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灵魂
1923年11月24日，刘伯明因脑膜炎去世后，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在《学衡》第26期上撰写了《刘伯明先生事略》。九年后，中央大学教授柳诒徵、张其昀、缪凤林、倪尚达主编的《国风半月刊》第9期（1932年11月24日）为刘伯明出版了纪念专号。主要悼念文章有《悼先夫伯明先生》（刘芬资）、《悼先兄伯明先生》（刘经邦）、《九年后之回忆》（梅光迪）、《忆刘师伯明》（胡焕庸）、《中国今日救亡所需之新文化运动》（胡先骕）、《学风——为纪念刘伯明先生作》（刘国钧）、《〈四十二章经〉跋》（汤用彤）、《刘先生论西洋文化》（缪凤林）、《教育家之精神修养》（张其昀）、《刘伯明先生逝世纪念日》（张其昀）、《刘伯明先生事略》（郭秉文）。其中《九年后之回忆》是远在美国教书的梅光迪专门为好友写的纪念文章。
刘伯明
学生时代
刘伯明名经庶，字伯明，1887年生，南京人。从南京汇文书院毕业后，刘伯明留学日本，任中国留学生青年会干事，与章太炎及同盟会成员均有交往。一度师从章太炎学习“说文”及“诸子”，故国学有较好的根基。辛亥革命以后，步入官场的同盟会朋友劝刘伯明到外交界供职，刘伯明拒绝了，他选择到美国继续留学。刘伯明入西北大学研究院学习哲学和教育学。在西北大学的四年间，刘伯明每年暑假都要到附近的大学听课。1913年暑假，梅光迪自威斯康辛大学转学到西北大学时，刘伯明正好到附近的芝加哥大学“暑假学校”学习希腊文、梵文。秋天开学，梅、刘得以相识，并成为朋友。梅光迪说：“来年暑假，余访伯明于芝加哥大学，则蛰居斗室，终日习德意志文。酷暑之中，使人心绪烦懑，坐立不宁，少年尤然，余见伯明之静坐读书，意态萧然，犹一服清凉散也。”
刘伯明在西北大学有三年得奖学金，他省吃俭用，而“室中哲学书籍，几夺去其桌椅床榻之地，除上课外，终日枯坐一室。在普通轻浮好动之美国人视之，似一东亚病夫之现身。抑知乃西北研究院中之第一高材生乎”。刘伯明的哲学导师为劳卫尔，师生两人的学术品性十分相似。刘伯明的硕士论文是《华人心志论》，博士论文为《老子哲学研究》。这些学位论文虽是研究中国文化，但他对西洋文化的渊源也十分用心，对希腊文化精神中崇尚理智、美感和希伯来文化精神中崇尚宗教、道德的学说精髓也有精当的了解。这是他回国后在大学讲授西洋哲学的文化基础和学术功力所在。
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事功
刘伯明归国后，原汇文书院已于1910年改制为金陵大学。金陵大学校长包文聘他为国文部主任。同时南京高师校长江谦延揽他为伦理学、哲学、语言学教授。1919年，郭秉文任南京高师校长后，刘伯明辞去金陵大学的教职，改任南京高师训育主任及文理科主任。1921年，南京高师改制为东南大学后，于校中设校长办公处，刘伯明为副主任兼文理科主任、行政委员会主任、介绍部主任、哲学教授。形成了郭秉文理外（与政府的官员周旋、应酬，以求经费和发展），刘伯明主内的局面。刘伯明自然也就成了东南大学的“魁宿”。所以有张其昀的“全校主要负责者是刘伯明先生”和“隐然为全校重心所寄”之说。
教学、著作和繁重的事务性工作压力，使刘伯明患胃病和失眠症。1923年暑假，他在酷暑中主持“暑期学校”，初秋又到湖南讲学。超负荷的工作，极度的劳累，使他原本消瘦的身体，积劳成疾，11月24日因脑膜炎不治身亡。
刘伯明使东南大学从多个方面走上了大学的轨道，同时又以自己的人格魅力，群聚了一批学界精英，并领袖群贤，促成《学衡》杂志的创办。由于他的道德、学问受人敬重，因此也就赢得了“南雍祭酒，纯粹君子”的殊誉。张其昀在《“南高”之精神》一文中说刘伯明对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影响最大。他说：“作者求学时期亦可谓南高之全盛时代。本篇想要说明南高所给予我们，究竟是些什么？若舍枝叶而求根本，便是南高的精神，而不限于某部某科。当年‘高标硕望，领袖群贤’的人物，是哲学教授刘伯明先生。”具体的如南高学生陈训慈所说：“刘师于传授知识之外，独重人格之感化。实际主持校务，为全校重心所寄，综一生精力，悉瘁于南高之充实与扩展。倡导学风，针砭时局，尤为时论所推重。”
刘伯明为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留下了四种精神遗产：学者之精神、学校之精神、自治之精神、自强之精神。其中他提倡的“学者之精神，应注重自得”，注意潜修，深自韬晦，以待学问之成。树立节操，不可同流合污。他所谓的“学校之精神”的实质，是要求学校的性质应与公民之精神相同，“即对于地方之历史现状，有自负之精神是也”。他强调的“自治之精神”，就是国人自觉地对于政治及社会生活负责任。“自强之精神”是对人格、品性和仪表的要求，除个人基本的自信、判断能力、庄重、温良外，还要求仪表堂堂正正。这是对人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一个大学应具有的综合的精神空间。
同时，刘伯明对教育问题，最具有批评的精神。他尤其反对狭义的“职业主义”，对计功求效，缺乏人性人情的机械生活，深表不满。认为这样一来人的精神世界就会枯萎，实用的机械主义会使人失去自主独立的精神。张其昀特别强调说，刘伯明这是“力持人文主义，以救今之倡实用主义者之弊”。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舍一景朋友的感念
在东南大学，刘伯明撑起一片蓝天，同时，他又是一棵可以让凤凰栖身的梧桐。刘伯明去世，让许多人痛心疾首，东南大学也失去了最坚实的精神支柱和最务实的领导人，《学衡》在东南大学的实际力量也自动瓦解。
《学衡》是反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刘伯明去世后，胡适送来“鞠躬尽瘁而死，肝胆照人如生”的挽联以表达对朋友的敬意和哀悼。《学衡》灵魂人物吴宓有一特长的挽联：
以道德入政治，先目的后定方法。不违吾素，允称端人。几载绾学校中枢，苦矣当遗大投艰之任。开诚心，布公道，纳忠谏，务远图。处内外怨毒谤毁所集聚，致抱郁沉沉入骨之疾。世路多崎岖，何至厄才若是。固知成仁者必无憾，君获安乐，搔首叩天道茫茫。痛当前，只留得老母孤孀凄凉对泣。
合学问与事功，有理想并期实行。强为所难，斯真苦志。平居念天下安危，毅然效东林复社之规。辟瞽说，放淫辞，正民彝，固邦本。撷中西礼教学术之菁华，以立氓蚩蚩成德之基。大业初发轫，遽尔撒手独归。虽云后死者皆有责，我愧疏庸，忍泪对钟山兀兀。问今后，更何人高标硕望领袖群贤。
《学衡》杂志郭秉文认为刘伯明是“外和而内严，意有不可，力持不为群说所动。其在学校，谆谆教学者以植身行己，树立节操，不可同流合污。学者化其人格，多心悦诚服”。
梅光迪认为回忆刘伯明的意义在于张扬他那种“以其学术与事功合一”，“以其实行人格化之教育”的美德和人格力量。同时，作为挚友，梅光迪也毫不保留地指出刘伯明的缺点。
作为学生的张其昀在文章中说：南高时代，常有全体师生集会，以为精神上陶冶，其地点即在今日的我校最大的教室——纪念老师的伯明堂。刘先生每次演说，必纵论学风。他强调古来学风，最重节操，大师宿儒，其立身行己，靡不措意以斯。他特别看重的是修养与学风的关系。他说：“学校既为研究学术培养人格之所，一切权威，应基于学问道德。事功虽为人格之表现，然亦应辨其动机之是否高洁，以定其价值之高下。”东南大学改制后的数年之间，校长郭秉文先生奔走不遑，而刘先生为全校重心所寄。上溯江源，下穷岭海，四方学子，闻风来集，皆信服刘先生之精神，而相与优游浸渍于其间。“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而先生以劳瘁逝世，学校遽失重心。
张其昀同时指出：自南京高师成立以来，北大、南高隐然为中国高等教育之两大重镇。时人有北大重革新，南高重保守之语，其说盖起于胡适之，刘先生尝闻此言，根本上加以否定。先生谓真正之学者，当有自由之心。“吾人生于科学昌明之世，苟冀为学者，必于科学有适当之训练而后可。所谓科学精神：其最要者曰唯真是求，凡搜集证据，考核事实皆是也。唯真是求，故其心最自由，不主故常。盖所谓自由之心，实古今新理发现之条件也。”因此，张其昀进一步强调：“大学教授的责任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传授；一是人格的感化。”
原东南大学哲学教授，此时任教于北京大学的汤用彤回忆说：“刘伯明先生以恕待人，以诚持己。日常以敦品励行教学者，不屑以诡异新奇之论，繁芜琐细之言，骇俗以自眩。居恒谈希腊文化，并曾释老子。盖实有得于中正清净之真谛者，用是未尝齿及考证。一日忽以《四十二章经》版本之原委相询。”因此他特作《四十二章经》跋来纪念刘先生。
缪凤林跟随刘伯明最为密切，并为老师的讲义整理者，他在《刘先生论西洋文化》一文中说：“先生于西方文化，惟取其对于人生有永久之贡献，而又足以补吾之缺者。与时人主以浅薄之西化代替中国文化者迥异。”他是试图将雅典市民自由贡献之共和精神，希腊学者穷理致知、不计功利之科学精神，基督教之仁博之爱，及中国文化之人道人伦之精髓，和力求融和无间之态度，拿来用于满足人类最高意欲之要求，而又可以相互调和，相互补救。
图书馆学专家刘国钧（衡如）在回顾刘伯明论学风的文章后指出：思想的混乱和浅薄恐怕是现在学风的最大缺点。医治这种毛病，自然最好莫过于论理的思想，科学的方法，和养成对于无论什么事都要求充足证据的习惯。“我们注重知识的增进，但我们更注意人格的修养”。有理想和适当的方法，同时更需要坚毅不拔的精神。总之，要使国家能重兴，民族能得救，必定要从养成诚朴笃实、艰苦卓绝的学风起步。
植物学家胡先骕，以他特有的人文情怀，借纪念刘伯明写了《今日救亡所需之新文化运动》，并力主孔子学说。最后他强调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之要图，为一种较五四运动更新而与之南辕北辙的新文化运动。要想弘扬和维护我民族生存至四千年之久的精神，必须身体力行和发扬光大孔子学说。
刘伯明的实际影响，不只是在东南大学和将《学衡》引为同调的文化保守势力当中。新文化的领袖人物胡适敬重他，周作人也注意到他的一些言论。周作人曾对他发表在《学衡》第2期上的《再论学者之精神》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1922年3月12日《晨报副镌》上发表的评介赵元任翻译加乐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一文中特别提到刘伯明。周作人说：“刘伯明先生在《学衡》第二期上攻击毫无人性人情的‘化学化’的学者，我很是同意。我相信对于精神的中毒，空想——体会与同情之母——的文学正是一服对症的解药。”
由于忙于校务，刘伯明并没有写出有分量学术专著，刘伯明的简明哲学著作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其中两册都是讲义，由他的学生缪凤林记录整理，先在《民国日报·觉悟》和《时事新报·学灯》上连载一部分。《西洋古代中世哲学史大纲》、《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和他翻译杜威的《思维术》被列入“新文化丛书”。其中《西洋古代中世哲学史大纲》、《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署名为刘伯明讲，缪凤林述。刘伯明散见于报刊的多篇文章未能收集刊印，如1919年11月5日《太平洋》第2卷第1号上的《人生观》就不曾为“学衡派”同人或刘氏门生提及。他在文中强调“健全之人生观，必基本于精神之我，有精神之我，而后有个性有人格之可言。欲发展个性，必以一己之精神，贯注于人群，而后其精神滔滔汩汩，长流于人间，永不止息，随社会上进化而俱长。此之所谓自我实现，此之谓化小我为大我，此之谓灵魂不灭”。此说与胡适之说是一致的。另有《东西洋人生观之比较》，刊1920年6月4日《民国日报·觉悟》。《文学之要素》、《关于美之几种学说》，分别刊《学艺》第2卷第2、8号。
刘伯明在《学衡》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本文摘自沈卫威著《“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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