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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急转弯
●祝嫣然/文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超常规的疫情救助与经济纾困政策。这些政策是否还会延续为各界所关注。而对2021年宏观政策明确定调,无疑给市场吃下一颗“定心丸”。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必须清醒看到,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明年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正是着眼于如此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中央作出了宏观政策不急转弯的决定。
宏观政策不急转弯,意味着超常规政策向常规政策调整,但不会过大收缩,政策不会出现断崖式变化。强调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则表明中国宏观政策越发注重长周期视角,不仅是从当下出发,更兼顾到未来发展的需要,更加科学、精准、有效。
随着经济持续恢复,各方对宏观政策正常化已有预期。政策退出的方向应该是明确的,但大幅收紧的局面不会出现,2021年宏观政策料有收有放,精细化调控将是最大看点。
政策不出现“急转弯”的关键,在于把握政策的“时度效”。明年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地平衡稳增长、降成本、控杠杆、防风险等多重目标,科学把控力度、节奏和重点,同时,做好政策衔接和跨周期调控,防止政策中断带来的意外冲击。预计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将逐渐回落,与名义GDP相匹配。
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是要求更好地“把钱花在刀刃上”。明年财政政策则将在保持一定力度、资金对重点领域有所倾斜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提升效率,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助力经济增长。财政政策还将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要“更可持续”。从长远看,税收仍是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只有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减税降费,放水养鱼,带来经济的高效运行和可持续性增长,才能保障财政收入可持续性。
延迟退休
●郭晋晖/文
我国老龄化的时间表已经不允许延迟退休一再耽延了。酝酿多年的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有望在2021年向社会公布,并在“十四五”期间正式实施。
“十四五”期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增长会出现一个短暂放缓的平台期,学者称之为应对老龄化“最后的时间窗口”。在未来五年中,养老资源需求特别是护理需求的压力还不特别突出,我国仍有时间可以为老龄化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首先便是延迟退休年龄。虽然社会上对于延迟退休还有一些争议和讨论,但我国实行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是大势所趋,而且迫在眉睫。“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官方认为,这是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促进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现实需要。
2020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将会达到18%。人口老龄化将推动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使社会保障财务可持续性面临较大挑战。尤其是出生于1963年起的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婴儿潮人口陆续开始退休,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延迟退休一方面延长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年限,另一方面推迟支付特定群体的养老金,可以说,它对于缓解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压力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虽然如此,必须明确的一点是,为养老保险基金“解围”不应该成为延迟退休的主要政策目标。因为在长寿浪潮之下,全社会必须形成一种新的共识,即“活得越长,工作越长”。
自愿的、弹性的,并辅之以若干激励措施是官方透露的政策取向。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安排,我国将综合考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供给状况、社保基金收支等因素,来出台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改革基本的思路是小步慢走、弹性实施、强化激励,同时还要坚持统一规定同自愿选择相结合,小幅逐步调整,以减少社会震动,争取更多支持。
此外,延迟退休不会“单兵突进”。业内普遍认为延迟退休方案不会单独推出,而会作为养老保险综合改革方案中的一项举措,其他改革还包括提高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龄,改革计发办法,加大财政收入,实现全国统筹等等。
稳健的货币政策
●杜川/文
2020年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数据频超预期。在此背景下,市场格外关注2021年货币政策的走向。
“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定调2021年货币政策操作。
随后,国常会提出,对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特殊困难仍需加以帮扶。适当延长“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期限,并将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期限由今年底适当延长。这一精准政策安排,给市场吃下一粒“定心丸”。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在2021年宏观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货币政策“不急转弯”具有双重含义:一是货币政策稳健基调不变,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不急着转弯;二是不搞“急转弯”,即考虑到经济增长已经逐渐恢复,货币政策即便要调整,也是相对平稳的微调,不应该出现大幅收紧和调整。
光大证券研究所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认为,目前,我国经济仍处于疫情后的持续复苏中,但消费需求回暖不稳定、中小微企业投资偏弱、民营企业效益不高、结构性就业矛盾较为突出。在此情况下,加强对小微企业帮扶和政策支持,避免政策“断崖式”退出加剧小微生产企业经营压力,有利于经济稳定复苏和保障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稳定。预计该政策主要根据小微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和延期需求进行灵活安排,最终实现稳步有序退出。
作为疫情期间保市场主体的创新政策,6月1日,央行创设两大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而随着经济持续复苏,部分应急性、临时性政策将有序退出已成市场共识。焦点在于,何时退出以及退出节奏。
12月以来,央行通过超量续做9500亿元MLF、重启14天逆回购等方式,向市场注入中长期流动性,护盘跨年资金面。市场普遍认为,2021年货币政策将稳步回归常态,大概率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中期借贷便利操作进行流动性投放,全面降准可能性不大。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2021年政策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率有望保持基本稳定,货币政策取向将稳中偏紧。一方面,2021年GDP增速将较快反弹,“六保”和“六稳”压力缓解,对降息、降准需求随之下降;另一方面,2021年全球及国内物价将处于温和水平,GDP增速反弹不会引发经济过热,不具备加息升准、实施大幅度货币紧缩政策的条件。
全面注册制
●杜卿卿/文
从科创板增量试点到创业板存量突破,在资本市场设立三十周年之际,注册制改革终于将大步推向全市场。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12月28日在“中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座谈会”上表示,将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原则,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
同时,将进一步畅通多元化退出渠道,强化优胜劣汰。统筹推进发行承销、交易、持续监管、投资者保护等领域关键制度创新,扎实推进制度型开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资本市场而言,这是党中央在面向“十四五”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
股票发行制度是资本市场最根本、最基础的制度。注册制改革是资本市场改革的“牛鼻子”工程,也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核心举措。
三十年来,监管部门持续推进股票发行审核制度改革,在历经审批制、核准制等实践的基础上,以科创板为突破口试点股票发行注册制,并稳步扩展至创业板,探索建立了“一个核心、两个环节、三项市场化安排”的注册制架构,发行定价市场化程度、审核注册效率和可预期性大幅提高。
截至2020年12月底,科创板上市公司已超过200家,IPO融资额突破2900亿元,总市值接近3.3万亿元。行业高度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产业集聚效应凸显。创业板上市公司总量超过880家,总市值超过10万亿元,注册制下发行上市效率明显提升。
当前,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条件正逐步具备。2020年3月,新证券法生效,意味着注册制在全市场推开不再有法律障碍。进入下半年以来,高层针对注册制改革连续发声,证监会也已在研究制定全市场推广注册制的实施方案。12月26日,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惩处力度大幅提升,全面注册制所需的法律框架基本到位。
可以预见,中国证券市场在走过第三十个年头之后,即将在不远的将来,步入全面注册制的崭新发展阶段。2021年,或可见面!
退市改革
●黄思瑜/文
有进有出,流水不腐。
设立科创板、改革创业板,注册制试点改革已落地,即将在全市场推开。退市制度改革必须与注册制改革相匹配。
就在12月14日晚间,沪深交易所齐发退市新规征求意见稿,这意味着新一轮的全市场退市制度落地。
在借鉴科创板、创业板试点退市改革经验上,全市场的新退市标准主要亮点在于,用组合类财务指标替代单一财务指标,将“面值退市”指标改为“1元退市”指标,新增“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人民币3亿元”的市值指标,在重大违法退市指标中新增造假金额加造假比例的量化指标等。
同时,新规简化了退市流程,主要体现在:第一,取消了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环节,缩短退市流程;第二,将退市整理期缩短为15个交易日,同时取消交易类退市情形的退市整理期设置;第三,将重大违法停牌时点后移至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或司法裁判生效。
科创板和创业板也同步优化退市指标和程序,其中科创板补充了红筹上市企业的退市标准,创业板公司退市后符合条件可以重新上市。
在业内人士看来,退市新规意义重大,一方面配合了注册制改革,迎合了新经济公司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让真正的没有主业的空壳公司、皮包公司、僵尸企业尽快退出市场,对于将来重塑淘汰机制、资源配置非常重要。与此同时,退市率得到提高,A股市场游戏规则发生变化,有利于估值结构的完善,矫正估值体系。
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从2001年正式开始推行至今已有19年的时间。这期间,A股市场从弱到强,成长为拥有超过4100家上市公司的国际领先市场。但与上市端相比,退市公司依然占比较低,截至12月28日,A股退市公司仅有126家。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A股市场强制退市案例主要集中出现在2002年、2004年、2005年、2019年,分别有7家、8家、10家、10家上市公司被强制退市,而2008年至2012年4年间,A股没有一家公司被强制退市。
近两年,市场化、常态化退市正加速形成,多元化退出渠道日益畅通,“优胜劣汰、有进有出”特征初显,上市公司退市的情况相较之前增多。
2018年至今,已经退市的公司共有31家,其中,2018年5家公司退市,2019年10家公司退市,2020年截至目前退市的有16家。强制退市成为主流,仅有2家公司因为吸收合并退市,剩余的28家公司退市原因为连续3年亏损、面值退市、重大违法退市等。
有业内人士预计,新的退市制度可能会带来大进大出的效果,也就是说,若A股市场将来每年IPO数量在300家~500家的话,那么一年退市(包括主动退市和强制退市)的数量应该保持在100家左右才算相匹配,最少不应该少于三五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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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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