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生：全球碳中和创新进入“无人区”

　　中国碳中和创新论坛首届研讨会暨博智宏观论坛月度例会日前线上线下同步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出席并演讲。

　　一、核心观点

　　讨论“碳中和时代的创新”问题，我们需要跳出传统工业时代的发展思维和创新思维。碳中和是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变，对所有国家都是一个新事物，其对创新的要求，也同以往有很多本质不同。在发展模式转型和创新上，全球已经进入一个“无人区”，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必须靠自己探索。因此，对碳中和问题的深刻理解，以及国家的内在创新能力，就是成功的关键。

　　二、讲话全文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张永生所长在“中国碳中和创新论坛首届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

　　首先祝贺中国碳中和创新论坛的启动。这个论坛的启动意义非常重大。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论坛的一些战略性思考和期待。

　　这个论坛的名称中，“创新”和“碳中和”看起来似乎比较普通，因为“创新”是老议题，“碳中和”是一个“年轻的老议题”，很多人都在讨论。但是，它背后的问题却是新的。碳中和是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变，其要求的创新，也同以前的创新有本质不同。“中国碳中和创新”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并已为我们根深蒂固接受了的一套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创新路径，可能会妨碍我们对碳中和时代创新问题的思考。

　　正如我们不能用农业时代的思维去想象和分析工业时代的创新问题一样，我们也不能用传统工业时代的思维，来分析碳中和时代的创新问题和发展问题。碳中和时代的创新，对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新事物。在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创新上，全球都已经进入一个“无人区”，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因此，对碳中和问题的深刻理解，以及国家的内在创新能力，就非常重要。我简单讲三个问题。

　　一、如何理解碳中和

　　第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碳中和。我结合我自己的研究经历来讲。2008年，在发展中心世锦主任带领下，我们开始做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认识。

　　第一个阶段是非常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将减排当做经济发展的负担，将气候变化问题简单地当成外部性的问题。通过分析减排的成本和收益来得出一个所谓全球最优减排度，然后根据外部性原则在各国进行减排负担或排放权的分配。这也是现在大部分气候变化经济学家在做的工作。

　　第二个阶段，我们揭示，减排不只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负担，更有可能驱动经济跃升到更有竞争力的结构。比如，从燃油车跃升到电动车结构。这样，减排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彻底的在变化，从过去的负担变成机遇。其政策含义就从过去的负担分担，变成创造并分享机遇。这也就是今天世锦主任提出的进取型减排。

　　第三个阶段，我们揭示，仅有生产领域的技术变革还不够，生产领域技术创新有可能降低碳的强度，但也有可能推动整个生产和消费总量的扩大，推动碳排放的增加，最终不一定能够解决可持续的问题。因此，还要有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变化，才可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但是，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背后，是一个发展范式和研究范式的深刻转变，涉及到对经济学一些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包括价值理论、分析框架等等。

　　现在很多关于碳中和、气候变化的研究，更多的还只是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引入到气候变化领域，把气候变化经济学当做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和边缘学科在对待。我觉得这样很不够，不能只是把标准理论引入这个领域，而是更需要从气候变化危机出发，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重新反思。

　　二、跳出传统时代的思维

　　一旦从这个视角来思考问题，就会发现，现在很多笃定的说法可能似是而非。我简单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碳中和是不是一个简单的能源问题。没有能源系统的转变，当然无法实现碳中和，但碳中和又决不只是一个能源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转变问题。现有的经济社会系统是在旧能源基础上建立，没有经济社会系统同时进行的全面转变，能源转变就不可能实现。进一步，我们要问，假定有100%的新能源，发展就一定可持续了吗？回答是不一定，因为能源的使用会驱动很多其他物质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百分百的新能源不一定意味着可持续。尤其是，如果未来能源极其廉价，而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还是像过去那样基于消费主义和过度消费，就会带来很多问题。

　　第二个例子，可持续是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进步问题呢？技术进步当然非常关键，但我们不能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技术进步也不一定就会带来可持续，一些时候可能会带来相反的效果。现在我们有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技术，但是全球却面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技术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就开始讲发展方式转变，但现在讲的绿色转型同过去讲的发展方式转型有非常本质的不一样。过去是讲效率、产业升级，讲“微笑曲线”，从低端升级到高端。对于个别的企业、产业和地区来说，当然可以沿着微笑曲线两端爬升，同时实现低碳和增长；但是，如果解决全国的问题、全球的问题，这就远远不够了。沿着微笑曲线往上爬，会得出一些基于假象的结论。比如说，一个地方的制造业比重不断在提高，同时碳排放也在不断下降，这看起来好像是碳排放和经济增长脱钩了，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制造业比重上升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爬到了制造业价值链的更高端。如果看所谓脱钩的地方，其生活方式、消费模式排放有没有发生明显转变。如果只是把低端产业转移到其他地方而降低自身碳排放，对全局而言就没有太多意义。

　　第三个例子是广为接受的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一些特定地区、特定产业的确出现了这种倒U变化情况。但是，大量的研究显示，这更多的只是在一些特定国家、地区或产业出现的现象，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如果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倒U形曲线，我们就不用担心现在的全球环境问题，但事实不是如此。倒U形曲线成为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基础。目前的国际环境治理，很多也都是基于这个倒U型理论。现在有130多个国家承诺碳中和，其中约70%都是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可以被突破。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因为时间关系不再展开。这些例子要说明的是，碳中和背后是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范式和研究范式的系统型转变，从发展范式来说，涉及到发展理念、发展内容、资源概念、商业模式和空间概念等方面的系统性深刻变革。这些方面，发达国家也没有实现。如果对碳中和问题没有深入理解，只是用过去的惯性思维或停留在问题的表象，就难以真正做好碳中和创新。

　　研究范式转变也是如此。我们过去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也要进行系统性的转变。要实现这种转变，要跳出三个传统思维。一是标准经济学是给定分工结构下研究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难以理解结构跳跃带来的机遇。比如，从燃油车和加油站的结构跳到新能源和充电桩的结构，在标准的边际分析框架下就很难进行分析，也就难以从理论上预见减排带来的大量机遇。二是要跳出传统的工业化思维。传统工业化模式是以物质财富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为中心。实际上，美好生活不光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还包括大量非物质、非市场的需求。这些在标准经济学中很难分析。三是跳出狭隘的经济学思维，要从跨学科视野进行研究。这是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经济学为了自身的“科学化”，以及在同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进行学科分工时，不仅设置了很多不合理的假定，而且将很多非常有思想的东西丢弃，这大大影响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

　　第三个问题，关于绿色创新未来的方向。

　　碳中和意味着发展内容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这就对碳中和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时间关系，今天不展开。以汽车为例，电动汽车不只是简单地用电动机替代内燃机，也不是简单地用无人驾驶替代司机，而是价值创造的方向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就像手机一样，以前的手机只能打电话，现在的手机几乎什么都可以做，未来汽车的概念也是如此。相应地，汽车业的商业模式也会发生变化。如果价值创造的方向发生变化，它就需要非常不一样的商业模式。未来汽车厂家可能并不像现在的厂家那样，只是靠卖汽车赚钱，而是可以靠提供新的附加服务赚钱。目前中国汽车保有量每千人有180辆左右，未来是往美国的每千人800辆左右去走，还是新的商业模式走到200、300辆？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按照过去发达国家的汽车需求路径往前走，就会有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此外，在创新过程中，政府需要通过规制去引导技术创新的方向，完全由市场驱动的创新，很难导向绿色方向。但是，政府不能对具体的技术路径进行干预。

　　总的来说，工业革命以后，以发达国家为代表建立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带来了物质生产力的大幅跃升，但也带来了不可持续的危机。现在全球碳中和共识与行动，是人类的一次大规模自我救赎行为。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不是回到过去的计划思维，而是对人类发展范式的重新反思和校正。全球碳中和的共识与行动的时间点，同中国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时间点正好吻合。现在绿色转型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中国有可能以换道超车的方式，在很多方面引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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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