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路十二号

　　▌夏衍

　　一九三九年之后，蒋介石的反共本性又逐渐显露，在所谓“大后方”的革命知识分子相继受到迫害，纷纷撤到桂林。于是，这个本来只有十来万人口的地方，真正成了人才荟萃的所在。

　　除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新华日报》发行所和《救亡日报》之外，胡愈之、范长江、陈侬菲（同生）等同志又办起了“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记者协会”，还有刘季平等同志办的“生活教育社”。杂志（副刊）、专业文艺团体，也如雨后春笋：文学方面，有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聂绀弩、孟超、秦似、宋云彬等主编的《野草》，《广西日报》辟了一个文艺增刊《漓水》，由艾青主编。据我回忆，到一九四〇年，在桂林的文化界人士，除前面提到过的之外，文学方面的有茅盾、田汉、洪深、周立波、杨朔、胡风，美术方面有丰子恺、叶浅予、关山月，舞蹈方面有吴晓邦、戴爱莲、盛婕……音乐方面有张曙（他到桂林较早，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敌机轰炸中牺牲）、贺绿汀、林路等同志。

　　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尽可能保持了《救亡日报》的公开合法地位，所以太平路十二号这个地方，很自然地成了各地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通讯联络、碰头和临时落脚的地方。外地来人没地方住，就在“客厅”里睡地板，碰上吃饭的时间，一起吃大锅饭。当然，这些文艺工作者给《救亡日报》写文章，有时帮我们跑腿，也一律不给报酬。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一年春这家报纸被封，大家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在事隔近四十年的今天回忆起来，大家也觉得这一段时期的工作和心情都十分痛快。

　　现在，让我回头来再谈谈这张从上海辗转迁徙到桂林的报纸。

　　老实说，《救亡日报》从开办的那一天起，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散兵游勇”。从郭老起，到编辑、记者……都是摇笔杆子的书生，没有一个人当过记者（当然，其中也有些人如阿英、凌鹤、王尘无等和报馆有过联系，如办过副刊，或在副刊上写点杂文之类），更不用说和印刷所、报贩打交道，以及管理收支账目之类的事了。在上海时期，这一类事完全交给了国民党派来的周寒梅；在广州这些事主要也还由张镛管，直到张镛私卖白报纸事件发觉后，才勉勉强强地把发行权收回。可是到了现在，《救亡日报》已经完全和国民党划清了界线，局势暂时稳定，加上，我们要以一张四开小型报纸和《广西》《大公》《扫荡》《力报》之间取得一个站住脚的地位，那么，整顿和改革版面，加强发行管理工作，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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