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与胡可的那些深情交往|晋察冀日报_新浪财经

原标题：难忘与胡可的那些深情交往

胡可于1945年

胡可随巴金为团长的作家访问团在朝鲜战场采访，左二为巴金，左五为胡可。

作者（左）与胡可（右）

张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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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剧已走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辛历程，如今年近白寿仍在艺苑笔耕不辍的剧人，有谁能比胡老跋渉的里程更长，历经的风雨更多，创作的成果更为丰硕？无论怎样横竖比较，胡老都够得上中国话剧长路的开拓者和见证人的荣耀。

胡可老人的百年诞辰就要到了。

这些日子，我眼前老是转悠着过去和胡老交往的情景。有的已经久远，却依然清晰，有的就像昨天，他还拉着我的手促膝交谈。在他眼里，我们隔着辈分，总觉得我年轻，即使后来知道我都退休了，也还是把我当作孩子。晚年胡老听力下降，与他交谈就要加大音量，但我又担心分贝过高会对他有别的不利影响，有时见面就有意减少讲话。但我又慢慢发现，他每次见到我和妻子宛柳的时候，都特别高兴，眼睛就显得特别亮，带着一种渴望的眼神，尤其在听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的神情十分专注，能让你觉出他的目光里带着温度，一下子就把长辈的慈爱融入到你心里去了。现在回想这些往事，桩桩件件都很难忘。

（一）初次见面令我肃然起敬

我最早接触到胡老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两次参加全军戏剧作品研讨会。

第一次是1985年1月，会议开了整整半个月，观摩讨论了15部话剧和两部京剧。基本是以一天一部戏的节奏，看剧本、看演出或看录相加座谈讨论。大家的看法趋于一致，认为在当时戏剧创作不太景气的情况下，部队一下子拿出这么一批题材、风格和形式都多种多样的新戏来，确实不容易。但与蓬勃发展的军事文学创作相比仍有明显差距，尤其在艺术上相对比较粗糙，人物塑造、戏剧结构、语言及表现形式仍有陈旧感，还有的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不够和谐，包括对个别作品的某些内容提出异议。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身为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的胡老，以“话剧是有它的生命力的”为题，在会上作了一个中心发言。但让我记忆深的并不是这个大会发言，而是参加我们小组讨论时的即席讲话。胡老说，这次会上大家讲得比较多的还是在写部队内部矛盾问题上有禁忌、有框框。我们搞戏的都明白，没有矛盾就没有人物，没有性格冲突，也就没有了戏剧。凡是成功的戏，都是剧作家在这方面有胆有识。他举了一个例子，抗战后期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创作演出的话剧《李国瑞》，描写了落后战士“怪话大王”李国瑞在指导员和战友们的教育帮助下，向英雄战士转化的思想历程。这是我军第一部写部队内部矛盾问题的戏，演出后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和领导的表彰，《晋察冀日报》为此发表专论予以推荐，许多兄弟剧团也竞相演出，后来还由部队的红星剧团把这出戏带到延安，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这就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认识胡老，尤其是听到胡老回忆他在《李国瑞》这部戏中扮演指导员的角色时，好像他又回到了当年的舞台一样充满了感情，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搞了一辈子戏，有经验有教训，其中一个切身感受是，熟悉生活、发现矛盾一般都能做到，但要把矛盾写深写透除了要有胆识，还要有政治智慧和艺术功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胡老的这番肺腑之言让我至今难忘。

第二次是1988年12月下旬，会议开了6天，讨论了7个剧本。当时胡老已从军艺院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不仅自始至终参加会议，还在会下和好多剧作家单独交换意见。这次会议除了搞剧本的同志，还邀请了一些从事新闻、文学和评论的同志参加，会议气氛十分活跃。胡老依然被安排在大会上发言，他结合参加中国剧协组织的几次全国优秀剧本评奖的感受，对会议讨论的剧本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在会下问胡老，前些年，你曾为二炮的一个小戏写过评论叫《小戏大方向》。这几年，话剧小品发展很快，很受军内外观众的喜爱，但这次会上只读“大戏”不见“小戏”，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胡老笑着对我说，西南同志，你大概不了解，我很喜欢小品，过去还写过，只是那时叫独幕戏，不叫小品。在大比武那一年，我一气写了4个反映连队生活的小戏，原以为小比大容易，通过创作实践才知道，小品不好搞，它不仅体现着话剧固有的品格，而且对结构的要求更灵巧、戏剧冲突要更直接、人物语言要更简约、更考究，也更性格化，容不得一点虚假、说教的东西，甚至容不得一点多余的介绍和作者直白的意图。从历史看，小戏在部队有传统，短小精悍，官兵爱看。现在来看，还是要大小并存，优势互补，谁也替代不了谁，才能适应服务部队的多种需求。这次和胡老见面，感觉比上次“集体座谈”又近了一步，尤其是对我这样既陌生又无名的年轻人，胡老并无那种大艺术家的派头，相反待人平易谦和，乐意和年轻人交流，包括耐心倾听不同意见，让我对这位军旅话剧的泰斗级人物多了一层情感上的敬重。

（二）一代人的爱憎和追求

晚年的胡老慈眉善目，性格温和，内心也很淡定，喜欢安宁的生活，不太热衷社会上和文艺界的那些热闹，白天在家读书写作，是他精神上最感到充实和愉悦的时候，遇到有朋友来访，聊起外面的世界，无论喜欢与否，他都会耐心地听人家把话说完，不属于干精火旺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人，倒像是成都人说的那种敦厚和蔼的“糯米老头儿”。不过，我有两次经历，见证了这位“糯米老头儿”也不是什么都与世无争，在一些重要的是非原则面前，胡老的态度毫不含糊，他说要做好人，但不会去做“老好人”。

一次是2000年5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按惯例去看岳父岳母。那天上午，两位老人一起到中国作协参加魏巍从事文学创作60年研讨会。我是下午回的家，正听他们谈起上午开会的情景，胡老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他上午也参加了这个会，因为与会人多，想发言却没有时间了。他打电话的中心意思，是对我岳母在会上的发言给予称赞，特别是对我岳母严肃批评那些贬低《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错误言论表示坚决支持。当年胡老和我岳父都曾前往抗美援朝作战一线采访，对魏巍的这部作品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共鸣。岳母告诉我，上午开会他们见面时，胡可就对她说确有那么一股思潮，刮起虚无主义之风，否定革命历史，对一些深得人心、出类拔萃的文学佳作，大泼污水。这是一种可怕的精神堕落，是对历史、对人民的蔑视。胡老还说，魏巍是他在晋察冀军区的老战友，是他非常敬重的一位兄长和师长，他的作品不会因为个别小丑一口唾沫而失去光彩。那天下午，岳父岳母又谈起胡老和他夫人胡朋合著的《敌后纪事》，称他们一同从战火中走来，是甘苦与共、志趣相投的好夫妻，并叮嘱我抽空去看看这两位老人。

不久，我即到外地工作，当再回到京城，胡朋阿姨已经离开了我们。2005年春节前的几天，送别胡朋阿姨还不到一个月，我去家里看望胡老。他当时还没有从失去老伴儿的阴影中走出来，但已开始考虑整理胡朋阿姨的遗作和历史资料了。我们的谈话就从胡朋阿姨的往事说起了，胡老说，一个优秀艺术家的成长，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集体的帮助，特别是文艺前辈老师的指教。1946年初，胡朋和几位同志到桑干河畔的涿鹿农村参加土改试点。她在双树村蹲点，不想竟认识了同在那里搞土改的丁玲同志。正好大她一轮的丁玲大姐，用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渊博的知识和掌握政策的水平，给胡朋开展工作很多帮助。新中国成立以后，胡老的剧本《战斗里成长》送丁玲过目，她阅后即推荐给《人民文学》发表，并在此后访苏期间为该剧的俄译本作序。说到这里，胡老把话题一转，你岳母早年在作协工作，她接触丁玲同志时间长，理解也深，对于丁玲同志含冤20载而对党忠贞不渝更为崇敬。胡老还说，他不止一次听我岳母回忆谈论丁玲，有一句话让他印象很深，丁玲之所以重新获得光辉的生命，就是她敢于献出生命跨出黑暗的门槛，这句话也表达了他和胡朋的心声。2010年过后，当我岳父岳母相继离世，胡老以“一代人的爱憎与追求”为题，抒发了他对这两位老友真挚怀念的深情。文章末尾有这样一段话：譬如对崇高信仰的执着，对劳动人民的情感、同志之间的真诚，对受欺辱者的关怀，为正义事业勇于牺牲等。在同他们夫妇的接触中，阅读他们的文章中，使我感到亲切，受到鼓舞。人不在了，作品在，人的风采在，他们并没有离去，两位好作家将永远被人们记忆。如今胡老也离开了我们，当初他对我岳父岳母的这番肺腑之言，现在用来评价胡老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三）惦记着写好长征的戏

2006年元旦过后，我向部领导建议，今明两年是部队文艺工作的大年，先是长征胜利70年，接着是建军80年，要不要请原来总政文化部的几位老部长在一起坐坐，听听老艺术家们的高见。当时我们的“一把手”非常赞同，认为正值新春，时机很好嘛！要我抓紧协调安排。这就定在“双拥晚会”演出结束后，邀请胡可、李瑛、徐怀中、朱力等同志座谈。在他们中间，胡老的年龄、资历最老，出道成名也最早，自然被大家推举先作发言。胡老在工作中向来以稳著称，尤其在这种场合讲话往往是字斟句酌十分严谨，但那天胡老的发言放得比较开，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胡老说，这几年搞大晩会用了不少气力，但也要下功夫抓好剧目、曲目创作。艺术的审美价值和思想内涵，完全不在规模大小。我参加了全军第一届文艺会演，那次会演的节目都是短小精干，像中南军区的《我是一个兵》，西南军区的《二郎山》，唱出了我军的精气神，显示出了很强的感召力和生命力。可能我们看过的很多晩会都记不得了，但这两首歌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坚信一定能够代代相传。老部长李瑛接着说，抓文艺工作除了文工团，还要注意发挥其他队伍的作用，像《解放军文艺》杂志社，他们1986年组织的“长征笔会”收获很大。老部长徐怀中对加强文学创作也讲了很好的意见，特别提到老作家王愿坚同志写的长征题材小说，建议组织部队的中青年作家做一些深入的研究思考。

座谈结束后和老领导们一起吃饭，我的座位又正好挨着胡老，他对我说，刚才担心多占了大家的时间，就把发言简化了，趁现在吃饭再补充两点。胡老说，他至今还记得老部长陈沂同志在全军第一次文艺会演总结大会上讲的5条：一是服从战斗需要，二是表现部队气魄，三是继承传统要发展提高，四是写中国人民的东西，五是艺术和技术也要提高。虽说现在时代变了，但我觉得陈沂同志讲的这些精神，对我们做好今天的部队文艺工作还是有一些参考价值。在离开的时候，我送胡老上车，他握住我的手又叮嘱我，长征题材的话剧要下点功夫了。陈其通同志写的《万水千山》是1954年在北京首演的，都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我们也该出几部新戏好戏了。听说广州、南京正在搞这方面的创作，希望部里要多关注多支持多帮助，力争下半年能推出来。

过后，我专门到广州、南京观摩了战士话剧团创作演出的《天籁》、前线话剧团创作演出的《马蹄声碎》，并和两部戏的编剧、导演座谈研究如何搞好精加工，把这两部戏打造成为向长征胜利70周年献礼的精品佳作。当《天籁》被评为2006至2007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马蹄声碎》获得曹禺剧本奖，并都获得了第五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一等奖，胡老又给我打来电话，他说得奖可喜可贺，但更令他高兴的是这方面的戏剧创作有了大的进步。过去不能写失败，不能写苦难，现在有了《马蹄声碎》，悲壮效应所产生的力量更能够鼓舞士气。还有《天籁》以文艺工作者作为戏剧的主人公，这在以前也是难以想象的。那天通话的时候，胡老的心情一直很好，最后又叮嘱我，转告部队搞话剧的同志们，珍惜来之不易的成绩，向生活学习，向前辈学习，向中外经典学习，向地方同行们的好经验学习，相信我们创作的前景一定会更为广阔。

（四）戏剧要为民众由民众

3年前入夏后最热的那一天，我收到胡老寄来的新作《话剧的足迹》。看到他用的还是那种传统的大号牛皮纸信封，上面有我非常熟悉的工整苍劲的笔迹，使我又想起春天去看望他时，在那间简陋且因藏书显得拥挤的书房里写作的情景，顿时有一种感动从我心底涌出。中国话剧已走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辛历程，如今年近白寿仍在艺苑笔耕不辍的剧人，有谁能比胡老跋渉的里程更长，历经的风雨更多，创作的成果更为丰硕？无论怎样横竖比较，胡老都够得上中国话剧长路的开拓者和见证人的荣耀。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深深的崇敬，我倾心拜读他与共和国同行的“读剧札记”，去寻找他光荣而又漫长的坚实足迹。不久，《文艺报》就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我写的《探寻胡可的艺术人生》长文。先是胡健发来短信，说她父亲没想到“西南文笔如此俊逸流畅”，尤其对我“取材严谨必有出处”给予肯定。隔了两天，我又收到胡老寄来亲笔信，原文抄录如下：“读了您表彰我的长文，十分感谢！十分惭愧！为写这篇文章，占用了您多少宝贵时间！我此生还没有接受过如此隆重的表彰。十分惭愧，十分感谢！我将不辜负您的过誉，争取活到或活过百年。”虽然全信不到80个字，却将一位长者的慈祥和智者的美德跃然纸上，面对这位德艺双馨的大家，倒是让我感到惭愧得很，对胡老长期以来给予我灵魂的滋养和成长的帮助更是感激不尽。

当又一个夏天来到的时候，胡老的又一部新书《老兵记忆》出版了，闻讯后我专程登门表示祝贺。那天进了书房，只见胡老正从座椅上起身过来接我，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离他书桌最近的沙发上。我俩的手一直没有松开，相互端详着对方，我觉得比在春节前见到胡老的时候略瘦一些，但气色红润，两道浓眉下的目光炯炯有神，说起话来底气很足。寒暄过后，我指着书桌上摊开的稿纸对胡老说，这大热天的您还写稿子呀？他对我说，这几年因为身体原因，看戏离不开轮椅，耳聋听不清台词，基本上不外出参加活动了，却又不甘寂寞，趁现在脑袋没有问题，慢慢写吧！说着就把书桌上那本《老兵记忆》递给我，并再三对我说，上岁数了，大东西写不了，新东西不会写，只能是把个人记得的一些往事敷衍成篇，辑为一册。老爷子的精神状态着实让人高兴，但我也劝他写作要悠着点。胡老说他刚写完一篇回忆田汉的文章，我好奇地问，您和田汉很熟吗？他说很熟也谈不上，但与他的几次接触和交往至今令我记忆犹新。记得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后期，具体时间记不大清楚了。当时我住在崇文门里的解放饭店，在物资供应上有一些优惠，简单说就是伙食要比一般的饭店好，隔个十天半月还能吃到砂锅鱼头。我知道田汉先生是个美食家，就和杜烽商量，请田汉来解放饭店吃砂锅鱼头。那天田汉在饭桌上兴致颇高，三句话不离本行，讲戏剧，讲艺术，讲古往今来，讲他发起并领导的左翼戏剧运动、抗战演剧宣传运动和产生很大影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但讲得最多的还是他的戏剧主张：话剧务求反映民众的生活，要以工人以及一般的劳动大众为对象，特别强调戏剧艺术是为民众，由民众，属于民众的。胡老特别强调，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不只是一个比喻，而是早就扎根在老一辈戏剧家心中的艺术观人生观，这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一脉相承，与今天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也完全吻合。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作为中国革命戏剧运动奠基人、开拓者的境界所在和思想必然。那天上午，胡老的谈兴甚浓，感觉得到他的心情非常好。我告辞的时候，胡老拿出纪念党的十九大隆重开幕的首日封，亲笔在上面题写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八个字送给我，回想起胡老刚刚说过的那番话，我只觉得手上的这枚纪念封有着一种特别厚重的历史感。

（五）留给我们的最后文字

进入2019年，用热热闹闹来形容一点儿都不过分。过完元旦，我就去给胡老拜年。老话说得好，人逢喜事精神爽。当时老人家身体非常硬朗，记忆力也好，说话的声音洪亮，还像往常一样的忙碌，一边给报刊写着文章，一边编着自己的书。到了初夏，我就收到胡老寄来他的两卷本大作，并附有一封亲笔信：西南、宛柳同志：您们好！寄上《胡可剧作史料汇编》上下册，请留作纪念。此书包括了战争年代和建国后“文革”前我写的剧本、歌词、曲艺等，都是为直接宣传目的而作，包括不少没有发表过的作品和与人合作的。这些作品都已是历史陈迹，故以“史料”为书名。寄上只为留作纪念，望翻阅一下搁起，不要浪费您们的宝贵时间。致敬礼！并祝健康！胡可2019年6月26日。对胡老的作品我都不陌生，但拿到这厚厚的两大本新书，看到扉页上他和胡朋阿姨的照片，我心里仍有一种感动，尤其读了他的来信，崇敬之情、感激之情和思念之情交织在一起，不时地在我心里翻腾涌动。当即就给胡老打了一个电话，叮嘱老人家就要进入伏天了，老话说暑为阳邪，这段时间要把笔暂时搁一搁，以保养身体为头等大事，等天凉快了我就去看他。重阳节后，我到了胡老家，他当时还沉浸在国庆盛况的喜悦之中。见面就对我说，时间过得真快呀！1949年夏天，我和胡朋一同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带着刚满一岁的孩子，从北池子头条胡同搬到帽儿胡同，开始修改1948年夏天创作的老剧本《生铁炼成钢》。我每写完一幕就交给胡朋看一幕，她的肯定和提出的意见对我都很有帮助。这一次的改动和工作量比较大，等剧本脱稿已是8月底了，从那以后就改名叫《战斗里成长》。转眼这都70年了，这部戏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上演的创作剧目之一，当时在东单大华电影院首演的盛况就像在昨天一样，每个演员，每个场景，我都还记得。说这话时，胡老显得有些激动，他的眼神比平时还要亮，眼睛里已带着泪光。我对他说，您写的戏和那些演您的戏的老前辈们，我们都不会忘记。听我这么一说，胡老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抓住我的手说，“西南同志，我前几天晚上睡觉梦见胡朋和晋察冀的那些战友了，我比他们幸运，能够活到现在还不幸运吗？”我说，胡老，我知道您对胡朋阿姨和老战友们的深厚感情，为了他们您也要活得更健康、更快乐！您都98了，还天天写作，要悠着点，别累着了，咱的近期目标就是100岁，到时候和党的百年诞辰同喜同庆。这时，胡老冲我点点头，加重了语气接着说，＂我的那些比我年长的、与我同年龄的和比我年轻的战友们，有的牺牲在战场上，有的长眠在异国土地上，有的辞世在和平年代，他们都是我最亲最爱最想念的人。他们给予我的教育，就像输入我身体的血液，一直在我的血管里，为了他们的血不白流，我也要好好地活着！＂胡老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久久没有松开。

此时，书房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只有两双握紧的手在传递着两代人的情感。这使我不禁想起，近年来凡有祝寿者登门，胡老总是以一种平淡的语气说到，与党同龄不由自主，与党同路则是我作出的坚定选择。这就是一个文艺老兵的人生，也是一个人民戏剧家的人生，革命与艺术心手相连，一刻也没有分离。忽然，胡老松开了我的手，拉开书桌的小抽屉，取出一个大牛皮纸信封对我说，差点忘了，这是你和宛柳上次来时留下的《战斗里成长》的老节目单，你要我在上面写几句话，我早给你写好了，说着就从大信封里取出了这份纸页已经发黄发旧却带着岁月印迹的老节目单，把它递到我的手上。面对胡老清秀隽永的笔迹，我捧在手里细细端详，不算长也不算短的8行字，介绍了《战斗里成长》当年演出的盛况，表达了对老战友不尽的思念。当时我真有一种惊喜的感觉，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向胡老表达我的欣喜之情，只是一个劲儿地握住胡老的手不愿松开。但我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我和老爷子永远的诀别。1个多月后的12月4日，也是距离《战斗里成长》首场演出70周年还差51天的日子，胡老在自己的家中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胡老亲笔写在《战斗里成长》老节目单上的文字，也成了给我和我的妻子宛柳永别的遗言，现抄录如下，寄托我们对胡老永远的崇敬和爱。

“感谢宛柳同志珍藏的这份说明书！

说明书未注明时间，从组织者和演职员人名看，当是1950年，距今69年了。

见此说明书，如睹故人。许多同志都已不在人世，看到名字，他们的面容即浮现于眼前，令我思念不已！

1949年、1950年各野战军正向西南、西北进军，中南正在剿匪。而华北已开始稳定。

《战斗里成长》因其反映了我人民军队的面貌，而被各军队文工团演出，并被翻译到国外，未想竟成为一个代表性剧目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