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中国双碳目标—问题、视角和框架

　　中国碳中和创新论坛首届研讨会暨博智宏观论坛月度例会日前线上线下同步召开。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出席并演讲。

　　一、核心观点

　　1．碳排放引致的气候变化带来诸多重大的负面影响，也是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与既有现代化目标一致，在看待此问题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高度一致。

　　2．碳中和的减排路径和减排负荷的分布主要包括可持续能源消费、电力部门脱碳、终端用能部门电气化、非电力低碳燃料转化、负排放以及非二氧化碳排放。

　　3．从区域发展情况来看，改变中国能源版图将助力区域经济发展，为西部、北部和广大农村地区及都市圈地区的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4．从各地区碳排放轨迹和碳排放达峰态势来看，中国大概有40%左右的地区排放量已经进入平台期，包括北京、上海，还有40%左右的地区排放量正在进入平台期，预计“十四五”期间可基本达到，由此可见从趋势上看中国正在步入碳排放达峰平台通道。

　　5．经济增长、能源安全、和气候减缓目标高度重合，一举多得。

　　6．碳中和部分主要技术路线缓解能源安全问题，比如电动车+绿电能够为减缓石油进口安全隐患做出贡献。

　　7．在政策激励方面，主要包括树立严格目标，划定碳资产总边界；向市场主体分配碳资产的责任和权利；发展碳市场，由市场发现碳价格，与金融市场连接；为低碳投资、融资和技术创新提供激励。

　　二、现场实录

　　本文系邹骥总裁在“中国碳中和创新论坛首届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

　　我跟大家的汇报结合我们的论坛，对我们到底研究什么问题，有什么视角，还有框架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我交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气候变化科学技术的认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解决气候变化是不是确有其事，是不是人为造成，影响如何，应该如何应对，为什么要双碳？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从根上来解决认识的问题，否则一有风吹草动这个事就搁一边，好像是权宜之计，可做可不做。

　　第二个问题，规范经济学的思考问题，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现在每天都在说美好生活，什么是美好生活和幸福？在新的发展阶段、收入持续提高的前提下，我们的国民财富新的构成是什么？还有公平的问题，当代和代际的公平，有个非常著名的争论，就是斯特恩和诺德豪斯关于长期贴现率的争论。这个争论背后是规范经济学里要解决的价值判断问题。

　　第三个问题，无论发展战略、政策，增长是核心问题。要反思是不是存在增长的极限，怎么看增长极限的问题。七十年代罗马俱乐部，讲了半个世纪的增长极限问题，有很多背后的问题要回答。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会改变增长极限的判断，开辟新的财富增长领域和动能。传统需求的减弱，我们说需求减弱，有短期减弱的问题，也有中长期减弱的问题，新的需求是什么？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我理解这实际是对我们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需求动能。

　　第四个问题，关于国民财富的核算和外部性联动的问题。从经济发展早期和工业化中期、城镇化中期的阶段重点关注，现在依然是重点，抓的物质资本，房地产、车，从这个资本的概念扩展到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这些资本有很多现代科学的手段来核算了。过去我们的土地可就地丈量是多少亩地和公顷，房子也可以去测建筑面积是多少。车就更好测量了，现在的甲烷，测量基本都用卫星测了。另外，众多市场主体信息基于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管理，这跟十年前、二十年前监测的概念都不一样了，它带来的治理概念也就不一样了。过去社会的外部成本不易计量，现在可以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去测量计量，为外部性的内部化创造了条件。

　　第五个问题，收入水平提高、经济结构升级和经济改革驱动之间的联动关系问题，在新的背景下依然要思考和回答。我们收入水平在变化，我们讨论气候变化问题、碳的问题，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1992年环发大会中国签署公约，1995年公约正式生效，那个时候我们人均GDP才几百美元，不到一千美元，然后到《京都议定书》，2007年-2012年前后第一承诺期，那时候我们就是几千美元，2010年时五、六千美元的水平，今天是一万两千美元。人均GDP水平标志着经济发展站在不同的起点上，背后意味着人力资本和技术积累和治理的水平，特别是意味着对应着不同的经济结构，他们之间是有对应关系。当然这个对应关系需要转型的动力去塑造和形成，即发展和改革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改革进入深水区，又要面对新的利益结构，但这个改革肯定要持续进行，没有这个改革，收入水平和经济结构的对应关系可能是对应不起来。

　　刚才讲到的是战略问题和理论问题，我们再看看实践中有哪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呢？我们要不断考虑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定位，以及和全球体系的互动关系？另外，我们今天有一个决定不了但必须要面对的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的格局关系，这完全是一个新的环境，我们进入了一个无人区，路必须得自己蹚，主意得自己拿，判断得自己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对理念、投资、贸易、人文、政治关系等诸多领域进行具体塑造，都决定中国未来低碳的路和整个现代化的路程。

　　第二个问题，创新驱动的发展。未来的发展肯定要创新来驱动，但什么来驱动创新呢？大家很容易谈到教育、创新主体的适宜环境、创新的基础设施和是不是能够盈利，是否以利益来驱动创新，当然还有自我实现的情怀。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将绿水青山兑现为金山银山，兑现的有效机制是什么，我们曾经诉诸于碳市场、碳税等碳定价机制。关于当下的碳市场定价趋势，我们总要反思一下基本的顶层设计有没有问题，能不能像当年的金融市场的改革开证券市场，当年房地产的改革、土地的改革，支撑中国四十年的高速增长。现在要靠这个碳市场能不能支撑中国走向实现双碳目标，对投资和创新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目前我们要问它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强？

　　第四个问题就是碳资产的名分，数据现在是生产要素，碳的减排额或碳资产到底在什么地位？碳资产的权益是否方便得到实现？机构投资者是否敢往里投，在碳市场上，CCER这样的自动承诺的减排额，它的核算、定价如何？权益能不能实现并得到保障？

　　第五个问题，制定双碳目标的依据，系统优化的解决方案，落脚点何在，时间框架是什么，绝对水平是什么？这意味着减碳目标在不同经济部门、技术上分布的轻重和顺序排列，意味着对存量和增量的区别管理。例如如何理解端牢煤炭这个能源饭碗，就要严格区分稳定煤炭、煤电存量和在能源增量中如何最大限度提高非化石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占比这两件事情。对于现有存量，要保证维持简单再生产而严控新增的扩大再生产投资，提供充足的流动资金。而增量主要涉及管理新增的投资，是否还要新投资煤炭、火电厂？还是加大可再生能源源网荷储用的投资力度？还要给煤炭和煤电行业长期转型预留接口和过渡路径。要有时间周期和分阶段的概念，不能都是一夜之间的概念和安排。这些问题大家都没有很清晰的定义。所以，时间框架就很重要，去年某些银行把煤电厂、煤矿企业的流动资金停了，说是因为要碳中和，这就造成了“运动式减碳”的混乱。

　　第六个问题，能源安全的问题。2月份俄乌冲突爆发，国际上能源价格雪上加霜，又有抗疫情、保增加、求安全，特别是有能源和粮食安全，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能源安全，还有去年夏秋的所谓“电荒”，这些多重的紧急压力下还顾得上谈双碳吗？

　　观察问题的角度我不展开讲了，由于碳中和是一个全面而深刻的意识观念、哲学、社会经济、工程技术、体制机制和政策等全方位的深刻变革，这里面确实需要多学科、多角度思考。我们要发动来自各行各业和各个学科的人，科学界、工程技术界、市场，也包括哲学家或搞规范经济的专家，也有搞价值赋值和核算，研究目标体系、路径，体制机制、责权利的分配问题，政治、文化、文明问题。面对的问题我不加思索的说有人口资源问题、技术研发、示范推广问题、增长就业问题、投资问题、消费问题、贸易问题、公平问题等，还可以分得更细，每个大的纵列里面可以分若干子问题。里面还有相对应的事，这个矩阵的焦点，可能每一个小方块里都值得去做个课题，都值得去深挖，我们逐渐形成一个大的图景。

　　最后，讲一下概念框架和一些示例。为什么碳中和呢？这里面基本的逻辑就是气候变化，有科学事实和根据，而且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发现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都认为跟发展冲突，我们现在观察的结论是跟传统的增长方式、传统的产业有冲突，特别是高碳产业，但跟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增长模式一致，气候变化源于发展，而且要解决于发展。就此而言，我们看碳中和这个问题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一致、发展目标和双碳目标一致。

　　碳中和的减排路径和减排负荷的分布问题，中国到峰值以后，从峰值往下减，从哪个行业减？我们发现六大减排的途径。

　　第一，节能、提高能效、生活方式的改变等，重头还在工业。工业、交通、建筑都有份，这个能减1/3左右，我们老是说节能是第一位，要提高能效。第二，可再生能源或者非化石能源，也占到减碳空间的三分之一。前两项加起来就能把碳中和任务完成一多半。之后，第三是在工业、建筑和交通领域的电气化，比如电动车。接下来第四是燃料的转换，有一些领域里还是用不了电，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都用电，将来的生物燃料、生物质能等新燃料，氢氨燃料进行替换。再接下来第五就是负排放了，靠碳汇及碳捕获、利用和封存等负排放来补偿，实现净零排放。最后，第六就是要对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进行减排，实现全口径二氧化碳当量温室气体的中和。

　　我们再看一下减排的技术，中国现在100亿吨左右碳排放量，碳中和过程中大概有20亿吨减排技术应用是可以赚钱的， 包括提高能效、节油、节煤，又有15亿吨几乎不用花钱，这样有35亿吨的碳减下来费不了太大力气。再有10亿吨减碳花的钱很少，也就是到减碳总额达45亿吨以内是可以赚钱或花钱很少的。真正的挑战是45亿吨以上的减碳，海上风电技术必须全都得用上，再往后是高炉喷煤、机械行业的节能技术、生物质能等，越往后成本越高。我们老说要创新，创新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技术的基础或底子。这个减碳技术只要碳价水平高于成本就有钱赚，就有投资来，就可以驱动创新。

　　我们碳市场有没有明确的目标，让碳价高于减碳成本，这个时候才能去投资和开发这些技术，才能减碳，而且我这个投资也是能赚钱。设计碳市场要有明确的目标，要有针对性，碳市场就要解决技术应用和这些行业的减排。例如，光是煤电行业本身减排潜力已经不大了。从我们区域发展战略出发， 给西部大开发注入新的内容，要把大量的戈壁滩、荒漠用起来发展基地式风光水互补系统，在本地消纳绿电并向东部和南部地区输送绿电。在中东部大力发展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在东部沿海发展海上风能。我们的碳市场能否为这些建设提供投融资的刺激和支持？

　　从人均收入和人均排放之间的关系轨迹看，在今天我们不必走发达国家的老路，有可能实现发展路径创新。这是我们对各省市曲线的归纳，分不同收入水平的省市进行分类。大概结论：中国大概有40%左右目前的排放量已经进入平台期了，包括前面说的北京、上海，还有40%左右的排放量正在进入平台期，这个平台期的检验证据一般是经过八到十年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排放水平上，我们认为很难再有动力去冲高峰，由此可见从趋势上看中国正在步入碳排放达峰平台通道。

　　我们看低碳增长的三架马车，有一个基本结论，经济增长、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高度重合，投资领域，能源转型、数字经济加上数字化在传统产业中的融合以及低碳城镇化，加起来的总投资额潜力大概是十四五期间每年平均九万亿，都给投的话占到2021年的全社会总投资额的大概1/6，规模已经非常可观了，能不能都投到还有很多问题。从消费的角度，电动车是一个亮点，还有高效电器等。在贸易上我国有很多新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光伏组件制造、高铁、电动车、特高压直流输电、节能电器、高效供热和制冷设备制造等一众技术和产品，都实现了弯道超车和新比较优势。我们看到了投资机会也看到了就业的机会。根据中金和清华大学的估计，到2050年大概有140万亿直接投资的潜力。

　　就能源安全而言，油气供应具有高度的进口依存度。在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剧烈变动因而油气安全问题成为高度关注的问题时，我们保守的测算是：用现在不紧不慢偏于稳健谨慎的目标，我们的电动车如果实现现有的规划目标，2030年可以替代掉13%以上的进口原油，这个意义还是很大。

　　最后政策激励问题我们总结了四句话，第一句，国家还是要树立严格的目标，目标在经济上的意义就是划定碳资产的总边界。第二句，向市场主体分配碳资产的责权利，拍卖还是历史的分配方法，起步都可以，但是要分下去，我们现在按照行政系列为主分到省、市、县，怎么分到市场主体里，要有很多的试点。第三句，推动碳资产产权交易市场发展，让市场交易发现碳定价。其中碳市场没有和金融市场结合，不构成市场体系，是孤立的市场，难有充分的资金流入，难于形成对碳资产的有效需求。第四句，我们最终目的是吸引减碳投资并鼓励创新形成激励。当我们很苦恼碳定价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现在举步维艰的时候，能不能结合中国的国情，去探索所谓的价值转移，比如特许经营、低融资成本等以给减排的企业更加及时和有效的减碳动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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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