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博物馆里的铜虎：从“虎之王者”到兵器虎符|青铜器_新浪财经

虎是青铜器造型中的重要母题之一，不仅有独立的铜虎雕塑，也有虎纹饰、虎形器以及虎饰件等。青铜器中的虎造型更多地出现在礼器、青铜兵器和车器上等，其功能和含义也从神秘宗教功能向象征功能演变。壬寅虎年，澎湃新闻梳理了两岸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以及三星堆遗址博物馆等青铜虎文物珍藏。

殷商青铜器中的虎造型更多地出现在礼器上，传达出神秘恐怖的气息，尤其是以“虎食人”为母题的青铜器纹饰，则更表现出一种神秘的原始宗教含义。

西周时期青铜器向礼制化发展，纹饰的宗教功能逐渐减弱，具有代表性的饕餮纹也向装饰性演变，所以虎造型也大量出现在青铜兵器和车器上，其功能和含义也发生了变化，由神秘的宗教功能向威猛食敌的富于理性的象征功能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失去了统治力，礼崩乐坏，各诸侯国的青铜器开始冲破西周的礼法规范，在商周青铜器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地域特色，虎造型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自由浪漫的艺术特色。

澎湃新闻梳理了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馆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江西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以及金沙遗址博物馆、三星堆遗址博物馆、重庆三峡博物馆等青铜虎文物珍藏。

其中，江西新干青铜器遗存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江西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伏鸟双尾青铜虎”是这一南方青铜中心的代表性出土器物，堪称“虎之王者”；云南省博物馆藏青铜牛虎案、虎鹿牛铜贮贝器也是古滇国特有的青铜器，代表着一方地域文化；学界素有“巴人尚虎，楚人崇凤”的说法，因而川渝地区出土数量众多带有虎元素的文物，位于西南巴蜀地区的金沙遗址博物馆、三星堆遗址博物馆、重庆三峡博物馆也收藏有为数众多的青铜虎文物，如三星堆遗址博物馆藏嵌绿松石铜虎、青铜龙虎尊，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战国虎钮錞于等。

铜虎雕塑

这件商代的伏鸟双尾青铜虎是江西省博物馆镇馆之宝，1989年9月出土于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为存世最大的先秦青铜虎，虎之王者，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其外表透露出虎之威武、勇猛，内中则藏匿着诡谲、仙逸之神气，将虎的神性和虎的崇尚表现到极至。

商伏鸟双尾青铜虎江西省博物馆藏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

此虎虽样貌憨态可掬，却不失威武勇猛之风，体态蓄势待发，尽显王霸气像。虎后长着两只尾巴，违背自然常理，不知新干大洋洲先民为何有此新奇想法，是单纯为了设计美观呢？还是另有神秘意图？虎背上静静地卧着一只小鸟，扬起脖颈，悠然自得，与身下那只凶猛大虫形成动与静、强与弱、大与小的鲜明对比，有点黑色幽默的感觉。鸟儿虽然渺小，却全然不惧猛虎之威严，宛若猛虎的驾驭者，颇有以柔克刚之哲学意味。

江西新干青铜器遗存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出土的青铜器显示其既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又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装饰在附件上的虎形造型及虎形饰纹，显示其文化属性与中原殷商文化迥然有别，说明商代赣江流域有过一支与中原殷商文化并行发展的土著青铜文化。特别是其中出现一些以往考古遗物中罕见的器形与纹饰，如虎形造型及虎形纹饰等，可谓独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

青铜虎饰礼器

西周虎形镈故宫博物院藏

镈呈椭圆形，平口，“舞”上有半环形钮。镈钮饰云纹，镈身两面饰兽面纹，正中都有窄长条花边扉棱，镈口上部饰圆涡纹与花瓣纹，镈两侧各饰二虎，四虎的形象非写实而是图案化，反映出当时铜器纹饰的神话性。此镈确是研究西周青铜器纹饰和古代造型艺术非常难得的资料。

镈与钟同为打击乐器，出现在西周中期，晚于甬钟。此镈不仅装饰独特，而且也是较早的青铜镈实物。

西周虎饰钟故宫博物院藏

西周虎纹鼎故宫博物院藏

西周青铜虎鎣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青铜虎鎣（yíng）为西周晚期青铜器。“鎣”有光明、美丽之意，“鎣”是“盉”（hé）的一种异称，和其他青铜器一样，在商周时期一般都是用于祭祀的礼器，西周晚期主要是用于祭祀、宴飨等典仪中“沃盥礼”的实用水器。盖内铸铭4字：“自乍（作）□ （鎣）

”，第三字释读存疑。由于器盖、流部有虎形纹饰，“虎鎣”因此得名。方唇、短束颈、宽折肩、圜底，足根饰饕餮纹，腹下部饰瓦纹，腹上部饰横S形斜角云纹，其上的伏虎造型惟妙惟肖……在灯光的照耀下，青铜“散发着神秘、高贵的光芒。

“虎鎣”原为清宫旧藏，1860年被英国军官哈利·埃文斯劫掠后由其家族收藏。2018年3月，“虎鎣”即将在英国拍卖的消息传出，国家文物局立即开展多方面工作，推动“虎鎣”追索返还祖国，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春秋虎头匜 1988年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出土山西青铜博物馆藏

青铜虎饰兵器

虎饰匕形器，属于商周时期文物，宽4.6厘米 1959年石楼县桃花者出土。匕面一虎，大头长尾，衔物前行，虎目嵌绿松石。

春秋虎鹰互搏銎内戈山西青铜博物馆藏

虎鹰互搏銎内戈，1988年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出土，銎上部与内上立雕一猛虎擒扼雄鹰，虎昂首张口，曲身卷尾，前爪抓住鹰尾，后爪扼住鹰头，鹰则伸颈翘尾，奋力搏杀，构成一幅紧张激烈、栩栩如生的虎鹰搏击图。

战国虎纹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虎纹剑（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上部狭长下部略宽，中脊稍厚，为剑身；未端接有把手，为剑柄，呈圆柱形，茎部有两凸箍。剑身上以阴刻线纹饰有虎纹。

虎符

自远古时代，先民们就已经认识了虎这一雄健威猛的自然界王者，对其产生敬畏崇拜，成为古代礼器和兵器的重要元素。虎符，则是代表性文物。虎符为古代调兵信物，分左右两半，中央与统帅各持一半，调发军队时需持符验对，完全合体才能出兵，这种发兵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秦杜虎兵符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这件秦杜虎兵符铸于秦惠文王（前356—前311年）时期。 1975年出土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北沈家桥村。

此符作立虎形，虎昂首立尾，作走势，器背面有槽，虎颈部还有一小孔。其身有错金文字9行40字，其铭曰：“兵甲之符，右才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隧之事，虽毋会符行殹。”此符铭文绝大部分是小篆，字体瘦劲有力，铭文明确记载了虎符的用途，故有着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

西汉错银“堂阳侯”虎符

国家博物馆藏的西汉“堂阳侯”虎符为一级文物。这件虎符保存几近完好，背部有工整的错银铭文，剖面构造清晰，左右两片仍然能像两千多年前那样开合。虽然通高才2.5厘米，通长也就7.9厘米，小小虎文物，却承载着古代中国的军国大事。

汉铜虎符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魏三城护军虎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王命传任虎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王命传任虎节，战国，通高10.7厘米，宽15.7厘米。虎节体扁平，作伏虎形，昂首张口，长尾从臀部向脊背弯曲。一面刻划铭文5字：“王命，命传赁（任）。”铭文表示持虎节者身负王命，所经过的驿站要负责接待。

虎节是使者持之远行可得食宿的证物。驿站是古代供传递文书、官员来往及运输等中途暂息和住宿的地方。此节虎全形铸造，轻便雅致。

战国辟大夫虎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辟大夫虎符，战国，长8.1厘米，宽3.9厘米。符作卧虎状，昂首，尾上卷。虎身表面刻铭文10字：“辟大夫信节，堳丘与塿纸，贵”。《左传·昭公元年》“子产数子南曰：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贵也。”《国语吴语》“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挟经秉桴”。韦昭注：“嬖，下大夫也”。是知春秋时已有“嬖大夫”一官，地位相当于“下大夫”，负责军中建旗、击鼓类事宜。“辟”乃“嬖”的同音假借字。

战国虎形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虎形镇

在秦汉及之前，人们主要的起居方式是“席地而坐”。为避免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或牵挂衣饰，从而影响仪态，便出现了席镇，即压席四角的重物。

也有一说是桌椅普遍使用之前，人们席地而坐，席的四角需有压镇之物，以免吹移掀起。

战国、汉墓中常有四个一组的铜兽镇出土，即具此种席镇功能，以汉代最盛。宋代以后，文人常取兽形镇以为镇纸之用。

汉铜鎏金虎形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铜质鎏金虎形镇，虎四肢踡起，身躯屈曲如球，整体器形近似半球体，以线条简单勾勒细部，造型圆润可爱。虎头下微露两只前爪，虎吻以一道凹槽象征，两腮鼓起，虎须与毛发以细线刻划，眼梢深而长，额上有一对尖耳，自鼻端起有一道凹槽与脊柱相连直达尾端，沿凹槽亦刻有斜线以象征其毛发。

西汉鎏金虎镇上海博物馆藏

上海博物馆藏西汉鎏金虎镇整体为卷卧状，身躯刻有虎斑花纹，虎颈处戴有项圈，饰以贝纹，近后脑处设有半圆环。虎体内灌有铅以使其更加稳重，全器重3600克。

虎饰青铜器物

此铜案为古滇战国时期青铜材料铸成的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牛虎铜案中的大牛颈肌丰硕，两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和摇摇欲坠之感，但其尾端的老虎后仰，其后坠力使案身恢复了平衡。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感。其器奇特造型，新颖构思，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此铜案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极具艺术观赏价值，是中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

战国虎鹿牛铜贮贝器云南省博物馆藏

战国虎鹿牛铜贮贝器（局部）云南省博物馆藏

贮贝器，是滇国特有的青铜器。因出土时内均装有贝而得名。滇人将贝壳积攒存放在青铜器中。贝壳，在滇人的生活中，等同于财富，要么储存起来，要么本地作为一般等价物，用于交换牲畜、金属、奴隶、宝石等。

这件贮贝器，顶端呈现着凶猛异常的战斗场面。中央是一只大牛，睁大眼睛，正在威吓着面前的老虎。在牛的周围，还有三只小鹿环绕。而老虎，则尾随着三只鹿，仿佛随时要扑上去。

这种环绕的设计，形成了重复的、持续的动感，有学者认为，这源自于古人的祭祀。

西汉鎏金胡傅铜温酒樽山西右玉县大川村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胡傅温酒樽在1962年右玉县大川村出土，腹部饰上下两层浮雕动物纹，有虎、羊、骆驼、牛、猴和龙、凤等神异动物十余种。器口与盖下子口沿阴刻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造”。器形端正大方，纹饰精美，动物形象逼真。该器即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色，又不失中原的典雅之风，是汉代青铜艺术和技术的典范之作。

敞口，束颈，扁椭圆腹，梯形圈足。两侧为兽面衔环，系以链，腹之一面作龙形，另一面作虎形，一神人立虎背驭之。

战国虎钮錞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錞于是古代的打击乐器，始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至西汉前期，在长江流域及华南、西南地区都有发现，其中以巴人故地发现最为集中，成为巴文化最具特征性的青铜乐器。

这件錞于属战国晚期，其通体完整，音质优良，造型厚重，形体特大，有“錞于王”之誉。其上部的钮作虎形，栩栩如生，不怒而威，虎腿以漩纹勾画出神物特征，是巴人虎崇拜的又一重要例证。虎钮的周围，分布着五组“图语”：椎髻人面、羽人击鼓与独木舟、鱼与勾连云纹、手心纹、神鸟与柿蒂纹。这些图语对研究巴文化是极为重要的资料，其中羽人击鼓与独木舟已经被选取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外墙浮雕的中心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