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批发市场：一代中国人的财富起点

　　原标题：消失的批发市场：一代中国人的财富起点　　

　　作者/荷西帕

　　四年转瞬而过，又一届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在即，不知道今年的“义乌指数”还能否应验？

　　回望2016年下半年，希拉里和特朗普在电视上唇枪舌剑，太平洋这头，义乌商人同样焦急。

　　投票日前夕，CNN公布民调结果：希拉里支持率49%，高于特朗普的44%。一些支持者开始提前庆祝美国史上首位女总统的诞生。

　　应援道具的订单源源不断飞向义乌，忙碌的中国老板们挤在一米见方的狭窄商铺里签发货物，由此发现玄机：输家未必就是特朗普。

　　不久后，义乌人的预言果然成真，“义乌指数”的概念也应运而生。

　　这些学历不高的商人，一夜间变成掌握真正民调的“大选专家”。随后的几年，总有人把目光投向小城义乌，对着堆积如山的小商品求签问卦。

　　产地义乌的应援帽，大选必备佳品。/《卫报》

　　今年大选前，有记者早早守在商铺门前。商人李清香根据卖出应援旗的数据，笃定地向《联合早报》宣布她的结论：“当然是特朗普赢。”这篇报道，也干脆用了“义乌指数泄露美国大选天机”作为题目。

　　当然，并非所有义乌商人都如此直率。不久前，一位接受访谈的义乌老板向我们热情地介绍店里的新品——印着“TRUMP 2020”的棒球帽，五种颜色，价格公道。

　　但问起特朗普和拜登谁的赢面更大时，他忽然像电视机里的时政专家一样讳莫如深：“不能告诉你。”

　　“无中生有”的义乌神话

　　有人做过估算，如果在每个店铺前驻足三分钟，那么大概要花整整一年时间才能把义乌国际商贸城逛完。一眼望不到头的小商品市场，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转速表。

　　而对当地人来说，这座四十年来不断扩张的市场，无疑是一座巨大的造富机器。纪录片《海上丝绸之路》曾给出一组粗略的数据：商品贸易的繁荣，让义乌诞生了1000名亿万富翁和5万名千万富翁。

　　将时间拨回到四十多年前，义乌人最初走街串巷、追逐财富的理由也仅仅是一个“穷”字。这种告别贫穷的决绝，令义乌商人具备了灵活的策略和果断的作风。

　　“浪莎，不只是吸引。“1996年一整年，张柏芝都用这句朗朗上口的广告词告诉观众，只要穿上浪莎丝袜，就能和她一样年轻时尚。

　　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电视广告更可能左右消费者的选择。/浪莎广告

　　当时的中国袜业，因为资金和技术的匮乏，陷入了无望的低价竞争。在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一双袜子的价格甚至比不上帮别人擦一次鞋。

　　凭借这支仅仅5秒的广告片，浪莎一下子在零散失序的市场中占据先机。踩着央视史上第一条袜子广告片，这个从义乌出发的小品牌，一跃进入中高端市场。

　　作为浪莎创始三兄弟之一，翁荣金自己都想不到，早年摸爬滚打的经历，会在若干年后成为电视剧《鸡毛飞上天》的素材。

　　电视剧一开头，张译饰演的陈江河提出要把所有机器换成昂贵的单针电子提花机，没有人支持这样的冒险，最后，陈江河宁愿自己贴钱更换机器——在上海的外贸店里，他亲眼见过一双可以卖到12元天价的进口袜。想要活下去，必须做出取舍。

　　义乌的发展，并不是无中生有。/《鸡毛飞上天》

　　有观众感慨，这是一个典型的“义乌时刻”，在义乌崛起的路上，类似的节点还有很多。

　　刚刚经历过时代巨变的人们，都不敢轻举妄动，生怕哪一天风向转变。“在这个时候，只有能嗅准风向的鸡毛才能飞上天。”

　　现实中翁荣金和浪莎的冒险，比电视剧来得更加大胆。在投入电视广告的同年，翁荣金引进了1000台当时最先进的意大利袜机，足足比国产设备贵7倍。

　　这项投入几乎使浪莎失去了所有的流动资金，却也让每位工人的生产效率超出同业数十倍。由此，浪莎完成了从小作坊到全球“袜子大王”的关键一步。

　　即使你没穿过，也一定听说过浪莎。/浪莎袜业

　　袜子大王、拉链大王、气球大王……义乌的故事里不缺少传奇。但就像翁荣金最初选择袜业看重的就是袜子的薄利，“由小起家”才是这些财富神话的内核。

　　“吸管大王”楼仲平深耕数十年，生生把小吸管做成大生意，他的双童吸管占了全球市场三成份额。楼仲平早早立下规定：每个客户的订货数不允许超过生产总量的3%。

　　时间证明了他的远见。在多次金融危机的洗礼下，分散风险的做法，让双童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

　　“一分利撑死人，一毛利饿死人”，生意没有轻重，职业不分贵贱，这是义乌人的生意经。如果非要追问这种思想的源头，义乌人可能会告诉你：“人嘛，穷到头了，自然就会想办法活命。”

　　当第一个义乌人挑起扁担，摇动拨浪鼓，走过山路和街巷，将自家熬制的红糖换成鸡毛，一种强大的商业力量就化作东风，托着鸡毛慢慢升高。

　　“百样生意挑两肩，一副糖担十八变；翻山过岭到处走，混过日子好过年”，挑货郎是义乌最早的流动摊贩，也是串联着各地的毛细血管。

　　义乌人摆脱贫穷的信念格外强烈，因此，当改革开放的时机来临时，哪怕松动的缝隙只透出一丝光亮，他们也紧紧抓住了时机。

　　1978年的夏天，《红楼梦》在义乌重映，那时距离义乌人上一次看古装电影已经过去了十年。观众蜂拥而至，即使每天连排五场，依然座无虚席。

　　100分钟的电影自然不过瘾，影院门口有小孩推着自行车卖起《红楼梦》周边产品。宝黛钗的照片和明信片，一块一张，稀罕至极。

　　给这些孩子供货的，是27岁的何海美。原本生计所迫才来做生意的她，三天下来竟然赚到了150元巨款，是她丈夫近半年工资的总和。

　　何海美一下子有了信心，打算把小生意认认真真地做下去。三年后，她攒下惊人的五万元存款；三十多年后，作为商户代表，她将自己创业时用过的拨浪鼓作为纪念品，送到国家总理手里。

　　当然，义乌人的生意不是总能一帆风顺。

　　1980年，义务县政府尝试性地颁发了七千余份“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旋即被举报为资本主义温床。

　　“农民不能弃农经商”“集市贸易不能经销工业品”“个体不能批发销售”，一夜之间，各种禁令落在义乌人头上。

　　集市关门了，家里揭不开锅的日子又找上了农村妇女冯爱倩。1982年的一天傍晚，路过县政府大院的她，刚好遇到了新来的“县太爷”谢高华。

　　性格直爽的冯爱倩立即上前拦住谢书记，向他“讨要说法”：“辛辛苦苦卖点别针、鞋带、纽扣，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

　　“事情不是这个事情，理也不是这个理。”/《我不是潘金莲》

　　讲得激动了，冯爱倩给书记递上了香烟。当时谢书记抽的是3毛5的蓝西湖，冯爱倩抽的是1毛7的大重九。书记很自然地接了烟，冯爱倩就觉得他会帮大家解决问题。

　　“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1982年，谢高华顶着压力开放了义乌县稠城镇小百货市场，成为了义乌的第一代市场，冯爱倩也获得了义乌0001号许可证。

　　结束了走街串巷的游商时代，义乌生意人们搬进了市场，日复一日的嘈杂喧嚣里，这座小城加速起飞。

　　经过1984年底开放的第二代马路市场，1986年开业的第三代大型混凝土市场，到了1992年，第四代篁园市场已经位列全国市场榜首。

　　2002年，义乌第五代市场建成，原来的地摊和大棚成了义乌国际商贸城，容纳20万人、5万家商铺的庞大建筑，从一区到五区，单程要走5.5公里。

　　北大人类学博士高孟然这样描述义乌的城市面貌：和大多数城市不同，义乌少有封闭式的单元社区，那里遍布的都是六层左右的小楼房，每座楼房的一楼都可能是一个批发市场或是仓库。

　　市场早已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与其说市场坐落在城市里，不如说城市就是一个大市场。

　　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义乌的GDP已经超过了许多三线城市，2019年，义乌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121元，是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两倍还多。这座不可思议的城市，终于从贫困之地上崛起而成为富裕之都。

　　四十年过去，熙熙攘攘的小商品市场，分明像一个巨大的橱窗，陈列着无数致富样本，记录着中国人关于财富的想象由抽象化为具象。

　　广州：潮流这种事，从来等不了迟到的人

　　如果说义乌的发展掺杂了许多偶然因素，那么一千二百公里外的羊城广州，则是被大时代选中的贸易之地。

　　闹铃在早晨六点准时响起，恩恩飞快地起床出门，她要在七点半前，赶到位于十三行批发市场的新中国大厦。

　　每天这个时候，十三行忙碌的街头就成了新一季的时尚秀场。打扮入时的十三行小妹们从广州各个角落涌来。眼下流行什么布料、什么元素，你只要站上一会，就会了然于心。

　　七点半还没有开店就要被罚款，这条规定考验了一名优秀店主的基本素质。毕竟潮流这种事，从来等不了迟到的人。

　　恩恩经营一家潮流韩装档口，她选择十三行作为自己服装事业的出发点，是看中了这里相对低廉的成本和俯拾皆是的机遇。

　　到店之后，先接待来打单的客户。

　　“来看货的什么人都有，二级批发市场、实体店，还有自己开了连锁品牌店的。他们没有工厂生产，就从这里进货，回去贴上自己的标。”

　　如果仓库里有现货，那就可以直接出货。要是有新的版式需要重新下单，那么下午还要跑一趟布匹批发市场。

　　“这里的档口，十个里五个赔、两个稳、三个挣。”恩恩总结，只有服务好每个客人，建立起长期合作，才能在十三行生存下来。

　　有的档口忙不过来，请了小妹帮忙，穿版、拍版，学习跟客户沟通、了解流行趋势，样样都要做。过不久，她们之中的某个就会像恩恩一样，成为下一个档口的主人。在这个“国产快时尚”的源头，类似的白手起家故事每天在流传。

　　从1998年新中国大厦开始营业起，每天上千吨的服装从这里流向世界各地，开发流行新款的能力才是十三行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有时候在面料市场，你会发现某种面料到处都是，这就是爆款。比如说今年就特别流行扎染。”恩恩说，对于有经验的档主，流行的信号无处不在。

　　爆款一词，十三行的店主们绝不陌生。早在90年代，移动互联网还远在天边的时候，一种临时拼贴的杂志就在市场中流传，那上面就有当天的服饰“爆款”。

　　每天清晨，分门别类的“潮流服饰集选”上市。裙子、上衣、西装、日版、韩版、欧美款……最新款的图片从各种网站上打印下来，装订成册，卖给档口的老板。这种不那么正规的刊物，甚至卖得比衣服还好。

　　按照恩恩的说法，如果出现一个爆款，整栋楼乃至整个广州市场都会知道，市面上的许多版都会莫名其妙变得雷同。

　　她自己也常常买日韩的版或者网络上的爆款，回来做简单修改，但改动不会太大，因为爆款就是“爆在版型上”。

　　用最低的价格追赶潮流是十三行无可替代的优势，早些年用20块钱，就能在这里买到其他地方绝对买不到的新款。

　　下午两点之后，新中国大厦关门，恩恩由西向东穿过闷热的广州市区，赶到位于珠江南岸的中大布匹市场。她要抓紧时间为上午的订单下单布匹，再自己找车运往工厂。三点半这个节点与早晨七点半一样重要，时间稍纵即逝，“下单晚了，就赶不出来了”。

　　从更高的视角看，十三行不是广州服饰业唯一的中心，而更像是流程中的一环。

　　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还有大型辅料市场、制衣厂、皮革交易市场，以及每个与档口相连接的仓库和物流点——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分布于市区各处，共同支撑起广州商贸之都的地位。

　　“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从几百年前那纸遥远的诏令开始，广州就承担起贸易中介的使命。改革开放初期，华侨、资金、技术和淘金者率先涌入，这座城市又一次站立潮头。

　　1986年，那条“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特殊标语，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南大门广州。国庆节当天，八个大字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空亮起。

　　此后的三十四年，广场上的人潮起起落落，周遭的广告牌换了又换，香港澳门相继回归，广州的批发市场里诞生无数“冒险家”，在市场大潮里搏风击浪。

　　《新京报》采访过一位从扬州来的“第一代打工仔”，他本是家乡国营服装厂的学徒工，一个月能挣120块钱，因为老乡的一句“广州好”而南下广东，算上加班费，工资比原来涨了六倍。

　　短裤T恤、港式装扮的潮流男女，编织起最早的“改革开放最前沿”生活图景。

　　将目光聚焦广州的，还有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傅高义。回忆起80年代初到广州的印象，傅高义写道：“你很容易判断街边的一位年轻人是香港人还是本地人，因为他们的衣着和神情太不相同了。”

　　当时的傅高义未曾留意，逊色于香港的广州，却已经悄然引领全国的服装趋势，成为中国年轻人心目中的时尚之都。北京动物园、杭州四季青、上海七浦路……广州式的服装批发市场，在全国许多城市落地开花。

　　当年有媒体记录过一件衣服以广州为起点的旅程：一大早从十三行批发市场打包发出，不超过第二天早晨七点，包裹就会被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签收。

　　一阵全新的服饰潮流，从广州吹到北京，最快只要一天时间。

　　著名的“动批”几乎是一代北京人的启蒙之地。二三十元的小衫、不足百元的外套，还有最新款的电子手表，动批的商品便宜得惊人。

　　不仅年轻的男女会从北京的各个角落涌入动批，希望手握最少的钞票，获得最时髦的配搭，甚至不少明星也曾是“动批族”一员，据说范冰冰经常去动批淘衣服，能把原本300元的衣服砍价到一半以下，郎平也被拍到过在动批替女儿选牛仔裤。

　　懂行的人会告诉你，早去才能遇到好货，因此5点起床摸黑去动批淘衣服的人不在少数。每个月花上不太多的钱，就能穿上最流行的款式，甚至和大牌混搭也毫不逊色，这就是服装批发市场的魅力。

　　沿着京广线，批发市场一路北上，攻城拔寨。商品社会的发展让农户成了小企业主，新的个体户阶层就此产生。即便经营规模较小，许多小商户的收入也要比普通职工高很多。

　　傅高义后来将对广东省的长期调研结集成了《先行一步》，他提到：

　　“相当多的个体户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相当于干部最高工资的几倍，月收入几百元的个体户比比皆是。”

　　虽然最初暴富的个体企业主受到不少偏见，但他们穿潮流服饰、上高级饭店、看录像带、骑摩托、外出旅游的生活终究是令人羡慕的，尤其是对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只不过，以上种种传奇已是过去式，在这个属于互联网的时代，服装批发市场早就不再是引领潮流的那一个。

　　晚上十一二点，向工厂下完订单、确定新款选版的恩恩终于下班。“服装行业的市场节奏太快了”，一个人撑起一个档口的常态就是应接不暇。

　　韩流服饰之外，恩恩还试过做棉麻服装，目前也在为品牌做设计师。但没有谁能准确地把握下一次潮流。

　　深圳，不只是华强北

　　在地图上，深圳与广州咫尺之遥，但具体到批发市场，这两座城市的风格大相径庭——从遍布骑楼的十三行，来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南海之滨，一切都是崭新的。

　　1991年，在国务院下属机构做政策研究的程一木做了一个当时看来不可理喻的决定——他要放弃公务员的工作，把所有的生活搬到遥远的深圳去。

　　在派出所，迁户口的警察手握印章，看着他说：这图章一落下去，你的北京户口可就没了。

　　即使到了今天，程一木也说不清楚，国务院的公务员身份“说不要就不要了”，转身进入另一种充满变数的生活，是不是更好的选择。

　　但对那时在体制里待了八年，略觉沉闷的他来说，代表着市场经济和活力的深圳值得期待。

　　离开首都，程一木把自己的命运和这座只有十多岁年纪的城市绑定，他的落脚处是当时还不怎么出名的华强北。

　　四十年前的深南大道还是一片荒地。/解码深圳·华强北

　　在程一木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华强北是个纯粹的工业区，没什么生活气息。“华强北公交站那时候叫电子厂，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打个车过来都要很长时间。上班的时候街上没人，下班满街的打工仔打工妹。唯一热闹的就是赛格电子市场。”

　　年轻的城市仅仅奔跑了十年，关于未来的想象依然模糊。

　　如今淹没在一幢幢高楼中的深圳电子大厦，当时可是人们引以为豪的地标。1981年，这座仅20层，69.9米高的建筑破土动工，成为深圳建筑史上的首创。

　　特区的名头传遍全国，但是面对杂草残塘，下不了决心的人也不少。当地人用自行车来作为第一批“冒险者”的代号，说他们 “飞鸽”的多，“永久”的少——飞鸽产自天津，永久产自上海。

　　香港的商人们也摸不准对岸的风向。据说，当时有人每天用望远镜观察电子大厦的建造进度，将其视作经济开放的标志。

　　但程一木觉得这种描述不免夸张，因为那时的深圳周围还是一马平川，从香港的落马洲直接就能看到电子大厦，根本用不到望远镜。

　　电子大厦成为了改革决心的象征。/解码深圳·华强北

　　毫无疑问，电子大厦落成的意义是巨大的，不论是深圳人，还是外来商人，都有了特区最初的发展信心，就连刚成立的深圳电视台每天都用电子大厦作为开播画面。

　　华强北最先活跃起来的是视听产品。一大批从华强北路和深南大道卖出的收录机、收音机、电子手表，开始进入日常生活。这对于依然过着凭票供应物资生活的内陆居民们，简直难以想象。

　　90年代初，深圳的收录机行业就已经达到1000万台的年产量，占全国的60%。百货商店的老板经常用麻袋装钱过来提货，生产多少台，就马上拉走多少台。

　　蓬勃发展之下，体制转换的矛盾也愈发突出。

　　程一木解释，当计划经济还是主要经济模式的时候，电子配件的供应完全根据电子部的计划，对于深圳的公司来说，如果没有进入计划，一些电子元器件的进口就成了问题。

　　针对这一瓶颈，时任深圳电子集团董事长的马福元想起在日本参观过的秋叶原电子市场，那里的电子元器件和商铺种类众多，热闹得就像是瓜果蔬菜市场一样。

　　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为什么不能创建一个类似的电子元器件集市，让世界各地的供应商和客户都能在这里找到想要的配套原件？

　　就这样，赛格广场看似偶然出现，最终成为了中国电子产业链市场化平台的起点。

　　赛格、华强、新亚……电子制造业的发展和对电子配套元器件的需求相互刺激着成长。当华强广场新楼落成发盘的时候，六万平方米的商铺招租，三小时内一抢而空，如果你抢到一张铺位的申请登记表，就等于手握5万块钱。

　　广东人把转让费叫做喝茶费，当时有人只靠“喝茶费”就能挣钱。市场异常紧，不是谁都能喝得起这杯茶，一个普通商铺喝茶费就要七八万，值得上新闻的喝茶费要炒到16.8万。

　　BP机、大哥大、DVD、MP3、手机、电脑……一代代电子产品的流行，给了华强北一个个突破自己的机会。2008年华强北拿下了“中国电子第一街”的牌子，当时北京的中关村是不服气的。

　　电子元器件市场的设想在华强北实现了。/解码深圳·华强北

　　程一木是华强北申报这个称号的主要参与者。“中关村只能说是以零售为主，但华强北是一个全产业链的电子市场。”他认为正是产地市场的属性，让华强北迎来了它的巅峰时期。

　　当时的华强北汇集了700多家商场，日客流量近百万人次，年销售额260亿元，从业人员多达13万，有的档口老板一天可入账数百万。全球手机的出货量约两亿多部，华强北就占了一个亿。

　　可以说，华强北的所有繁华都和一项技术分不开，它既点燃了华强北的光芒，也为日后的困境埋下伏笔——

　　2003年，联发科提供了一种一体化芯片解决方案。一夜之间，手机制造成了一门“非常简单”的生意，厂商只要装上电池和外壳，手机就可以出厂了。技术壁垒轰然倒塌，组装机遍地开花，华强北黄金时代的背面是两个并不光彩的大字：山寨。

　　赛诺的《2013中国山寨手机市场调研报告》显示，2008年华强北的山寨手机商家多达5000多家。要多卡多待，还是多系统，这里的手机应有尽有。

　　《天下网商》记录过当时一位华强北店主的经营模式：三星的新款W899手机，上市售价13999元，他这里的山寨机只要一千块，外观甚至功能都一模一样，只是质量稍显逊色。

　　每天，山寨厂商都会造出全新的山寨手机，全套的生产供应链给深圳数码产品行业带来了短暂的繁荣。欣喜若狂的人们还不知道，这种繁荣的代价将是什么。

　　2017年9月13日，iPhone X的发布会如期举行。此时距离第一代苹果智能机的发售已经过去了十年。

　　十年时间足以让一个行业翻天覆地。4G取代了3G，功能机早就失去了商机，芯片一体化技术随之没有了用武之地。政府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力度逐步提高，品牌手机的价格却纷纷下探。华强北5000家山寨机企业的消失，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落幕。

　　但新的时代总会孕育新的模式，华强北随着行业一起转型。

　　2017年9月13日凌晨，iPhone X在万众瞩目中正式发布，众多商家看了刚刚结束的发布会，马上嗅到商机，他们预感iPhone X会火，第二天大量买家涌入之前，华强北的商家已经四处搜罗模具和供应商，山寨品甚至比正品跑得还快。

　　华强北甚至一度成了山寨的代名词。

　　华强北一栋叫飞扬时代的大厦，开始被称为全球最大二手iPhone交易中心。二手手机也有鄙视链，保修期内出现故障，并且在官方售后维修的叫官换机，是二手货中的珍品，接下来依次是冲新机、靓机、小花、大花，价值也随之层层降低。

　　智能机时代，华强北的繁忙并未消失，从美国收来的手机在香港大量汇聚，经由香港供货华强北，再从档口流向各级零售市场。苹果机买卖、智能硬件设备，甚至是美妆直播取代了从前的山寨机生意，只是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引领”“前沿”一类的字眼愈来愈少被提起。

　　程一木说，华强北没落了是对它错位的期待。华强北作为电子元器件的中心依然没有改变。甚至有一种夸张的说法，华强北的一次堵车，就能够引起中国元器件市场的价格震荡。

　　前浪故事的下半场

　　曾经，批发市场的出现，给了那些勤奋而勇敢的人一个创造财富的机会——

　　从泥土里生长起来的义乌看似“无中生有”，但在绝境中让鸡毛飞上天的商业嗅觉和特殊背景中延续下来的政商关系，也可以说是贫瘠之地的意外馈赠。

　　香港中文大学的麦高登教授提出，义乌是“低端全球化”的中心之一。“在义乌做生意灵活度很高。你可以把价格压得很低，店主也不会拒绝你，但他会给你做出一种质量不如店内样品的商品。”这是一位义乌老板口中的中国人的智慧。

　　作为贸易之都的广州，则以包容的姿态和探索的决心，让转型之初的人们感受到深刻的系统性变化。

　　离开土地和单位也能生存下去的信号，让人们纷纷南下，拥抱新的就业机会，商品和劳动力重新自由流动起来。

　　而当华强北出现在世人眼前的时候，深圳的科技力量早已蓄势待发。和其他城市不一样，深圳可以说先有了企业、有了经济，才有了城市。

　　回过头来看，小商品、轻工业和电子科技，恰好是义乌、广州、深圳这三座城市对四十多年来产业升级的白描记录。

　　但此刻，这一通向财富的道路似乎不再通畅。

　　时隔多年，有人把华强北的失落归结于华强北地铁站的建造，从2012年开始，道路一封就是三年。围住了施工现场的同时，也挡住了国内外的客商。

　　但这样的理由显然太过肤浅。事实上，在这“错过”的岁月里，手机通信和计算机两个行业已经融为一体，产业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芯片大战”，让国人纷纷关注起国产芯片的差距。面对这场硬仗，需要站出来接招的早就不是华强北了。

　　华为、腾讯、大疆、比亚迪……从软件到硬件，深圳孵化出无数创新企业，但都与熙熙攘攘的华强北无关了。从华强北到粤海街道，不到二十公里的距离，已经跨过整整两个时代。

　　在资本和科技加持之下，批发市场老板们赖以发财的“信息差”不复存在，我们很难简单地判断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只是在最初的一批前浪收获资本，顺利退场之后，今天的批发市场在国人的生活秩序中变得格外平常，改变命运的希望愈发渺茫。

　　凝视那些批发市场的身影，我们很容易捕捉到一代“前浪”的发家轨迹，却怎么都看不清“后浪”与之相关的未来。

　　在深圳，看到年轻人对公务员考试的热情，当初辞职下海的程一木，不免感慨；

　　在广州，年轻的恩恩离开了，但还有很多人留在渐渐冷清的十三行，坚守那些并不算久远的传统，他们都清楚地明白，如今的十三行不再能被视作流行先锋；

　　在义乌，在父母摊位上长大的那一代人，站在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门前，还会相信“骑着单车进来，开着宝马出去”的梦想成真吗？

　　去年，义乌当地论坛上，有网友发帖：听说某地即将拆迁，每平米补偿数万，有人一夜之间就将身家千万。醒目的主题下，挤满了热烈讨论的网友。

　　时代兜兜转转，在属于高科技和巨头的年代，普通中国人对于财富的想象，再度变得平庸而雷同起来。

　　文中恩恩为化名，感谢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高孟然、深圳市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程一木接受本刊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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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