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勋》之外的孙家栋，有个“闪婚”的浪漫故事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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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环球人物

　　从当年钱学森慧眼识珠，向聂荣臻推荐了孙家栋之后，孙家栋的名字就和中国航天血肉相连了。

　　|作者：郑心仪

　　|编辑：咖喱

　　|编审：苏苏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昨日开播的《功勋》之《孙家栋的天路》单元，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数次火箭发射失败为切入点，讲述了中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面对失败的勇气和坚守，以及永不言弃的探索精神。

　　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妥妥的一部新中国航天发展史：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他都亲自参与。在孙家栋与中国航天的故事之外，人物情感浓度也成为《功勋》这一单元剧集的聚焦点，有钱学森与孙家栋的情同父子之情，也有妻子魏素萍与孙家栋不同寻常的伉俪情深。剧组还特意邀请孙俪出演魏素萍，客观上促成了佟大为与孙俪《玉观音》之后18年的再度合作。

　　《环球人物》记者2017年采访过孙家栋，见证了他在怀揣满腔热血追逐航天信仰的同时，在家国情怀、恩师情谊中的另一面，以下是原文摘编。

　　1970年4月2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的消息，“消息报出来没10分钟，天安门广场已是人山人海，等我要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挤都挤不进去”。这个挤不进去的中年人，就是负责人造卫星总体设计工作的孙家栋。

　　弹指间，中年人已是满头华发，但换来了天上的星斗璀璨。“东方红”“北斗”“嫦娥”……在中国自主研发的前100个航天飞行器中，有34个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当年钱学森慧眼识珠，向聂荣臻推荐了孙家栋之后，孙家栋的名字就和中国航天血肉相连了。

　　要采访这样的科技泰斗，绝非易事。谦逊，不喜抛头露面，躲着聚光灯走，是他们的特点；忙，七八十岁还醉心科研，连轴转，也是他们的特点。

　　“钱学森，绝对是我的恩师啊”

　　孙家栋坐在沙发一角，一只手紧握身旁一个巨大月球仪的轴——这只月球仪是按照“嫦娥一号”采集的数据绘制的。说到当年“嫦娥一号”成功绕月时他的一张经典流泪照片，他微笑着回忆：“不知道媒体怎么就拍下来了。我是经历过旧社会的人，那时什么东西前面都要带个‘洋’字，洋钉洋火洋油洋盐，因为我们自己生产不了。结果几十年时间，我们国家就能发射自己的航天飞行器到月球，实在太不容易了。当时我就是想到了这些，那种成就感和激动的心情，让我一下子克制不住情绪。”

　　2007年11月5日，“嫦娥一号”成功环绕月球的那一刻，在欢呼的人群中，孙家栋轻轻地转过身，擦去了脸颊上喜悦的泪水。

　　想当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年轻的孙家栋并没有哭。那是1970年4月24日的晚上，人造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孙家栋则在北京临时卫星接收站内紧张等待，第一次感知这种发射时的巨大压力。“假设当时咱俩坐在一起，肯定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火箭带着卫星升空后，我把眼珠子瞪圆了，盯着显示板上的曲线，看着那条线按照设计的弹道轨迹运行起来。我心里还在想：这到底是真起来了，还是假起来了？就像他们搞原子弹的，蘑菇云都炸在那儿了，还在想到底起爆没起爆呀？”

　　不敢置信，又不知深浅，因而满怀豪情。这是孙家栋他们年轻时的心境。“这玩意儿真能掉下来吗？我就不信它能掉下来！然而干了几十年的航天后，经历过几次失败，体会过沉痛的教训，就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了。”

　　上世纪80年代，

　　孙家栋（右二）在卫星发射控制现场。

　　其间，无论成与败，都有个名字，在引领着孙家栋，那就是钱学森。如今，一提到这个名字，88岁的孙家栋还是掷地有声地说道：“恩师！绝对是我的恩师啊！”

　　孙家栋在苏联学习了6年多，1958年一回国，就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院长正是钱学森。部里设了一个总体组，负责对接和贯彻总设计师的意图，孙家栋当组长。那时国内还不兴总设计师之名，但人人都明白，钱学森就是总设计师。

　　孙家栋跟着钱学森做了近10年导弹。1967年7月29日午后，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光景，孙家栋趴在桌子上进行导弹设计。他担心汗水打湿设计图，特意围了毛巾在脖子上。门被敲响了，是一位国防科工委的同志，告诉他，钱学森已向聂荣臻推荐他负责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那一年，他才38岁。

　　“那时候，在美苏的包围下，我们必须要有大国重器，必须要有人造卫星。第一颗上天后，第二步就得解决实在的、急用的问题。所以就做遥感卫星，得拍照、得传回、得把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连同附近海域，都拍得清清楚楚。”

　　但这颗遥感卫星发射失败了。1974年11月5日，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的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升空后20秒爆炸。孙家栋待在发射场坪的地下室里，不用看测控数据，已经明显感觉到火箭爆炸的余震。“我跑出地下室，只看见沙漠里一片火海，整个脑子一片空白，痛哭起来。”

　　11月的沙漠多冷啊，整整三天三夜，孙家栋和同事在滴水成冰的沙漠里，一寸一寸地找火箭的残骸，把所有的螺丝钉、小铜块、小线头一点点收集起来，查找事故原因。他们真找到了。那是一小段导线，属于火箭控制系统的，表皮完好，可里面的铜丝有裂痕，在火箭发射时受到剧烈震动断开了。“一个裂痕就牵扯到整个航天产品的成败，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就像恩师钱学森当初所做的那样，孙家栋承担了失败的责任。“从此我们就狠抓质量，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严格的质量管理系统。”

　　199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国家为23位“两弹一星”元勋授予功勋奖章。孙家栋和恩师钱学森一同授勋，但在他心中，“我始终是老同志的尾巴，是他们的学生”。

　　又过了10年，2009年3月，钱学森送了一封生日贺信给“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工作人员按照要求拟好，钱学森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感慨道：“在我眼里，他还是一位28岁的年轻人呢！”这封生日贺信的收件人，就是即将满80岁的孙家栋。7个月后，钱学森与世长辞。

　　孙家栋（左二）和夫人魏素萍（右一）去探望恩师钱学森（右二）和师母蒋英（左一）。

　　“让年轻人放心地干”

　　听孙家栋讲述，很少听到他说“我”，总是说“我们”。

　　“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元勋奖章，激动吗？激动。但这个奖章不是个人的，是我们航天的。”

　　“我们航天这片沃土很好，只要进来一个年轻人，就能受到我们队伍的感染，一步一个脚印发展得很好。”

　　“我们航天啊，也有日子难过的时候。”

　　他说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航天院收入很低，而外企纷纷涌入，做通信的、做测量的，都跑来航天院“挖角儿”。印象最深的是诺基亚公司的人开着大轿车，跑到航天院的对面，挂出招聘的大牌子，给的待遇跟航天院的待遇真是天壤之别。“年轻人去了，临走跟我讲：我很热爱航天事业，搞了航天以后有很大的成就感，可是我实在寒酸，请女朋友吃几顿饭都请不起。”孙家栋听得心里难受。

　　也就是在那一时期，中国航天走出重要一步——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

　　1988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一项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通信卫星的计划。这个消息是轰动性的，美国政府竟然同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射美国卫星。当时，担任中国航天对外发射代表团团长的正是孙家栋。时任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曾与孙家栋一同参与谈判的乌可力，至今记得孙家栋在谈判结束后对他说：“不容易，我们这样的谈判不容易啊！”老帅聂荣臻更是高兴坏了：“中国能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发射卫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外国卫星发射成功既可以在政治上产生巨大影响，又可以在经济上得到好处。”

　　如今，航天人员的待遇大有好转。孙家栋再跟刚毕业的年轻人谈话，他们说：“孙老总，我们航天现在收入可以了！中等收入，但我的荣誉感非常强，这是去外企的同学比不了的。”

　　1994年，北斗导航卫星工程启动，孙家栋担任工程总师。第二年，一位年轻的女工程师周建华加入“北斗”：“第一次和孙老总见面时，我小心翼翼地，他可是航天泰斗啊！但多接触几次后，我就不绷着神经了。他实在平易近人，我们遇到任何困难，都会帮我们想办法。他让我们放开做，大胆想，不要有后顾之忧，出了问题他负责。”

　　2014年，孙家栋从待了20年的“北斗”总设计师位置上退下来。“让年轻人放心地干”，不再管“天上的事”。“我去搞地面的事，就说共享单车吧。这些单车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要用天上的信号给它导航。地面信息传递的时候，我这辆车到哪了，用的是天上的信号。北京这几家，有的用美国GPS，有的用我们‘北斗’，这是企业的自主决定。但我每次出去，一定要告诉他们：你还是用‘北斗’好！”他哈哈大笑起来。

　　和妻子聚少离多的“浪漫”

　　白发苍苍的孙家栋还是为航天的年轻人犯愁，愁的是“脱不了单”。“他们太忙了，每天要工作近20个小时，根本没时间。好不容易有人给他们介绍对象，一次两次没时间约会，马上就黄喽！”

　　“您当初是怎么‘脱单’的？”

　　孙家栋一愣，继而哈哈大笑：“我从苏联回来后已是大龄青年了，也是工作忙，顾不上。有一次清明节，和同事们去郊外踏青，发现照相机忘带了。车子经过木樨地，我同学住在那，我就上他家借。结果借了相机，他不放我走，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上面是他夫人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同学，叫魏素萍，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了。”

　　魏素萍和孙家栋开玩笑：“我们算不算‘闪婚’？”孙家栋一点头：“算！”那年“五一”，孙家栋利用假期跑去哈尔滨见了魏素萍。他在哈尔滨只待了20多个小时，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次见面后的100天，魏素萍穿着定做的镂花布拉吉裙和高跟皮鞋，只身来到北京找孙家栋，两人签下了一生的“契约”，从此成了孙家栋人生里的另一种“我们”。

　　2010年8月31日，孙家栋和夫人魏素萍在上海参观世博会太空家园馆。

　　婚后3年，魏素萍才调到北京航天总医院，大约猜到了孙家栋是干什么工作的。“那时我们的工作属于绝密，我给她留的通信地址是北京多少号信箱。邓稼先不也是这样？他朋友来家里找他，他夫人说：邓稼先去多少号信箱出差了。”

　　两人团聚后，依旧是聚少离多。孙家栋待在靶场，常常好几个月不着家。家中的大事小事都是妻子一肩挑。最“离谱”的事有两件。一件是，孙家栋有一回在外屋接电话，门开着，看见妻子在走廊，他想都没想，伸脚就把门关上。妻子难过得不行，打电话还避着我？另一件是，女儿的小名叫“小红”，难得有一次孙家栋回家吃饭，到院子里叫一声“小红”，结果好几个叫“小红”的小朋友跟他回了家。

　　所有“两弹一星”元勋家庭的牺牲都是相似的，但各有各的浪漫。孙家栋的浪漫是，每次离家时，都画张妻子的鞋样带在身边，这样为她买鞋时，拿出来一比，就知道买多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