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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华尔街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机构开始认识到ESG因素对于企业长期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2016年，诺贝尔委员会将经济学奖颁发给了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本格特·霍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教授，表彰他们对契约理论做出的贡献。

　　在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独家专访时，Oliver Hart谈了自己对于ESG实践的看法以及对于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Oliver Hart 资料图

目前ESG并无统一的衡量标准

　　南方财经：您认为哪些指标或标准在评估公司的ESG绩效方面最有效？应该如何将这些衡量指标标准化以作为全面的行业标准？

　　Oliver Hart：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同时也非常难以回答。我认为目前这个阶段，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衡量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衡量标准能够使公司在ESG方面展现出两面性。我认为目前行业里还没有一个标准化的衡量方式或者说是约定俗成的标准。即使是ESG中E的部分（即“环境友好度”方面）也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我们可以看一个公司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来衡量该公司在环保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是一个公司会有供应商和其他合作伙伴，人们也会衡量这些与之相关的公司是否足够“绿色”，这被称为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碳排放，而这样的衡量标准已经超出了原始公司本身的范围。我认为目前行业里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来看特斯拉汽车，特斯拉是电动车，因此从一种角度来看该公司非常环保，但如果去细看特斯拉的生产流程，就会发现该过程可能并不够环境友好。

　　南方财经：从全球角度来看，您如何看待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ESG的发展，在不同经济背景下可能会出现哪些挑战？

　　Oliver Hart：首先，我想强调的是，由于评估一家公司的ESG表现很困难，我在我的研究中主张，不应该根据公司在某些ESG标准上的表现来决定该公司是否值得投资，而是应该通过与公司的互动参与（Engagement）推进具体问题的发展。因为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很难提出一套客观的ESG标准，这就导致做投资选择时往往面临非常棘手的情况。

　　但是，互动参与可能会更有效果，因为通过和公司进行互动沟通，人们可以关注公司的某个特定决议，而不是讨论公司整体是好还是坏。当我们谈及公司将要实施的计划时，重点关注的问题应该是股东是否赞同该计划，以及这项计划是否会影响环境和公司的员工或客户。在探讨这个特定问题的过程中，可以来判断该计划是否对社会环境以及公司盈利有贡献。

　　举个例子，假如有一家公司，产品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塑料废物，然后现在有一个提案目的是减少产生塑料废物的总量或使用更为环保的包装，这项提案可能经济成本较高，但对环境会有实际的好处，甚至可以计算一下，如果这家公司减少了百分之五十的塑料废物，那么对环境来说会产生多少积极影响。然后股东可以决定，他们认为这个取舍是否值得。

　　那么你的问题是关于ESG原则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别，我认为无论是在美国、中国、印度还是英国，公司股东都会衡量考虑ESG相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各个国家之间是没有差异的。但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经济体中答案可能会不同，在一个相对不太发达、公司股东相对不是那么富有的国家，他们可能会认为经济效益更重要，而不太关心其他事情，所以他们的答案是告诉公司没有必要减少塑料废物来牺牲利益。而在一个更发达的经济体中，如果股东相对更富裕，这可能适用于发达经济体中的一家公司，他们可能会认为环境保护更为重要。因此，答案可能会不同，但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股东都应该有表达他们观点的能力。

ESG和财务目标之间的取舍应由股东决定

　　南方财经：展望未来，您认为ESG领域最关键的趋势或发展是什么？企业未来应如何适应这些变化？

　　Oliver Hart：我希望会有的一个积极转变是人们不再只选择投资绿色基金，在过去几年里绿色基金一直是大家的首选。人们只选择特定类型的投资，所谓的环境友好型绿色基金。但这是有问题的，与我们刚刚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行业里存在很多“漂绿行为”（Green Wash，是美国环保主义者杰伊·威斯特维尔德创造的概念，指的是企业伪装成“环境之友”，试图掩盖对社会和环境的破坏，以此保全和扩大自己的市场或影响力）。人们设立一些看起来对环境相当友好的基金，然后关心环境的人可以说：“是的，我正在投资这个基金，这让我感觉很好。”

　　但通常，就像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客观地判断一家公司是否环保或非环保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很困难的，因此绿色基金中的许多公司可能并不像宣称的那样环保。因此，这只是一种营销手段，这甚至导致了一些人对ESG的发展感到不满。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关注参与度（engagement），我希望看到的情况是人们被鼓励投资于所有的一切，实际上很多人通过指数基金已经做到了，他们并没有直接淘汰过滤掉非环保公司，而是试图使用策略改善它们，利用投票的权利来推动改善。

　　所以我希望看到的转变是，人们不使用撤出资金或筛选的方式来进行投资，而是去努力改善我们所投资的那些公司。持有一个非常多元化的投资组合能够使人享有很多优势。投资于一个指数基金不需要投资者频繁地进行交易，因为这样做往往会导致损失。这是一种被动的投资策略，但却是一种积极的参与策略，我希望事情会朝这个方向发展，但当然，我不能确保这是今后的方向。

　　南方财经：企业如何在实现ESG目标和维持财务盈利之间取得平衡？

　　Oliver Hart：我认为这取决于股东。当然，如果一家公司要生存下去，它必须赚钱。如果它濒临破产，或公司的财务水平刚好处在盈利水平线的边缘，那么股东可能会较少地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方面的问题，因为企业需要赚钱来生存，所以最好最大化财务回报。但是当一家公司处于良好的经济状况，有着较高的回报率，比如Alphabet、Meta、亚马逊或苹果这样的公司，它们是非常赚钱的公司。对于这些公司来说，为了社会责任而牺牲一些利润是更有意义的。我认为这是股东们理应支持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最终在ESG目标和财务盈利之间的取舍应该由股东决定。

将投票决策权交给最终股东或有更好结果

　　南方财经：“股东积极主义（也被称为股东行动主义，是一种通过股权行使股东权利而向公司管理层施压的一种投资策略）”已成为一个显著趋势。积极投资者如何将ESG目标融入到他们的行为中？

　　Oliver Hart：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类型的积极主义。经典的积极投资者在过去的几年甚至几十年里一直是这样，他们会收购一家公司的5%的股份，然后推动公司更具盈利性，因此一切都围绕着股东价值最大化，对那些没有最大化利润或股东价值的公司进行约束。举个例子，一家对冲基金可能会收购公司的一部分股份，推动公司提高盈利水平，可能通过削减成本，使得股价上涨，从中赚钱。这是典型的股东积极主义，40年前可能是敌意并购（又称恶意收购，是指收购公司在未经目标公司董事会允许，不管对方是否同意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收购活动）。但现在这样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现在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人们并未接管公司，而是收购了公司5%到10%的股份，然后推动管理层提高盈利水平。

　　然而，这种类型的积极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全都是围绕金钱展开的，全都是关于财务回报，实际上与ESG关系不大，我认为这种股东积极主义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可能存在的事实情况是一家公司在环保方面表现良好，但并不追求最大化利润，然后某位“积极”投资者可能会出现，推动公司降低环保标准，提高盈利水平。改善这种情况的一种方法是确保公司的股东对“积极投资者”试图推动的任何行动都有权利进行投票。例如，如果积极投资者进行投票代理权争夺（proxy fight），试图让提倡削减成本的人加入董事会，那么现有股东应该有权对此进行投票，他们或许会投反对票，因为很有可能他们更偏向于支持这家公司正在做的事情。

　　以我之前讲的关于塑料垃圾的事件为例，也许这家公司已经使用了更环保的产品包装，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程度大大减轻。但这么做之后，他们发现利润有所下滑，然后“积极投资者”出现并想要改变这一点，那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让股东投票，正如我所说，股东可能会坚持环保包装，尽管放弃环保理念更有利可图，但他们或许更喜欢现在的状态。

　　目前的一个问题是，很多投票都是由机构进行的，以推特为例，当埃隆·马斯克收购推特时，他提出了一个高价，然后机构为了盈利而投了赞成票。推特的大部分投资人都是通过共同基金的方式参与的，对于推特被收购这样的大事件，很多人都希望能参与投票。如果共同基金的投资者真的能够亲自投票，他们可能会认为马斯克不适合经营推特，出于社会原因，他们可能会认为马斯克收购推特是一件坏事，所以尽管他提出了溢价收购，投资者还是会投反对票。

　　所以，并非所有的积极主义都是好的，我认为如果你将投票决策交给最终的股东（不是中间人，而是散户个人股东）很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

　　（作者：周蕊，向秀芳编辑：和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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