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师从邓稼先、于敏、程开甲的他常说：比起老师和父亲，我的贡献微不足道

原标题：曾经师从邓稼先、于敏、程开甲的他常说：比起老师和父亲，我的贡献微不足道

　　“总结过去的人生，也算是对国家的国防事业做出过一些贡献。不过，比起我的老师和我的父亲，是微不足道的。”这是罗箭对自己的总结。

　　罗箭，原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副政委，少将，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核物理专家。他师从“两弹元勋”邓稼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程开甲等人；他的父亲是开国大将罗瑞卿，曾任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职。

曾在天津求学

　　1938年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时任延安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不停地奔波于全国各地抗战前线，这一年，他的第一个孩子罗箭出生了。

　　罗箭刚出生时，被寄养在老乡家里，一岁多进入延安保育院，他是延安保育院接收的第一批孩子。6岁时上了延安抗小，和许多革命先辈的子女一起过着集体生活。

　　幼小的罗箭第一次对父亲有了印象是在1943年，罗瑞卿从前线回到延安，不知从哪找了一辆大卡车，开到保育院接罗箭。那时候卡车是个稀罕物件，罗瑞卿怀抱着幼小的罗箭坐在驾驶室，卡车有些颠簸……

　　罗箭童年的记忆都与黄土高原和延安有关。那时候小学常常跟随部队转移，从延安到河北省阜平县易家庄，再到平山县西柏坡的古贤村，直到1949年3月进入北平。

　　在北平短暂停留了几个月，罗箭跟随母亲去天津看望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林月琴负责四野干部子弟学校，当时学校设在天津小白楼附近。分别前，林月琴将罗箭留在了天津。

　　初到天津的罗箭觉得眼前的大城市很“洋气”，有以前没见过的高楼大厦，有比北平发达的商业。尽管平津战役的枪炮声停歇不久，城市的创伤还没有抚平，但城市的主体设施基本保存完好，城市的修复工作进展得很快。

　　还没等罗箭仔细感受天津的生活，他的学校就随南下作战的部队转移到武汉，后来又到了庐山。

　　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虽然罗箭还没来及完全融入天津的生活，但已经让他对这个城市有了眷恋……但那时候年少的他不知道，在这座城市中有个叫北方局的地方是父亲工作的前线；不知道曾经有位叫林枫的人担任过这座城市的市委书记；他更不知道20多年后他会和林枫叫一声岳父……

　　开国大典时，罗箭在武汉，没有和父亲一样亲身见证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性一刻。

　　1951年，罗瑞卿出差返回途中将罗箭带回了北京。1958年，罗箭在北京101中学完成了高中学业。

“偷偷”测量核爆数据

　　高中毕业后，罗箭希望能够为新中国的建设奉献自己的激情和力量。当年最时髦的专业是原子能专业，但他的梦想是报考哈军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那时候哈军工没有原子能专业，罗箭只好报考了中国科技大学原子能系。

　　1961年，哈军工开设核物理系，并招收各地方大学三年级的插班生，罗箭圆了自己的哈军工梦。

　　上学期间，为罗箭授课的老师包括了邓稼先、于敏、程开甲等人，虽然他们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但在课堂上科学家们没有任何架子，反倒像邻家叔叔。

　　1963年夏天，罗箭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科委的第21研究所，参与核试验的理论研究，所长是程开甲。这个研究所在新疆罗布泊，因为当时那里科研条件太差，所以暂时在北京通州城区办公。

　　罗箭毕业前，因为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了所有研究核武器的材料。罗箭参加工作时，连最基本的计算器都是手摇的，甚至还有更原始的算盘。

　　对于罗布泊，罗箭当时只是听说过地名，并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直到去罗布泊工作，他才体会到那里的艰苦。沙漠里，白天气温高达50℃以上，别说是人，就连试验犬都不愿从车上下来。晚上气温骤降，得裹上厚衣服保暖。

　　在罗布泊实验基地，罗箭担任技术员。在这里他再次见到了老师们，这时人们亲切的称呼邓稼先为“老邓”，称呼于敏为“老于”。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实验基地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起爆前，罗箭和许多科研人员退到了距离试验场60公里外的一座小山后面的观测点。

　　前往观测点前，罗箭和几个同事做了一个简易量角器，他们想偷偷测算爆炸后的数据。

　　引爆前，罗箭等人被要求背对着爆心，坐在地上双手捂着眼睛，各自心中默数60下，然后起身。罗箭数完60下发现竟然没人站起来。他连续数了好几个60下，这时突然有人喊：“起来了。”

　　罗箭赶紧转身用自制的量角器测量。通过爆炸云一分钟、两分钟……的高度，结合产生的角度以及与爆炸点的固定距离。罗箭得出了测算结论，这次爆炸当量约相当于1.5万吨TNT炸药。

　　就在罗箭测量的同时，第一次核爆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向周总理汇报核爆成功的消息。不过，细心的周总理还是要张爱萍将军再确认不是普通炸弹爆炸而是核爆炸。

　　这可不是目测“蘑菇云”那么简单，还要权威的数据分析。

　　放下周总理的电话，张爱萍将军立即召集现场的专家汇总数据。但谁也没有想到，罗箭已经通过测量估算出了核爆数据。专家们紧张地忙着测算，罗箭和同事们却高兴得“忘了形”。

　　罗箭的领导发现后，询问他们为何如此高兴，当罗箭将测量数据上报时，所有人都惊呆了，甚至“老邓”和“老于”也不敢相信。因为罗箭是不知道第一颗原子弹设计之初的核爆当量的。

　　等到现场的化学专家、光学专家等人通过数据分析出核爆的当量时，专家测量的数据、罗箭测量的数据和设计之初的数据基本吻合。这让张爱萍将军心里更加有底了，于是郑重向周总理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爆成功。

天真可爱的“老邓”

　　直到今天，罗箭都为自己参与了中国第一次核爆试验感到骄傲，甚至将其视为人生最重要的成就。

　　罗箭取得的成就离不开邓稼先、于敏、程开甲这三位老师。说起老师们，罗箭印象最深的不是和他们无数日夜的并肩作战，而是生活琐事。

　　在罗箭眼里，工作上的“老邓”一丝不苟，生活上却是个天真可爱的孩子。

　　“老邓”喜欢听京剧，可他没时间去剧院门口排队买票。因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有时间，就主动跑到京剧院门口“钓票”，一旦有人退票工作人员就立马抢购。堂堂的国内著名科学家竟然靠“钓票”听戏，说起来恐怕没人相信。

　　1981年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上映时，罗箭和“老邓”一起去看。剧中的女主角由沈丹萍扮演，沈丹萍的演技给老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场电影后老邓成了沈丹萍的“粉丝”。

　　后来沈丹萍在另外一部电影中，与一位香港男主角有一场拥吻戏，“老邓”看了以后非常“心痛”，像个孩子一样抱怨着对罗箭说：“她和别人接吻了。”

被感动落泪的杨振宁

　　“老邓”和杨振宁年龄相仿，两人是清华大学同学，两家还是世交。“老邓”从美国留学回来后接受了研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任务，从此就“消失”了，无法参加国际会议，无法发表论文。杨振宁四处打听“老邓”的消息却无果。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杨振宁。

　　上世纪六十年代，杨振宁回国期间，终于见到了“消失已久”的“老邓”。他猜测“老邓”参与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但没有证据，只好不停追问：“第一颗原子弹是不是我国自己研制的？”“你是不是参与了研制？”杨振宁怀疑在研制过程中，是否仍然有前苏联的参与或者有他们留下的材料。

　　面对杨振宁的疑问，“老邓”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杨振宁不甘心，一直追问。“老邓”实在没办法就请示周总理是否能把真实消息告诉杨振宁，得到周总理的批准后，“老邓”赶紧去找杨振宁。

　　此时的杨振宁已经从北京到了上海，准备从上海前往美国。“老邓”亲手写了一张纸条，告诉杨振宁中国的核武器完全是自主研制的，“老邓”自己参与了研制，并委托前去上海的朋友将纸条捎给杨振宁。

　　“杨振宁正在宴会上，看到这个条子就流眼泪了，激动得不行，那么大的场合就跑到卫生间里……在海外的人对这个有更深的感触。”回忆起这段经历，罗箭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当时的场景，杨振宁在多年后接受采访时曾表示，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有为自己的民族终于强大起来了而感到的自豪，有为朋友做出这么大贡献而感到的骄傲。

　　杨振宁再次回国时，见到“老邓”激动地说：“别看我得了诺贝尔奖，你对国家的贡献比我大。”

　　罗箭说，今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爆成功55周年。“老邓”、“老于”、程开甲……这些他曾经的老师、挚友相继离开，让罗箭感到非常的孤独。曾经一起吃苦，一起流泪，一起欢笑的日子是他一生最难忘的记忆。

父亲告诉我夹着尾巴做人

　　罗箭觉得自己取得的成绩和父亲定下的家规是离不开的。

　　罗瑞卿在治家和教育子女上非常严厉。因为工作忙，罗瑞卿常常见不到孩子，便在墙上写下他的要求。

　　“学习必须是最好的，中学不许谈恋爱，大学不许结婚”；“不许抽烟不许喝酒”；“平时生活中也要按照这个做，这个就是标准……”

　　罗箭是兄妹中的老大，要求自己必须严格遵守家规给弟妹们做榜样。罗瑞卿要求子女，谁考试成绩最好就能得到一面小红旗，把小红旗贴在墙上，罗箭得到的小红旗总是最多的。

　　那时候，罗箭一门心思的学习，他觉得只有学习成绩好了，才能达到父亲的要求。

　　父亲叮咛子女：“你们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罗箭说，从小上学填表的时候，都是只填母亲的名字，不填父亲的。罗瑞卿不希望儿女靠父辈的荫护生活，他觉得孩子们应该自食其力，应该自己努力凭真本事成长。

　　罗瑞卿定下的家规同样继续教育着罗家的第三代。罗箭说，他的侄子、侄女们从小听长辈们讲家规，也是按照家规去做的。如今罗家的第三代在生活和工作中的表现让罗箭比较满意。

　　罗箭说，自己在读哈军工以前的名字叫罗小卿。入学之前，罗瑞卿和罗箭进行了一次谈话：“你要上哈军工了，是大人了，不能总叫罗小卿了。”

　　罗瑞卿在纸上写了“箭、宇、原”三个字。罗箭很疑惑，他问父亲是什么意思。

　　罗瑞卿说，这三个字代表着火箭，宇宙飞船，原子弹。从此，罗箭三兄弟的名字就改成了这三个字，罗小卿的名字变成了罗箭。罗箭明白，这既是父亲希望他们隐藏和罗瑞卿的关系，也是父亲的强军强国梦。

　　“我们在军旗下生，我们在红旗下长;父辈的遗志我们继承，父辈的战歌我们传唱……”这是罗箭和将军后代们在合唱团发出的歌唱。

　　退休后，罗箭多次前往革命老区，重走了长征路，替父亲看望故人、故地和牺牲的战友。向下一代传唱着父辈的红歌，讲述着先烈的故事。

　　弹指一挥，从11岁跟着部队辗转求学的孩子，到耄耋老人，罗箭经历了军人家庭的生活，与“两弹元勋”成为师生、同事，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但他觉得自己的成绩比起老师和父亲微不足道。“人这一生要做一件对国家和人民有意义的事。”这是罗瑞卿做人做事的坚守，也是罗箭一生的追求。

　　（津云新闻记者 王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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