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号称“国际袜都”的小镇，现在怎么样了？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大唐袜机响，天下袜一双”曾经是过去40多年世界袜业发展的侧影。浙江诸暨大唐街道通过低成本扩张，依靠袜子，由杭金公路旁的村庄扩展成小镇，形成完备的袜业产业集群，成为“国际袜都”。但招工难、招工贵，关税、出口贸易成本等问题，倒逼着大唐袜业转型。

　　记者 | 刘畅

　　作为原料基地的袜都

　　从浙江诸暨高铁站向西南开车20余分钟，沿着杭州至金华的杭金公路向南北两侧延伸，便是有“国际袜都”之称的大唐镇。公路两旁的建筑，除了袜子原料或袜机配件的店铺，还有五六层楼高的偌大娱乐会所、KTV，也有重庆、河南的菜馆。

　　如今大唐镇已改为街道，中心是“袜艺小镇”，在杭金公路北侧，其中包含大唐袜业城和袜业智库的大楼，从高空俯瞰是一个袜子的形状，“袜尖”顶着的，则是袜子原料的集散中心，由一个个两层的小门脸拼成的一个圆弧。

　　由此向四周延伸至如今已与大唐镇合并为一体的草塔镇乃至安华、五泄、王家井、暨阳等12个镇乡（街道）150多个行政村，均以袜子为业。在“袜艺小镇”周边成排的四层小楼，乃至农村的民房里，包括个体户和家庭作坊在内，藏着近一万家纯生产或加工袜子的企业。

　　截至2020年，全行业生产各类袜子200多亿双，占全国生产袜子总量的65%，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也成为诸暨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当地又有原辅材料、袜业机械制造、袜子定型、印刷包装、运输服务、电子商务等产业相关配套企业4000余家，它们构成全世界最完备的袜业产业链，当地人称之为“石油运进来，袜子运出去”。

浙江东方缘针织有限公司里的工人（蔡小川 摄）

　　当我在12月初来到这里时，大部分袜业的商户正在为大洋彼岸的圣诞订单紧锣密鼓地运转，企业老板出差不断。但走在小镇里，并未见到过度繁忙的氛围。

　　大唐袜业城像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二层几乎空置，一层摆满袜子，每个铺面门口都写着“可以定做，直接发货”“支持淘宝、抖音、快手等平台”的字眼，整个商城不接待散户，人迹寥寥，有老妇带着小孩在里面遛弯，卖家则多是中年妇女或年轻的姑娘，她们很警惕路过的人会是竞争对手，对拿着相机的人张牙舞爪，其余大多数时间在与旁边的商户闲聊。

　　往来人员最多的，乃是袜业产业链上游的原料集散地。那里占地400亩，有三个区域、800多家门店，每天从上午到中午，大小货车排着队从原料集散地外装货，拉到周边城市的加工厂加工。但站在门脸前，发现原料集散地其实也相当冷清，每个小门脸相当于“门市部”，那里展示有加工完成的各种原料。门脸前，多是老人与年轻的妇女带着孩子，一边晒太阳，一边看着货，一边等人询问。

　　他们多是本地人，衣着朴素，但旁边除了小货车，停着的轿车几乎都是豪车，暗示着这个从上世纪70年代末在当地兴起的营生，给当地人带来的巨大财富。那时杭金公路旁只有一座大唐庵，几处民房，没有形成乡镇，周边的农村也仅有一二百户人家，家家户户却都响着袜机的声音，一间房子，前半间做袜子，后半间住人。

　　因为一台手摇袜机需要四个人，袜机每天可生产五六十双袜子，一双袜子的利润是一块钱，而当时生产队一天的工资是0.4元。村民把生产好的袜子藏在篮子里，卖给从杭金公路路过的司机和乘客，由于都是零票，每天晚上回家数钱数到手软，一个个发家的故事也由此诞生。目前，大唐年销售2000万元规模以上企业350余家，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企业近百家。

浙江永新集团的女工在加工纺线（蔡小川 摄）

　　“现在的原料集散地已经是第三代轻纺市场，最初做原料生意时，是几家凑一辆车从外地进货，运到大唐后，挨家挨户去卖的。”浙江永新集团总经理金光琦不到50岁，也是从小做袜子出身，他的父亲金银焕作为当地的传奇人物，曾在1979年承包下新庄村袜厂，用几台手摇袜机生产袜子，拿到路边卖。

　　金银焕想到袜子生产再多，也有上限，做原料贸易却只要拉得多，多少都能卖，于是在1984年从海宁购买涤纶丝，成为大唐第一位做买卖原料生意的人。金银焕代理广东开平、汕头、海宁等地几家国有企业的锦纶产品，出售给全国各地的企业，金光琦当时就负责销售，在大唐成立轻纺市场后，租一个摊位，向全国各地前来的人推销，成为目前这些原料集散地商贩的先行者。

　　如今金光琦的企业做的是“将石油运进来”的工作。浙江永新集团在草塔镇有占地150亩的厂区，制造氨纶的包覆纱，每年有超过1亿元的市场规模，是当地最大的原料配套商之一。

　　他的公司距离袜艺小镇不到两公里，周边都是工厂。他不需要再到原料集散地里售卖，他有一座三层的办公楼，自己的办公室像教室一般宽广。金光琦身材敦实、烟不离口，不愿过多提家族过往的历史，唯有提起纱线滔滔不绝，如今他的企业不用染色，就能生产全世界颜色最齐全的包纱，一根纱线有68根纱丝，又有抗菌的功能。

　　“化纤的原料是石油制品，我们直接从中石化进原料，做包纱还需要氨纶，也需要从嘉兴、广东等地引进，大唐的交通十分方便。”金光琦向我描绘了一个产业链上物料流动的地图，那也是大唐袜业产业链向全国辐射的缩影，大唐所在的诸暨归属绍兴，绍兴市就在它的东边，此地距离上海、宁波国际港口200多公里，又有浙赣铁路和杭长高铁以及沪昆、诸永、绍诸高速贯穿，如今高铁北上到杭州只需20余分钟。

　　他的其中一座工厂与办公楼一条马路之隔，内外却是两重世界。制成金光琦口中环保的氨纶包覆纱，需要四道工序，将颗粒状的石油原料加热成液体，同时注入染色剂，冷却后切割成长丝纤维，然后与氨纶缠绕在一起。成品除了可以用在袜子上，也可以用在弹力牛仔、织带、内衣乃至体育用品上，以增加弹力。双层的厂房一眼看不到头，粉尘弥漫，机器轰鸣得令人心颤。虽然企业员工总有500人，但车间里工人不多，每层的工人也不超过20名，他们年龄各异，全部戴着耳塞。

浙江永新集团工厂里不用染色的彩色纺纱（蔡小川 摄）

　　工人们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地，金光琦的客户也大多在外地。因为与当地大部分同行不同，他的产品偏向中高端，除了业务范围已经扩展到袜子之外，他们也生产军队使用的特种袜。而从整体的袜业版图来看，目前高端的袜业市场集中在义乌和海宁，大唐袜业则主要以中低端市场为主，“除了面向欧美市场中的商超，即使义乌的浪莎，也是大唐的袜厂代工的”。

　　到国际小商品市场中心义乌坐高铁只需11分钟。据金光琦说，那里的袜企许多也都是大唐人办的。如此之近的距离令人疑惑，大唐如何与品类重合却更齐全，市场更悠久、更有影响力的义乌竞争，成为不仅是原料，而是整个袜业的中心？

　　而区位条件与义乌如此相近，当地工人每月的工资起码要五六千元，以浙江永新集团的规模和定位，工人不多，利润率又有10%，但制袜却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面向中低端市场的大唐袜业，又如何能够生存？

　　低成本扩张

　　与周边地区相比，大唐织袜的历史确实很早。上世纪60年代，上海第一棉纺织厂的设备科长是诸暨原宜东乡钟家村人，1969年这个村从上海买回16台手摇袜机，创办诸暨第一家集体袜厂。

　　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全球袜子生产基地开始从韩国、中国台湾，转移到珠三角乃至长三角的上海、嘉兴海宁等地，但诸暨的村民从各地服装厂里回收下脚料，又从上海、海宁的袜厂收集淘汰的手摇袜机，一点点积累“资本”。1986年时，大唐尚未成为一个镇，在绍大公路与杭金公路连接处，如今大唐街道的袜业已初具规模，路边的原料、袜子的交易绵延600多米，2000多台电动袜机已经遍及大唐庵周边20多个村。

　　“那时义乌的商贩都背着钱来大唐收袜子。袜子织多少就能卖多少，因而袜机就尤为重要，能维修袜机的师傅也就特别吃香。”浙江海润精工有限公司董事长顾伯生如今48岁，他的一位亲戚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上海国营纺机厂的技术员，每周末坐火车回一趟诸暨，走街串巷维修机器，一天能挣80多块钱，比当时在工厂一个月的工资都多。而那时顾伯生不到15岁，为了学技术，就骑自行车到火车站接这位亲戚，驮着他上门修袜机，“骑车骑得把裆都磨破了，亲戚回上海前，还要给他杀两只鸡”。

浙江海润精工有限公司董事长顾伯生（蔡小川 摄）

　　聊起儿时的“学艺”经历，顾伯生眉飞色舞，他是大唐有名的“袜痴”，2000年前后用借来的50万元，从一家即将倒闭的广东国营袜厂拍下150台袜机而发家。创办企业造袜机是他的爱好，与人聊天时，也不忘随手拿起自己研制的袜机生产出的袜子把玩，检查针脚是否整齐。

　　他的工厂与袜艺小镇只相隔几百米，四层的小楼，办公室与车间合在一起，一层有七八台数控机床生产袜机的零件，之后人工拼装，二层调试，能生产出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袜机。而在工厂里见到的袜机，还不及他家里的十分之一。他家的仓库有数百台各个时期的袜机，百年以上历史的古典袜机就有50多台，最早的几台英国袜机造于1840年，其中一台还捐献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

　　顾伯生向我介绍，因为上世纪80年代的保守政策，路边市场被“扑灭”，当时诸暨副县长牵头征地、建设的简易市场也被取缔。大唐的村民就南下前往十多公里外的义乌火车站售卖，逐渐形成义乌最早的袜子市场，也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开端。

　　义乌政府鼓励民间的活力，1988年大唐庵镇因袜业设立时，义乌撤县建市，将袜业确定为主导产业，义乌市政府、工商局和个体商户一起出资55万元，在该市太祖殿兴建了一个玻璃钢结构的第三代市场，成为大唐袜子的出口，大唐的村民开着小车甚至拖拉机，运着袜子到义乌售卖。1990年时，从大唐每天有12班直达义乌的班车，每年在公路上从大唐运到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袜子就有3亿双。

　　当时围绕义乌小商品市场，义乌、浦江等地人造丝销售和织袜生产，已初露端倪，并非只有大唐一个中心。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成形的市场，只能获得劳动力价格，“为他人作嫁衣”，从进丝到销售，中间商都会层层压价。《袜子战争：大唐袜业成长史》中记载，袜子的白坯价当时压到每双1.17元，而中间商的批发销售额就达到2元一双。

《圣诞快乐，义乌》剧照

　　当地政府终于在1991年建成轻纺市场，里面包括397个原料摊位、1515个成品摊位。资料显示，虽然市场简陋，每个商户支个1米多长的水泥板当货架就能开张，但吸引力巨大。诸暨市经信局综合科副科长杨云贵曾担任诸暨袜业协会秘书长，即将退休，他向我介绍，大唐如今的规模从那时开始奠定。那时全国270多家大中型化纤生产厂家，都在轻纺袜业市场内设立了销售点，旺季时每天就能销售原料200多吨。当时全国最大的化纤企业的厂长每月都要亲自赶到大唐转上几圈。一年以后，大唐就成为全国最大的化纤丝集散地。

　　自那以后，大唐镇政府对当地袜业的扶持便没断过。大唐信用社获悉一种意大利产的电脑织袜机机械性能和产品质量都优于本地的电动袜机，信用社马上向多家企业转告这一信息，与他们一起去新昌袜厂现场考察，并发放贷款，帮助企业购买。

　　而那时大唐镇23000余人已无法满足袜业的发展需求。生产袜子的门槛很低，一个工人可以看四台袜机，只要在袜厂待过三两天的人，都能搞到淘汰的袜机，手摇袜机最便宜五六十元就能买一台，四台机器就能办袜厂，众多江西、安徽的外来打工者开始来到大唐。

　　袜机成为袜业发展的发动机，投资什么样的袜机，成为拉开企业差距的关键。一台手摇袜机每天能生产二三十双袜子，电动袜机则能生产二三百双，全自动智能袜机则能日产350双。当时大唐不仅承接台湾、广东等地的旧袜机，也将目光瞄向韩国、意大利等地生产的最先进的袜机。

　　杨云贵介绍，2002年大唐袜业研究所挂牌成立，顾伯生担任所长，那时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当时一台进口的袜机要十多万元，大部分袜企难以承担，即使能够负担，进口袜机有限，2003年时大唐买进口袜机要排上一年的队，袜业扩张陷入困境。

　　顾伯生成为那时大唐袜业的风云人物。杨云贵记得，顾伯生那时不仅搜集各式各样的袜机，还为大唐的袜厂打样，五块钱就能打一次，织袜的老板们都找他，平均每天能有500多个客户上门，他的电脑里搜集了几百万个袜子款式，建立袜子款式数据库。

　　虽然顾伯生只有小学学历，在他的带领下，研究所最终研发针对普通袜机的控制系统，在普通袜机上安装一个芯片，就能达到进口电脑袜机的效率。顾伯生也研发出全国第一台可以一次成型的电脑袜机，省略了缝头、质检、整形和包装等烦琐程序。与进口的最先进袜机功能相同，只要两万多元一台。

　　顾伯生记得，他的生意红火了将近10年，“那时没有生产出来就先收钱，一年出产数千台”。到了2005年底，像顾伯生这样的袜机制造商在大唐就有30多家，销售额达到15亿元，进口袜机在大唐不好卖了。一位意大利罗纳地袜机经销商说，2001年他代理的产品销量为800多台，到2006年仅卖出了10台。

浙江东方缘针织有限公司的工人在机器前仿佛在“弹钢琴”（蔡小川 摄）

　　袜业的产业集群也同时形成。家中曾开拓产业链最上游环节的金光琦记忆最深，他记得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因为大唐袜业需求暴涨，各地采办原料时，经常紧缺，于是他的父亲在1998年建立诸暨第一家包覆纱厂，之后又向更上游发展，从单一生产原料包覆纱逐渐到生产锦纶、涤纶弹力丝和锦纶长丝。

　　那时他负责销售，他哥哥金炳棋负责生产，只要袜厂的人打来电话，提出需求，金炳棋立刻把电话打到80公里外的绍兴一家企业，那里有他需要的原料，两个小时后货到，金炳棋立刻开工，争取第二天就给客户送过去，“一开始只有6台机器，每月生产二三十吨，2003年到2005年时，增长到几十台。类似的企业在大唐不断兴起，生产锦纶的基地不久就从原先的海宁转移到了大唐”。

　　自那之后，即使相比义乌本地的袜业企业，大唐因产业集群自有其难以比拟的成本优势。《袜子战争：大唐袜业成长史》中显示，当时精梳棉男袜在大唐的生产成本是每双2元，出厂价是每双4.7元，厂商支付每双1.5元的加工费，仍可以留存1.2元的毛利。而在义乌，仅袜子缝头的工序，义乌的费用每双就比大唐贵5分钱。大唐袜业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2003年时，大唐镇袜业生产厂家7320家，从业人员3.6万人，年产袜子60多亿双。虽然产量远不如现在，但大唐袜业的分量已与当下相当，那时的量已占全国的65%，全球的三分之一。

　　“成也走量，败也走量”

　　产业集群的一面是低成本优势，另一面则是产能过剩。当大唐袜业产业集群逐渐形成时，从1999年大唐举办第一届袜博会开始向国外扩散，外国经销商频繁出没在大唐周边的村庄，农民出身的袜厂老板连猜带比画地谈订单，而那时最宽广的对外渠道还是面向中东的义乌国际小商品市场，直到占据全世界袜子市场七八成的欧美市场被打通，澎湃的产能从未浪费过。

　　“欧美地区虽然人数不多，但袜子消耗量大，美国人将袜子作为一次性的消耗品，一天可能会换三双袜子，扔掉的袜子回收成为燃料。相比人均每年消耗袜子15双、超市进场费贵的国内市场，做订单最方便，欧美市场尤其有利可图。”

　　杨云贵告诉我，在浙江永新集团开足马力生产原料时，刘训林首先打开了美国市场，“他毕业于湖南工程学院针织专业，是当时大唐唯一的科班人员，1999年从一家广东国营袜厂的分厂长辞职，来到大唐，在2000年创立浙江泰荣针纺集团，上来就做面向欧洲的外贸生意”。

　　浙江泰荣针纺集团如今在诸暨的厂房介于大唐镇和诸暨市区中间，叫“珍珠生活”，里面是珍珠纤维袜子、服装的展厅和直播间，已经不生产出口的袜子。刘训林的另一重身份是浙江珍珠生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研发、生产珍珠纤维材料和产品。他的办公室在二楼，堆满布料。刘训林看手机和材料时戴着大框眼镜，不像老板，更像一个学者。他如今在上海等地有研究所和零售店，但相当一部分时间仍留在产业链所在的大唐。

　　刘训林记得，当时选择大唐是因为大唐袜业的外贸一片空白，他则在广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立公司后，他为耐克、阿迪达斯和彪马的袜子做代工。2003年时，最大的机遇到来。全球零售巨头沃尔玛在中国物色袜子生产基地，沃尔玛订单动辄数千万双，沃尔玛的谈判非常专业，它会从一双袜子需要多少纱线，纱线的成本来推算袜子的成本，所以价格压得很低，生产商仅有3%的毛利润。它还对本土企业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社会劳工标准等方面提出了苛刻的考核验收标准。

《大江大河》剧照

　　那时大唐镇遍地还是小作坊，而那时同样落后的，是公司的管理制度，成为大唐镇袜厂获取美国订单最大的障碍。而刘训林有正规企业的管理经验，公司制度规范，顺利地获得沃尔玛认证。

　　其他袜厂老板学得很快，当年大唐就有两家企业同样获得美国认证。而面对数千万级的订单，当时只有大唐敢接。杨云贵说：“低成本扩张后，大唐的袜业是‘龙头带动千家万户’。大企业拿到订单后，除了自己加工，会把来不及做的袜子，外包给小袜厂，把原料、工艺给他们，一起迅速完成一张订单。”

　　大唐镇开始在全球获得名声。美国传统袜子小镇佩恩堡开始衰落，它从1907年开始做袜子，虽然有数十家制袜厂、定型厂、经销商和批发商，但它专营化的程度和深度与大唐已相差甚远。在佩恩堡，一台意大利织袜机坏了，可能要等上两个月才能拿到新部件。但在大唐，这个速度是半小时。大唐镇就被视为“不夜城”，如今路边的KTV在那时人满为患，最鼎盛时镇里有25万人，1万余家企业，16万台袜机，比其他地区加起来的袜机数量的两倍还多，生产的袜子占到全国的七成。

　　但好景不长。在代工市场，企业始终面对外汇上调的波动，以及出口退税减少的影响，而政府的贷款利率不断上涨，棉纱等原材料也涨价频频。杨云贵记得，2007年时，原料从2万元/吨，涨到4万~6万元/吨，当地熟练挡车工的工资已由800元上涨到1500元，即使开价1500元，安排免费食宿，在宿舍统一装空调，也还是招不满工人。

《做工的人》剧照

　　刘训林从2009年开始选择在外建厂，他接受安徽濉溪政府的招商引资，在当地建了占地1000余顷的大型工厂，又在柬埔寨开设大型袜业加工厂，解决当地1000多人的就业，年出口额高达8000万美元。“东南亚工人工资一个月最低能到50多美元，又有土地优惠和关税减免。”刘训林看到又一次产业转移的趋势，当一个企业的规模达到500人以上，已经能在工厂内部形成自己的产业链闭环，原料可以自己调配，远离产业集群的运输成本能够忽略不计。

　　“但在国外建厂需要投资数千万美元，对于一般的企业是天文数字。”刘训林发现，无论主动被动，产业链整体转移却并不容易。他是最早把企业搬走的人，之后大唐虽然也有尝试出口的企业，但几乎再无成功的案例。而从产业角度来看，杨云贵告诉我，除非地方政策极度优惠，因为目前袜子本身利润薄，国内其他关税、地价、工人工资比大唐低的地区，便宜的价格无法抵消从产业集群运输过去的成本，大唐袜业做订单的基本盘未被彻底撼动。

　　欧美市场也在不断压低袜子的产品质量，以求降低成本。从2008年开始，袜子的构成由棉变成腈纶，又变成涤纶，一双袜子的价格不到两块人民币，供应商肆意压价，袜厂的利润从一双袜子挣两毛钱的毛利变成两分钱；不过量大就有做的空间，以大带小的模式，仍能保证大袜厂和小作坊都有活儿干。

大唐袜业城里的年轻商贩在自己的摊位里摆放样品（缓山 摄）

　　但大唐的老板们被客户毕恭毕敬地邀请到国外参观，看到奢侈品店前排长队，而自己生产的袜子却出现在商店里，甚至是地下通道的小摊上，上不得台面。

　　对现状不满的袜厂老板面临塑造独立品牌的抉择。而几乎同时，当地政府因2014年11月的一起恶性事件，开始疏解流动人口，为大唐袜业的惯性发展画上中止符。两个月之内，当地政府关停小微企业5000余家，限期整改企业5700余家，5万人陆续离开大唐。大唐镇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刻。

　　高附加值的努力

　　如今大唐袜业的格局是在2015年之后形成的。全行业仍以生产加工中低端袜子为主，但在全国市场的占比缩小超过10%，人口也比鼎盛时缩减近10万人，小作坊也改为燃气炉作动力。当下仍有12万台袜机在运转，袜业小镇入夜后却变得宁静，“不夜城”的喧嚣不再，也难见焚烧袜子废料的滚滚黑烟，只有往来的货车掀起疾驰的声音和烟尘。

　　“年轻工人也不愿加班。政府部门曾希望节能减排，错峰用电，鼓励企业晚上多用电。我告诉他们，如今晚上根本没有人愿意干活。”杨云贵每年几乎要跑1000家企业，对诸暨企业的现状了如指掌。2014年末迁出的袜厂大部分带着旧设备前往新疆。

　　那里是棉产地，工人充足，工资每月也只有2000元左右，不到沿海地区四分之一。当地政府为促进就业，为外来企业免除几乎所有的税和花费，使那里成为棉袜的一个新的生产中心。而在大唐，不论企业大小，招工愈发困难。

　　浙江东方缘针织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朱媛娥对此有直观的感受。她的企业坐落在浙江海润精工集团旁边，临街是东方缘的商店，后面是占地15000平方米的智能化工厂，2019年刚刚落成，一层是生产楼层，全部生产丝袜，整个被玻璃罩罩住，常年保持在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维持丝袜材质的稳定。生产区域南侧生产袜筒，北侧人工分步骤把袜筒缝在一起。在北侧的缝纫机工位上留有空位。

浙江东方缘针织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朱媛娥（蔡小川 摄）

　　“那是因为招不上工人。如今大部分工人都来自河南，30岁以下的已经不多，都是靠老员工再介绍自己的老乡，这样会更稳定。但以前招一个工人，给老员工的介绍费是200元，现在涨到2000元都招不满。”

　　朱媛娥说，工人不愿签长约，下午五六点后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因为计件发工资，平时只有四五十岁的工人更愿意加班，平均下来，根据工种不同，每个人一个月能拿七八千元到1万块钱，比坐办公室的人高，“除了赶订单时要求工人晚上必须到岗，其他时候都比较灵活。不过现在基本是均匀生产，把像目前圣诞季的订单需求，打散到平时的生产过程里，这也是因为用工难”。

　　朱媛娥所在企业的创始人是她的姨夫蔡如东。蔡如东也是大唐袜业历史上的“老资格”，上世纪80年代从大唐到义乌，90年代又搬回大唐建厂，十余年前也像刘训林一样，主要为欧美市场的中低端袜子做代工，挣下坚实的家底，如今的工厂是大唐少有可以对外参观的厂房。面对工人短缺，他们的解决方法是机器替代人工，以前工厂需要250人左右，如今要控制在180人到200人之间。朱媛娥带我参观的车间南侧，200台一体袜机只需寥寥数人管理。

　　这既是大唐袜业中大中型企业愈发普遍采取的方式——减少人工，生产线的各个环节登入ERP系统，自订单下生产线开始，从原材料准备、生产所有环节的流转，销售，库存都在后台可查可见。

　　这也成为产业链上游的袜机企业的商机，根据诸暨市经信局提供的数据，因为机器换人，织、检、缝、翻的智能一体机成为主流，目前诸暨智能一体袜机的年生产能力为6000多台，是全球最大的智能化袜机生产基地，也成为当地政府着力提倡的方向。

　　其中顾伯生一家企业每年就能生产1500多台，卖向全球，“更先进的袜机正在申请专利，它的生产过程就像从如今的一步步走楼梯，一跃变为坐电梯。袜子直接就生产好了，外人都不知道是如何做的”。

　　不过顾伯生坦言，他十余年前的所有收入，几乎都投入到研发新袜机之中，如今实际上仍在“啃老本”。纵观大唐袜业，似乎只有顾伯生一家有原创的研发能力，其他的袜机生产企业仍以模仿意大利的先进袜机为主。而且根据生产袜子的不同，袜机的类型也各异。若想做好丝袜，丝袜袜机仍只能从意大利进口。而即便在掌握最尖端技术的领域，大唐袜业的产业链在这一环节也仍然薄弱。杨云贵介绍，最优质的袜机的原料必须进口，“中国产的钢针与德国产的钢针质量相差很大，前者用三天，后者用三年”。

　　而对于产业链中的众多袜企，全球高端袜子只占总产量的0.7%，但是其创造的利润总额与占总量60%的中低端袜创造的利润总额相近，增加高附加值是他们的最好出路。东方缘的特殊不仅在于厂房的先进，更在于蔡如东到2010年时，决定转向内销，打造自己的品牌，是大唐袜业里最早完全放弃国外订单的企业，如今它的产品已进入中国的各大商超。

　　“最先出现的变化就是有了库存。”40多岁的朱媛娥自称是大唐家族企业中的1.5代，她本是复旦生物系的硕士研究生，在杭州工作，但不排斥做生意，2008年回到家中，尝试给姨夫的企业带来新的思路。那时她就给经销商开产品推介会，让经销商感觉自己与生产企业不是简单的订单关系，而是合作伙伴。

　　朱媛娥和姨父把转型瞄准了国内市场，这是他们更为熟悉的需求。那时朱媛娥就发现，做品牌与做订单有霄壤之别，所有转型遇到的困难，他们都经受了一遍。“我们与专业团队合作做设计和研发，起初希望走时尚路线，当时流行筒袜，设计的款式卖得很好，生产了很多，但风潮过去，都积压下来。后来转换思路，目标人群面向品味更稳定、更愿意花钱的职场女性。”

　　自2015年以后，大唐镇中类似的创业逐渐兴起，阿格莱德的创始人陈仁勇由外贸转向专门的运动袜品牌，篮球、跑步、滑雪等项目都有专业的产品。如今功能袜已成为大唐袜业升级的一个主流，除了运动袜，又开拓出保健袜、时尚袜、特种袜等品类。

阿格莱德创始人陈仁勇（缓山 摄）

　　而袜子种类的更新，核心的技术是材质。如今在大唐研发新材料最有心得的，便是刘训林的“珍珠生活”。几乎与陈仁勇研发运动袜同时，他买断了上海东华大学珍珠纤维的技术专利，那是一种纳米新材料，即把珍珠磨成1微米左右的超细粉末，在黏胶纤维纺丝时加入其内，使珍珠微粒在黏胶纤维丝内外均匀分布。

　　“当时也考察过别的专利，但‘珍珠’不用推广，给人的感觉就是‘天然’‘健康’，诸暨又是‘珍珠之乡’，可以把这里的两个支柱产业联系在一起。”刘训林如今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研发珍珠纤维上，外贸工厂交予手下人打理，而他的珍珠纤维袜子面向国内中高端市场，因为含有珍珠成分，手感柔和，可吸汗防臭，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但珍珠袜并非刘训林的终极目标，甚至他的产品中，将珍珠纤维用在袜子上的比例也并不高，他与上海的高校合作，相继开发出珍珠棉、珍珠丝、珍珠麻等多种功能纤维与面料，将它们应用在珍珠羊绒衫、珍珠内衣裤、珍珠家纺产品上。

　　刘训林深知，袜子处于行业鄙视链的底端，服装品牌开拓袜子品类轻而易举，单一袜子品类希望拓展却难上加难。在他看来，一种新材料能够在市场中立足，最核心的问题是打通产业链，将实验室里的新生事物，变为能够成规模、稳定生产的产品。它需要数千万资金的尝试，也需要管理人员对产业链的各环节都非常了解。这是他选择从袜子着手，始终固守大唐镇的原因，因为他对制袜最熟悉，这里产业链最完备。

　　但与袜机领域的情况类似，大唐袜业在材料领域，除了刘训林的“珍珠生活”，其他企业也几乎没有原创能力。对于大唐袜业的中小袜企，寻找更直接的渠道将产能释放出去，减少中间环节，才是转型最现实的途径。

　　电商渠道给了这里新的变化。MCN公司和直播公司在袜艺小镇周边落地生根，大唐街道主导开办300余家电商企业，吸引上千名大学生回乡，除了完备的产业链和每单只需3元左右的低廉快递费，房租优惠也是原因之一。诸暨市经信局提供的数据表明，去年大唐街道累计完成电商业务超50亿元。

　　拥抱电商，也成为东方缘、珍珠生活这些早期转型的企业异曲同工的选择，他们的工厂里都有直播间，会请主播来，或者自己的员工上阵。朱媛娥说：“蔡如东的儿子已留学归来接班，组建自己的电商团队，新一代人总有新的思路。”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1年第51期。参考书目：《袜子战争：大唐袜业成长史》，刘华著，浙江人民出版社；感谢周斌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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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