艺术,艺术地享受生活,像他这样福分大的人,世间少有。因此,桐城派领袖姚鼐给他写的墓志铭说:“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水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意思是,袁枚的官虽没做大,但他享的福,人世间少有,谁也比不了。
回头说《黄生借书说》。袁枚趁他的学生向他借书,想起他过去向一藏书多的大户人家借书而遭拒的往事,是回忆他的伤心事。同时,他启发学生“书非借不能读”,指出皇家和财主家藏书虽多,真正读书的人却少。借的书,因要限期还给书主,则“借者之用心专”。这篇文章在《小仓山房诗文集》里不算是上等的作品,但因有六十年前的一段故事,它的普及率可能是最高的。
我们在青少年阶段,都有过借书的经历。有时,因大家都想读的书仅有一本,喜欢读的同学像击鼓传花一样,快速阅读,快活无比。我还记得,我有时借他人的书还包书皮儿,怕把人家的书弄脏;有个女同事,向我借了沈祖棻的《宋词赏析》,还我时用画报的铜版纸包了个书皮儿。她包的书皮儿,在书的边缘叠成四个小三角,很是精致!这个小三角的叠法,我至今都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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