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绘画中的午门变迁|绘画_新浪财经

　　▌夏凡

　　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位于紫禁城南北轴线。午门的平面呈“凹”字形，沿袭了唐朝大明宫含元殿以及北宋宫殿宣德门的形制，是从汉代的门阙演变而成。整座午门建筑高低错落、左右呼应、形若朱雀，故又有“五凤楼”之称。其正面城台之上建城楼一座，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重檐庑殿顶；城楼两侧有三间明廊向东西延伸，各接一座五开间重檐方亭；由此二方亭折向南延伸十三间明廊，再各接一座五开间重檐方亭；所有城楼、明廊、方亭皆覆黄琉璃瓦顶。

　　每逢重大典礼及重要节日，都要在这里陈设体现皇帝威严的仪仗。每年腊月初一，要在午门举行颁布次年历书的“颁朔”典礼。遇有重大战争，大军凯旋时，要在午门举行向皇帝敬献战俘的“献俘礼”。明代皇帝处罚大臣的“廷杖”也在午门举行。

午门示意图

　　明代画作始终如一

　　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重修的午门，在602年的漫长岁月中，其整体外观形制一直如此，未有大的变动，但其局部却发生过一些鲜为人知的改变。首先一处，便是午门四座方亭的顶部结构，今天的方亭顶部为“重檐四角攒尖顶”，而在建设之初的明代，午门方亭并非如此。午门方亭的前后变化，通过明清两代的几幅宫廷绘画，可以一窥端倪。

　　第一幅是《北京宫城图》，由明代画家朱邦绘于嘉靖年间，主要描绘了北京中轴线上的几座主要建筑。这些建筑在云海缭绕的衬托下，宛如天上宫阙。午门的四座方亭也在其中，如果将这幅画进一步放大，可以看到方亭的顶部为“重檐箓顶”样式，中央嵌鎏金宝顶。

　　箓顶，是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一种屋顶样式，顶部有四条正脊围合成为平顶，下接四条垂脊，这种形制在元明时期的建筑中较常见。这幅画中将四座方亭顶部描绘为“箓顶”，并不是今天所呈现的“攒尖顶”。

　　第二幅是创作于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的《入跸图》，作品中也有描绘午门的图景。将方亭部分截取放大，与《北京宫城图》相比，这幅《入跸图》笔法更加精细，风格更加写实，可以清晰地看到午门方亭为“重檐箓顶+鎏金宝顶”的结构。

　　这幅画作全称为《出警入跸图》，一套两幅，其一为《出警图》，长26米；其二为《入跸图》，长30.4米，描绘的是明万历皇帝到西郊天寿山谒陵的场景，画面中人物众多，场面壮观，堪称明代宫廷绘画中不可多得的鸿篇巨制。

　　第三幅画为《徐显卿宦迹图》之《楚藩持节图》，创作于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在这幅图里也出现了午门，将午门方亭部分放大，可见其顶部依然是“重檐箓顶”样式。

　　以上几幅不同时期、不同作者创作的明代宫廷绘画，都将午门方亭的顶部描绘为“重檐箓顶”结构，由此便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图形证据链”，它让我们看到，在明朝漫长的年代里，午门四座方亭顶部的形制始终如一。

　　那么这种样式是何时转变为“攒尖顶”的呢？可以继续在宫廷绘画中寻找答案……

《入跸图》午门方亭为“重檐箓顶+鎏金宝顶”

康熙南巡图午门的四座方亭此时已衍变为“重檐四角攒尖顶”

　　变迁始于清初

　　目前所知清代最早出现午门的绘画作品，是创作于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的《康熙南巡图》第十二卷。从该画作可以看出，午门的四座方亭此时已衍变为“重檐四角攒尖顶”，四条垂脊交会，中为鎏金宝顶。

　　因此，我们初步推测午门方亭顶部形制的改变，当发生于明代万历末期至清代康熙中期之间，而这种更换屋顶的工程绝不是普通的小补小修，一定是在某次大规模修缮甚至是重建工程中才会发生。

　　翻阅史料显示，这期间最重要的一次大修发生于清代初期的顺治年间。

　　公元1645年，清军入关不久，顺治帝开始大规模重建紫禁城的各个殿堂宫阙。《北京宫苑图考》中记载：“顺治一代，规制草创，修复宫室，首重观瞻。故先建乾清宫，以定宸居（顺治二年）；次建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体仁和宏义二阁、位育宫、协和门、雍和门、贞度门、昭德门（顺治三年），以奠外朝；次修建午门（顺治四年）、天安门（顺治八年），以重观瞻。”这段文字明确提到了午门也在这次大修工程之列。

　　此外，《清宫述闻》中也有记载：“午门，清顺治四年重建。”如此大规模地翻修重建，原因就是当时紫禁城内诸多宫殿已经在明末清初的战火中被不同程度地毁坏。

　　《爝火录》卷二记载：“二十九日丙戌，李自成僭帝号于武英殿……下午，贼（李自成）命运草入宫墙，塞诸殿门。是夕，焚宫殿及九门城楼……”这段文献描述的是1644年4月29日，李自成在紫禁城武英殿匆忙登基后便撤离了北京，临行前下令纵火焚烧紫禁城及北京内城九门。这次火焚让紫禁城遭到了重创，“大内及十二宫，或焚毁殆尽”。

　　由此可见，午门在李自成撤出北京时被焚毁，三年后清王朝将其重建，而这次工程也是整个清代对午门的唯一一次重建工程。因此，基本可以断定，正是在1647年的这次“重建”中，午门方亭的顶部结构被改换了样式。在不影响等级规制的前提下，之前明代玲珑繁复、颇费工时的“箓顶”，被转变为了更加简约并省工省时的“攒尖顶”。毕竟王朝初创，百废待兴，一切工程势必从简，这也在情理之中。

《徐显卿宦迹图》之部分《楚藩持节图》

　　斜廊焚毁未重建

　　午门的第二个变化，是城台南北两侧的斜廊，关于这部分内容，是通过浩繁史料中一鳞半爪的只言片语挖掘出的讯息。

　　先说午门北侧的斜廊。明《万历会典》卷四四《朝仪》记载：“并序班引廉能官员，各具青锦绣服，至期俱于左掖门内斜廊面北序立……序班引廉能官，由斜廊行至东廊小礓礤下，面东立……”这两句话都提到了“斜廊”，根据句意可知，斜廊起点在午门城台北侧的左右掖门，终点在午门迤北东西两侧廊庑的礓礤坡道位置。自左右掖门进入午门后，马上便可进入斜廊，斜廊向东西延伸至礓礤坡道，继而再与东西两侧廊庑相连。

　　关于上述这两道斜廊的存在，目前可寻的史料只有这一处记载，但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发生的那次大火，似乎亦可作为这两道斜廊存在的旁证。《明实录》载：“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丙申，雷雨大作，至戌刻火光骤起，初由奉天殿延烧华盖、谨身二殿、文武二楼、奉天、左顺、右顺、午门及午门外左右廊尽毁，至次日辰刻始熄……”由这段文字可知，这次火灾波及范围甚广，从今天的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一直延烧至太和门、午门以及午门外的东西廊房。斜廊是大火蔓延至午门城楼的唯一路径，倘若没有这两处木制结构斜廊的存在，午门城楼应该是不会被引燃的。

　　这次紫禁城的火灾与之前所述那段文献一起相互印证可知，至少在嘉靖三十六年大火之前，午门北侧的两道斜廊是存在的。

　　四十年后，即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紫禁城三大殿又遭火焚，火势同样凶猛，“火起归极门，延至皇极等殿，文昭、武成二阁周围廊房一时俱烬……”这次大火并未殃及午门，因此可推测嘉靖三十六年大火后，两道斜廊并没有复建，切断了中间的“火道”，午门自然也就安然无恙。

　　午门最后一个形制变化是其南侧的行廊，这个发现来自于明万历时期的《徐显卿宦迹图》之《楚藩持节图》。图中是午门东边的城台及方亭，城台下有一道转角行廊，隐约可见朱红立柱及黄琉璃瓦顶。这道转角行廊应是为官员们在早朝时避风躲雨所用，午门西侧城台下对称位置应该也有一道。

　　关于这两道午门南侧的行廊，在刘仲华的《清代中轴线主要建筑的修缮与定型》一文中有比较明确的论述：“午门两掖门外原有东、西两廊，为六科朝臣上朝时所使用的朝房，各官按品级坐立，但李自成农民军离开北京时被焚毁，结果导致每遇朝参，各官坐立无所。一旦遇到刮风下大雨，群臣更是无处立足。于是，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三月，御史赵开心就奏请工部就六科廊基址鳞次搭造，重新修建东西朝房，以供大臣上朝时使用。”

　　午门南北两侧曾经出现的“斜廊”与“转角廊”，都是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出现的午门附属设施，具备一定的功能与作用，但随着王朝的更替、各种兵燹战乱、火焚灾祸的发生，又在历史的长河中消逝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