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七大改革

　　原标题：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七大改革

　　来源：粤开志恒宏观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

　　执业编号：S0300520110001

　　导读

　　当前世界仍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上升，逆全球化甚嚣尘上，疫情全球大流仍未彻底结束。国内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突出；并且面临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沉重的财政社保压力、产业链升级受阻和中美贸易摩擦等严峻挑战。人口红利消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同时伴随人口、土地、能源等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经济潜在增长率持续下行，亟需挖掘新动能与新的增长点，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发展。展望未来，中国经济有哪些新的增长点和结构性潜能？该如何发掘并培育？

　　摘要

　　一、中国经济仍有较大潜力与优势：市场、制度与政策空间优势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疫情期间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展望未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人均GDP、城镇化率、要素市场化程度、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但也表明发展潜力巨大，有巨大的追赶空间；同时，中国拥有市场优势、人才红利优势、制度优势以及政策空间优势，能够将潜在空间和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国家之间的较量主要在于制度优势、改革力度与政策空间的较量。

　　一是中国人均GDP具有较大追赶空间。从GDP总量来看，2020年我国GDP总量达到101.6万亿元，约为14.73万亿美元，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70.3%。从人均GDP来看，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10500美元，超过俄罗斯的10062美元，但仍低于美国（6.34万美元）、德国（4.57万美元）、日本（4.01万美元）、英国（4.03万美元）等发达经济体，其中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6.56%。

　　二是中国城镇化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约20个百分点空间，将带来大量投资机会。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高于55%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80%，中国城市化还有较大的空间。户籍城市化率仅为45.4%，中国城市化还有较大的空间。人口将聚集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主要城市群，带来基础设施、地产、新零售、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多个领域的广泛需求，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引擎。

　　三是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统一市场和中等收入群体，具有市场优势。中国有覆盖14亿人口的统一市场，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均可自由流动，产品的研发、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都存在巨大的规模效应。互联网和新经济在中国的崛起和飞速发展与巨大市场的规模经济优势密不可分。

　　四是中国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达1.7亿，数量红利转向素质红利，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每年有约800万大学生毕业，且呈现逐渐递增趋势，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五是中国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约占全球24%。据CB Insights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全球独角兽企业有538家，其中美国289家，位列第一，中国105家，位居第二，全球超过七成的独角兽公司在中美两国。作为新赛道的引领者，独角兽将成为实现未来信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能。

　　六是中国的制度体系、改革力度与政策空间在不确定的世界格局下越发凸显出优势。第一，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五年规划和远景目标”治国理政方式能够确保战略的相对稳定性，坚持“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解决贫富分化促进社会稳定和提振消费。第二，面临全球性的老龄化、贫富分化和贸易摩擦，本应通过结构性改革予以解决，但主要经济体主要依赖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债务高企、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堆积，但是中国在坚定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防范化解财政、金融和房地产等风险。第三，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推出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正常区间，并在经济率先恢复的情况下首先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为未来腾出空间；财政赤字是流量，真正约束财政空间的是债务规模以及付息支出，中国的财政刺激相对克制，2020年政府负债率（财政部口径45.8%，BIS口径为60.9%），低于美国的118.9%、日本的223.3%以及G20的99%。

　　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中国经济有着强大的供给能力和需求韧性，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巨大潜力充分显现。

　　二、改革开放史就是新的增长点不断涌现的历史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四十年正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的四十年，我国经济在波动中呈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增长动力。这种韧性和动力主要有四大来源：大国规模经济效应、城乡二元结构转化、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以及持续对外开放。中国四十余年的发展取决于宏观的改革开放释放出的微观主体活力。

　　重大改革主要包括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2年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1998年国企改革与住房市场化改革、2001年加入WTO、2015年底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改革开放措施厘清了政府与市场边界、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清晰了产权，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家、劳动者都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宏观调控与微观行为互不越位，公共财政与市场竞争各归其位。

　　改革开放史就是新的增长点不断涌现的历史。

　　一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乡镇企业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给农村的工业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将更多的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客观上形成了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人力基础。到1983年乡镇企业共吸收农村劳动力3235万人，比1978年增长14.4%；总产值从1978年的493亿元增加到1983年的1017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1%。

　　二是房地产市场化改革。自1999年起，房地产市场开始了高速发展。1999年-200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年均增速达21.8%。商品房的年销售面积从1999年的1.46亿平方米快速增长至2003年的3.37亿平方米，年均增长达23.3%。GDP增速也从1998年的7.8%回升至2003年的10.0%。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时，房地产开发投资一度快速下滑，但随着政府4万亿计划的推出，投资增速很快回升至20%-30%的高速增长阶段，直至2012年左右重新下滑。房地产市场的十几年的高速发展大幅带动了相关投资增长，大幅带动了上下游行业的发展，大幅带动了社会就业，是中国经济过去10多年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三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的重要意义在于融入了全球大市场，同时开放又倒逼进一步改革，营造更加良好的投资和营商环境，与国际规则接轨，释放出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三、培育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以七大改革释放经济活力和潜能

　　一是推动财政、社保和土地联动改革，完善城乡土地流转机制，激活农村土地市场，发展都市圈城市群。农村土地入市以及城市资本下乡有利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推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但是当前土地还承载着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的功能，为顺利推动土地改革，必须先提高农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水平，以社会保障体系替代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为土地流转改革创造好的前提条件；这需要推动财政改革，因此土地改革必须与财政、社保改革联动，否则单兵突进阻力太大，且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农民进城后，要更好建设新型城镇化，重点建设好城市群。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市圈要加大建设用地供应，稳定大城市的房价，进而降低城市的产业成本，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人口事关供给、需求和创新活力，是最关键的生产要素，若不抓紧调整将严重影响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应对生育率下滑的关键，第一是尽快从过度关注人口的负担转向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深化改革，将人口生育权利返还家庭和个人，逐步放开生育政策；第二是优化政策框架，从财政税收、社保、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制度等方面降低生育成本，建立起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生育成本的制度体系。具体而言，当前较低的托管服务可得性、高昂的教育成本和房价大幅提高了人口抚养的成本，因此国家有必要大力发展托管服务，增加对托管服务的公共性支出，提高托管服务的可得性。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增加幼儿园的供给，加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

　　三是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其资源配置尤其是促进科技创新的作用。科创企业的风险高，资产轻，传统的以抵押为基础的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难以满足其需要，需要发挥资本市场尤其是股权融资的作用。逐步改善市场环境、培育法律体系、适当放开混业限制并建立与之对应的监管体系、丰富资本市场层次，吸引长期机构投资者入市。

　　四是进一步放开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垄断性行业的竞争性业务的市场准入。支持民营企业以参股形式开展基础电信运营业务，以控股或参股形式开展电配电售电业务。支持民营企业进入油气勘探开发，炼化和销售领域，建设原油、天然气、成品油储运和管道输送等基础设施。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原油进口、成品油出口。在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领域大幅放宽市场准入。落实汽车、金融服务对外开放的承诺。

　　五是进一步放开养老、医疗、教育等现代服务业的市场准入。伴随老龄化上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消费支出结构改善，居民对养老、医疗和教育等现代服务业的需求越来越高，但是当前的教育、医疗、文化等供给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医疗方面，当前我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突出，优质医疗资源分布高度不均。养老方面，养老机构数量、专业服务人员都还存在较大缺口。教育方面，托幼、学前教育需求快速增长，但优质托幼和学前教育机构仍然缺乏。文化方面，居民日益青睐以深度、沉浸式等为特点的新型旅游体验，传统供给难以满足需求。

　　六是提高原创科技实力，抢占全球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贯彻创新发展理念以及提高发展的安全性，必然要推动科创发展。解决创新主体动力和活力不足问题必须着力破除体制障碍，彻底清除束缚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藩篱，着力推进制度创新为科技创新“赋能”与“减负”。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提升，但科研经费的申请报销手续、科技计划检查等繁杂的手续压缩了科研人员的科研时间和积极性。着力破除科研单位设置工资总额限制，将科研项目经费中按照一定比例列支工资支出，从待遇方面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激励机制，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既要看数量指标，更加强调质量指标。

　　七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和在线新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也要依赖于政府的制度供给，尤其要注重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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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潜力大，且有市场、制度和政策空间优势

　　（一）中国人均GDP具有较大追赶空间

　　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展现出巨大韧性。从GDP总量来看，2020年我国GDP总量达到101.6万亿元，约为14.73万亿美元，美国2020年GDP为20.9万亿美元，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70.3%，约为俄罗斯的10倍，位居全球第二，中美经济差距逐渐缩小。按可比价格计算，中国经济增长2.3%，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2020年美国GDP同比下降3.5%。

　　从人均GDP来看， 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10500美元（7.2万人民币），超过俄罗斯的10062美元，但仍低于美国（6.34万美元）、德国（4.57万美元）、日本（4.01万美元）、英国（4.03万美元）等发达经济体，其中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6.56%。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但也表明发展潜力巨大，拥有巨大的追赶空间。

　　（二）中国城镇化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约20个百分点空间，将带来大量投资机会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41178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9019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89%，户籍城市化率45，4%，中国城镇化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城镇化率提升将带来大量投资机会。过去四十年城镇人口净增约7亿，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格局。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8.49个百分点，意味着还有2.6亿农民工及家属子女未能市民化。目前，中国63.89%的城市化率高于55%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80%，中国城市化还有较大的空间。

　　未来10年中国将新增2亿城镇人口。《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持续下降，届时中国城市化率将达70%。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左右达峰值，中国城市化率将在2030年达70.6%，即城镇人口达10.2亿，但2047年城镇人口将达10.9亿的峰值、对应城市化率79%，2050年城市化率将达80%。因此，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比2017年增加约2亿，这2亿人口将聚集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主要城市群，带来基础设施、地产、新零售、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多个领域的广泛需求，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引擎。

　　（三）中国14亿人，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统一市场和中等收入群体

　　中国有覆盖14亿人口的统一市场，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均可自由流动，产品的研发、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都存在巨大的规模效应。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极大的市场规模，产品一旦成功不仅能够获得广泛的影响力，还能得到大量用户的反馈，帮助企业快速迭代更新。欧洲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建立统一市场，但欧洲的互联网企业始终面临着各国监管环境、语言、消费习惯等多方面的差异。因此欧洲未能孕育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互联网巨头。

　　（四）中国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达1.7亿，人口数量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在人口数量红利因素逐渐减弱的同时，由人口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提升带来的“人才红利”正在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大活力。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约9亿，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每年有约800万大学生毕业，且每年呈现逐渐递增趋势，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过去10年培养了约7000多万大学生，包括大量的技术人才，这使得近年来中国在产业创新，基础科学等领域逐渐开始取得重要进展，一些环节如5G等已经开始取得突破。尽管中国总人口已跨过刘易斯拐点，但人口素质的上升使得中国孕育了新一轮、更大的人才（工程师）红利，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人才储备。

　　此外，为积极应对人口远期萎缩及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号召开会议指出将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并配套实行“三育”一体化——即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措施以降低生育抚育负担。在人口生育意愿降低的情况下，三胎政策的开放及相关保障措施的配套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人口结构。

　　（五）中国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约占全球24%

　　中国新经济具有旺盛活力，跨界创新蓬勃发展。2020年，相较于其他行业的负增长和低增长，信息服务业GDP同比增速达16.9%。从子行业来看，移动游戏、网络购物、约车平台、旅游平台、智能家居、云计算等众多子行业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增长。每个子行业中诞生的一批独角兽企业，正在逐步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创新创业领域的话语权。

　　据CB Insights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全球独角兽企业有538家，其中美国289家，位列第一，中国105家，位居第二，全球超过七成的独角兽公司在中美两国。若以独角兽估值为标准，美国和中国仍位列全球前两位，且由于中国平均每只独角兽的估值更高，在独角兽总估值上与美国的差距要小于在数量上的差距。在所有独角兽企业中估值最高的独角兽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字节跳动（1400亿美元），其次是中国的共享出行公司滴滴出行（620亿美元），以及美国的商业航天航空公司SpaceX（460亿美元）。从独角兽的属性来看，美国独角兽更侧重科技属性，中国独角兽的互联网流量属性明显，借助庞大的市场规模变现。随着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形成以人为中心，从商业社会到产业科技的新赛道演进。作为新赛道的引领者，独角兽将成为实现未来信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未来信息服务业与人工智能、AR、VR技术结合仍将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能。

　　从宏观数据看，高技术制造业在2020年保持快速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达12.5%，成为支撑制造业投资增长的重要引擎。从微观数据来看，在电信行业，5G成为触动国家科技竞争“神经”的第一个重要领域。华为2019年销售额925.5亿美元，研发投入127亿欧元，研发强度达13.9%，远超苹果（5.4%）、索尼（5.6%）和三星（7.8%）等手机制造商。在过去十年内，华为在研发领域累计投入近4000亿人民币，目前拥有超过7万份专利（超过90%是发明专利）。在5G的标准制定上，华为也开始崭露头角，中国在全球通信领域话语权逐渐提高。

　　（六）中国的制度体系、改革力度与政策空间在不确定的世界格局下越发凸显出优势

　　第一，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五年规划和远景目标”治国理政方式能够确保战略的相对稳定性，坚持“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解决贫富分化促进社会稳定和提振消费。

　　第二，面临全球性的老龄化、贫富分化和贸易摩擦，本应通过结构性改革予以解决，但主要经济体主要依赖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债务高企、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堆积，但是中国在坚定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防范化解财政、金融和房地产等风险。

　　第三，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推出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正常区间，并在经济率先恢复的情况下首先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为未来腾出空间；财政赤字是流量，真正约束财政空间的是债务规模以及付息支出，中国的财政刺激相对克制，2020年政府负债率（财政部口径45.8%，BIS口径为60.9%），低于美国的118.9%、日本的223.3%以及G20的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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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史就是新的增长点不断涌现的历史

　　回顾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四十年正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的四十年，我国经济在波动中呈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增长动力。这种韧性和动力主要有四大来源：大国规模经济效应、城乡二元结构转化、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以及持续对外开放。

　　中国四十余年的发展取决于宏观的改革开放释放出的微观主体经济活力。重大改革主要包括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2年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1998年国企改革与住房市场化改革、2001年加入WTO、2015年底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改革开放措施厘清了政府与市场边界、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清晰了产权，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家、劳动者都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宏观调控与微观行为互不越位，公共财政与市场竞争各归其位。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乡镇企业发展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农村农业改革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第一次源动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还激发了农民的创业积极性，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成功后，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给农村的工业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将更多的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客观上形成了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人力基础。此外，改革开放前我国轻工业基础较为薄弱，乡镇工业的迅速发展正好填补了居民对轻工业品的需求。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78到1983年，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到1983年乡镇企业共吸收农村劳动力3235万人，比1978年增长14.4%；总产值从1978年的493亿元增加到1983年的1017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1%。到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个数达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其中，1984年-1988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从业人数平均每年增长20.8%，总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8.4%。乡镇企业的兴起还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企业家，万向集团的鲁冠球、红豆集团的周耀庭等便是重要代表。乡镇企业家的成功，展现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激励了中国人不断创新创富，为后来的创业者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

　　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了我国出口导向加工业的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力量。对外开放之后，以港澳台商为代表的外商投资涌入中国，迫切需要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展经营。在此背景下，沿海地区形成了大量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即“三来一补”为主要业务的企业，这些企业由外商提供设备（有的也包括新建厂房）、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由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劳力。“三来一补”企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中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快速成长出一大批出口导向的加工业企业，并培养了大批技术工人，为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建立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工业体系提供了坚实基础。

　　（二）房地产市场化改革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等经济体的经济遭到重创。危机的外溢效应对我国也产生了影响。同时，由于前期大量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1998-1999年，我国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大量国企亏损，生产效率低下，人员结构臃肿等结构性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央出台了大力度的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便是开始于1998年的房地产的市场化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福利分房为主体的住房制度，居民住房主要靠单位建设的福利房，而只用为住房缴纳极少的租金。这使得单位不仅需要花费大量成本建设福利房，而且无法用租金弥补用于翻新和改建福利房的支出，导致缺乏新建福利房的动力，因此住房资源长期十分紧缺，人民群众对于解决住房问题呼声很高。同时，亚洲金融危机叠加前期投资过热产生的呆坏账问题使得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对就业形成冲击。自1997年开始，我国陷入了长达2年的通缩期。因此，从宏观调控角度，迫切需要进一步刺激有效需求，增加消费，提振经济。1998年7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全面推行和不断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房地产市场迎来市场化的变革。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很快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自1999年起，房地产市场开始了高速发展。1999-200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年均增速达21.8%。商品房的年销售面积从1999年的1.46亿平方米快速增长至2003年的3.37亿平方米，年均增长达23.3%。GDP增速也从1998年的7.8%回升至2003年的10.0%。2003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明确提出“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此后，房地产市场迎来黄金发展期。金融危机前，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增速几乎连年保持在20%之上，2007年更是达到30.2%。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时，房地产开发投资一度快速下滑，但随着政府4万亿计划的推出，投资增速很快回升至20%-30%的高速，直至2012年左右重新下滑。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带动了相关投资大幅增长，带动了上下游行业的发展和社会就业，是中国经济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产生的负面作用逐渐显露。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提高土地价格，加之货币宽松以及居民基于房价上涨的预期导致的投资行为，使得房价快速上涨。居民收入增长不及房价增长，对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购房与租房成本过高还推升了产业的基础成本，抑制了制造业、服务业的持续发展。中央明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提倡租购并举、因城施策，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等举措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由区域性的对外开放转为全方位对外开放。前两次增长点的释放是由危机倒逼的，加入WTO是我国主动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和全球市场的重要举措。

　　加入WTO的重要意义在于融入了全球大市场，同时开放又倒逼进一步改革，与国际规则接轨。为融入全球市场，营造更加良好的投资和营商环境，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释放出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一是大幅降低关税水平。加入WTO之前，我国平均关税税率为15.3%，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和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盛行，我国关税率降低至7.5%，降幅高达50%，超过所有发展中大国，正在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工程机械、仪器仪表等机电设备平均税率由12.2%降至8.8%，纺织品、建材等商品平均税率由11.5%降至8.4%，纸制品等部分资源性商品及初级加工品平均税率由6.6%降至5.4%。对这部分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下调不仅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更是为了持续释放的关税政策红利，突出‘惠民生’导向。

　　二是大幅降低非关税壁垒。加入WTO之后，中国大幅降低了农产品出口的配额制度，将其转为关税配额。中国还大幅削减了出口补贴，逐步去除贸易商品的许可证控制。同时，我国持续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限制类和禁止类条目数量持续减少，2017年开始采取负面清单制度，2018年和2019年持续缩短负面清单，2020年发改委和商务部共同印发《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0年版）》，进一步扩大了鼓励外商投资范围，并重点鼓励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中西部地区优势产业，推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开门的国门越开越大。

　　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2001年以来，中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迅速增长，并于2019年达到344亿美元。2013-2017年，中国政府加强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修订包括《商标法》在内的10部相关法律，组织170多次专项行动，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在南京、苏州、武汉、西安等15个中级法院内设立专门审判机构，跨区域管辖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开展了针对侵害知识产权的多项专项整治行动，加大知识产权的违法成本，有效保护知识产权。

　　四是提高政策透明度。中国通过多种方式履行自身在WTO的透明度义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定期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英文版）。国务院法制机构定期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法规汇编》（中英文对照），商务部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文告》中定期发布贸易政策。此外，中国定期通报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措施和修订情况，截至2020年1月，中国提交的说明达上千份，涉及补贴政策，农业、技术法规、标准等诸多领域。

　　这些领域的改革，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市场化、法治化水平，点燃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引擎，中国的GDP总量排名从世界第六上升至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额持续两位数增长，2020年已达到4.64万亿美元，是2001年5096亿美元的9.1倍，居世界第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从2001年的468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1381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目的国。外汇储备从2001年底的2121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底的3.22万亿美元，是世界上外汇储备规模最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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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推动七大根本性改革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蔓延，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抬头，全球经济增速下行的中长期趋势不变，不确定性上升，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日益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中国应对的关键在于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们认为，国家的较量在于改革力度、制度优势和政策空间的较量。21世纪的世界必定是东方和中国的世界，时间于我有利。中国要做的是做好自己的事，在战略机遇期中保持相对稳定、安全的国内环境，调动地方政府、企业家、科学家思想界等各方面的积极性，要从改革、开放和创新三个方向寻找新动能，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中国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在全球的相对地位和话语权的提高水到渠成。

　　要通过改革开放激发出企业家、科学家、劳动者和地方政府等微观主体的活力和积极性，同时大力支持新产业新业态，真正将潜力和空间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事实证明，微观主体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会本能地根据宏观制度环境选择最有利的行为，少束缚，少限制，多给自由，多给支持，强监管严惩罚，市场主体和地方政府主体会自发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央政府要做的是顶层设计与尊重基层创造，以改革、创新和开放营造有利于微观主体创新、创富和发展的环境。第一是要通过改革，全面提升要素的市场化水平，建立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是要通过开放，提升我国经济对内对外的开放程度，强化竞争。第三是要通过创新，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安全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目前一系列不合理制度束缚了发展，如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部分领域的行政垄断等，知识产权保护、科技创新体制、财政税收等制度还不完善。要全面推动七大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是进一步完善城乡土地流转机制，激活农村土地市场入市，促进农民增收和提高消费，实现共同富裕。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和都市圈城市群建设，放开特大城市以外的户籍管制，推动农民工市民化，释放消费能力。

　　二是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从财政税收、社保、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制度等方面降低生育成本，建立起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生育成本的制度体系。人口事关供给、需求和创新活力，是最关键的生产要素。

　　三是改革资本市场制度，提高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占比，推动中小创新企业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四是进一步放开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的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活力。

　　五是放开医疗、养老、教育等服务业的市场准入。

　　六是改革科技创新体制，发挥科技举国攻关体制的优势和市场的力量，最关键的是激发企业家、思想界和科学家创新的积极性，才能促进中国产业链进一步升级和维护发展的安全性。若科技创新体制不改革，科技创新容易沦为重复劳动和劣币驱逐良币。

　　七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

　　上述七大根本性改革的逻辑关系是：前三项是从生产要素的角度解决当前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化水平不够、人口危机和支持创新的资金来源的问题；第四和第五项解决市场准入的问题；第六项是提高创新能力；第七项是把握经济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历史上看，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也曾面临与我国当前类似的问题，如高负债、产能过剩与低效率、国内市场保护等。但韩国通过90年代和2000年之后的两轮改革，全面提升了金融、企业、政府、劳动部门的效率，投资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全面推进，对外开放上升到新的高度，科技创新能力增强，一大批新兴产业快速成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势头增长，则在2028年前后，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再回世界之巅，全球政经格局和治理版图进入新的篇章。

　　（一）进一步完善城乡土地流动机制，激活农村土地市场，推动新型城镇化和都市圈城市群建设

　　当前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制约了土地要素的供给、农民增收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未来要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激活农村土地市场，促进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放开进城农民工的户籍限制、落实社保待遇，推动新型城镇化和都市圈城市群建设。

　　当前土地要素的主要问题体现在：

　　一是农村土地要素被制度限定在农村农业领域，产出效率低。农民和中小微企业因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等得不到创业经营的土地，导致资本难以下乡与土地结合，严重影响了农村领域的经济增长能力。

　　二是大量农村土地的价值未能真正体现，市场化流转程度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实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近年来，农村集体土地、农民宅基地入市取得积极进展，但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差距。土地是农民的重要资产，但由于缺乏市场机制，土地的价值无法得到有效度量，农民的部分消费需求，尤其是升级类消费需求也因此被抑制。此外，部分城市居民想要回归乡村生活，因为农村土地无法流通、小产权房不被认可等问题而难以实现，客观上加剧了纾解大城市病的难度。

　　三是进城农民工落户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难，阻碍了新型城镇化和都市圈城市群建设，抑制了大量消费需求。2019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但户籍城市化率仅为44.38%，表明大量农民工群体尽管已经在城市工作生活，但仍然未能真正落户。这部分人存在大量消费、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需求，对于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户籍的限制使得这些需求无法充分释放。2020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要求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加快发展重点城市群，大力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增强经济发展优势区域承载能力。进一步放宽户籍限制对于激发城市发展潜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有重要意义。以深化改革户籍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为路径，打破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不合理壁垒，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建议：

　　一是进一步完善土地制度改革，提升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水平，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应当划转统一入市，将农民手中的资产转为资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从而更好激发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受农村人口城镇化率提高等因素影响，我国目前存在大量闲置的宅基地。土地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8）》显示，全国“空心村”闲置宅基地的综合整治潜力约1.14亿亩，入市空间巨大。自然资源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底，全国试点范围内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已入市1万余宗，面积9万余亩，总价款约257亿元，按照这一数据反映的土地成交平均价格计算，仅宅基地整治这一项，在现行改革政策下，便能打开规模约32万亿元的巨量市场，按照当前5.78亿的农村人口规模计算，相当于农村居民每人增加财产性收入5.5万元。如果考虑其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城乡流转，这一规模还将进一步提升。这将大幅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投资需求，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是要解决进城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落户和社保问题，促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都市圈和城市群，发挥聚集和规模效应，整合人口流出城市的公共资源，合村并镇并县。城市群比小城镇模式更节约土地、更节约能源、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符合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大力实施人地挂钩，实现供求平衡。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市圈要加大建设用地供应，稳定大城市的房价，进而降低城市的产业成本，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降低生育成本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根据公安部数据，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003.5万，较2019年减少了175.5万人，降幅为14.9%。人口事关供给、需求和创新活力，是最关键的生产要素，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若不抓紧调整将严重影响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已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灰犀牛之一，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

　　国家在逐步开放生育政策的过程中也要看到政策执行背后的隐性障碍。出生率持续下行既有生育观念有关，也与生育成本有关。三胎政策作为迈向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的又一关键性步伐，其配套保障措施的执行力度和执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决定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房价的快速上涨、幼儿托管服务的不足、激烈的教育竞争和日益上涨的医疗支出大幅提升了家庭的抚养成本，压低了家庭的意愿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

　　应对生育率下滑的关键，是尽快从过度关注人口的负担转向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深化改革，全面放开生育；从财政税收、社保、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制度等方面降低生育成本，建立起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生育成本的制度体系。一是要大力发展托管服务，增加对托管服务的公共性支出，提高托管服务的可得性。二是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增加幼儿园的供给，加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三是在目前个税专项抵扣的基础上，扩大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支付规模和支付对象范围，对有孩和多孩家庭进行现金转移支付，对其抚养成本进行现金补贴，切实降低其抚养成本。并对低收入家庭的教育和健康行为建立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制度，引导其有效提高人力资本质量

　　（三）打造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

　　三十年来，中国资本市场逐步朝着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推进，在探索与创新中逐步成长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注册制等改革推出。但是，我国资本市场仍具有“新兴+转轨”的特征，存在部分问题：一是上市公司质量有待提高。根据北京大学张峥教授的测算，过去15年A股市场的全部上市公司的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经营活动产生的税后利润/企业的资本存量）仅为4%，反映出A股上市公司缺乏创造价值的能力。二是资本市场有序退出不足。截至2020年末，30年来A股退市的上市公司有133家，其中彻底退市的公司只有93家。三是基础制度建设和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制要进一步加强。四是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占比较小，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仍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为主。2020年中国直接融资规模占比仅为15.3%。从PE、VC投资规模看，私募通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PE、VC投资案例数为7559个项目，共1285.72亿美元；2020年美国PE、VC投资案例数为17563起，共8645．53亿美元，中国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

　　一是要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基础上拓宽多元退出渠道，发挥出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二是强化基础制度建设，加大执法等配套改革力度。三是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尤其是促进科技创新的作用，向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倾斜。科创企业的风险高，资产轻，传统的以抵押为基础的银行间接融资难以满足其需要，需要发挥资本市场尤其是股权融资的作用。

　　（四）进一步放开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的市场准入

　　凡是对内外充分开放、充分竞争的产业，都孕育出了强大的国内企业，并逐渐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形成竞争力，如家电。而垄断保护的产业，常常因为保护丧失了竞争力，如汽车。中国持续缩减负面清单，放开市场准入，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0年版）》与2018年版清单相比，事项数量由151项缩减至123项，缩减比例达到18%，与2016年试行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328个事项相比，缩减比例高达62%。但是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的行政垄断仍然广泛存在，对民营企业进入垄断性行业的扶植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存在部分先天性资源劣势。《反垄断法》限制了垄断行业的企业行为，但对彻底破除政府保护的行业垄断尚未出台相关规定。

　　要进一步放开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的竞争性业务，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支持民营企业以参股形式开展基础电信运营业务，以控股或参股形式开展配电售电业务。支持民营企业进入油气勘探开发，炼化和销售领域，建设原油、天然气、成品油储运和管道输送等基础设施。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原油进口、成品油出口。大幅放宽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领域市场准入，落实汽车、金融服务对外开放承诺。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功签署代表着我国将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对制造业、农业、林业、渔业、采矿业5个非服务业领域的投资作出较高水平开放承诺。清单的修订和协定的签署有利于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实现平等准入，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加快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

　　（五）开放医疗、养老、教育等现代服务业的市场准入

　　我国居民对旅游、教育文化娱乐、医疗、养老等需求强烈，仍将进一步提高。在居民收入上升以及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巨大市场优势将逐步释放。但是，当前的教育、医疗、文化等供给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是医疗方面，当前我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突出，优质医疗资源分布高度不均。2017年我国每千人口医生数量为2.01人，是OECD国家均值的58%，与德国的4.25人、法国的3.16人相比差距明显。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4.34张，也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4.67）。民营医院在事业编制、财政补贴等方面难以与公立医院平等竞争。公立医院掌握了事业编制、科研课题、学术地位和行政资源等多重垄断资源，民营和外资医疗机构即使进入市场，并且提供更为优厚的待遇，也无法获得与公立医院抗衡能力。医疗人才流失严重。2010年来我国医学院累计毕业人数达383万人，但新增医生人数仅106万人，医疗队伍人才流失严重。

　　二是养老方面，养老机构数量、专业服务人员不足。国内机构多以国企、央企为主，中小民营企业受制于多重监管、税收优惠力度不足、投资收益率偏低等因素进入动机较弱，从而导致国内养老产业的资本进入严重不足。养老服务体系相关政策法规落实到基层时需与规划、国土、消防等多部门协商，民企在实践中往往面临土地获得困难的问题。一些地区对于养老产业的补贴主要集中于建设补贴，而不对后续运营补贴，阻碍了民企发展养老产业的动力。截至2019年底，中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总数为19.6万个，各类养老床位761.4万张，平均23位65岁及以上老年人拥有1张床位，机构养老床位拥有率仅为4%左右。养老服务专业管理人的匮乏严重制约着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我国养老机构人员从业者不到100万，持证上岗的人数不足2万。

　　三是教育方面，学前教育供需失衡现象严重，托幼、学前教育需求快速增长，但优质托幼和学前教育机构仍然缺乏。公办学校的教育体制和办学理念存在顽疾，“减负”政策并不会改变受教育群体巨大基数与有限的优质升学机会总量之间的矛盾，减负的结果是人力资本投资差距持续扩大。民办教育作为对公办教育的补充，现阶段的发展仍然受到多方面的管制。在线教育发展势头强劲，机遇与挑战并存。2019年全国在园幼儿4713.88万人，幼儿园教职工491.57万人，其中专任教师276.31万人，幼儿园专任教师与幼儿比1∶17.06；教职工与幼儿比平均1∶9.6，教保人员缺口较大，县镇农村幼儿园尤甚，大多数农村幼儿园甚至很少配备专职的保育员和医务人员，保教质量十分低下。

　　四是文化方面，居民日益青睐以深度、沉浸式等为特点的新型旅游体验，传统供给难以满足需求。

　　基于此，有必要通过改革放开市场准入，强化土地、财税等配套政策，鼓励民企进入并平等参与竞争，提高市场供给能力；但是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涉及生命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有必要再放开准入的同时强化监管。

　　一是坚定公立医院在卫生医疗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发挥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的同时，放开对民企的市场准入，平衡公立和民营医疗机构的资源分布；打破限制人才流动的体制枷锁，建立更加开放的医学人才流动机制。

　　二是政府部门在引导国企参与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同时，进一步开放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有效落实政策扶植。将民营机构养老建设用地划到医卫慈善用地范畴，从源头上解决养老机构基础设施供应，鼓励民办非营利性、营利性养老机构和政府举办的公益性养老机构共同发展，降低养老机构基础成本。针对养老服务管理人才困境问题，从国家层面推进养老服务人才定向培养，针对高等医学专科院校制定出系列激励政策，设置康养、老年护理专业和定向委培生，进一步打通养老产业扶植政策的“堵点”。养老产业的发展需要通过“养老+商业”有机结合，特别注重与健康医疗产业和保险两大服务体系的有机结合以及5G智慧养老、适老化改造、老年用品和老年文化娱乐等细分领域的发展。作为与养老产业匹配度最高的产业，当前商业保险的覆盖度仍处较低水平，提升保险公司服务在养老产业方面的覆盖度，为险资进入养老产业创造政策条件将有助于帮助保险行业与养老产业实现深度融合，成为未来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是集中精力解决学前教育资源不足以及优质资源稀缺的问题；强化农村和中西部教师队伍建设，大幅提高待遇水平，避免空心化；加快推进“教育+互联网”发展模式，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促进教育公平；进一步放开民企的市场准入，在整顿规范民营教育机构和资本过度逐利的现象时，避免“一刀切”重回管制方向。

　　第一，要缓解我国基础教育的资源困境，一方面要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农村基础教育建设要从以往主要投给“物”，转向更多关注人。另一方面，逐步开放教育资源，利用数字化平台实现数字资源共享、教师资源共享和环境资源共享，巩固线上教学成果，进一步做好线上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工作。

　　第二，民办教育作为对公办教育的重要补充在缓解教育资源紧张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对基础教育准入的放开应体现在民办教育的逐步有序放开上，同时要加强监管。2019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9.15万所，比上年增加8，052所，占全国比重36.13%。针对民办教育近几年飞速发展带来的一些问题，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限制民办学校的过度营利性、资本化。虽然当前政策对过度资本化的遏制不意味着遏制民办教育，但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对民办教育的监管问题形成了一定制约。借“整顿”、“规范”的名义，让民办教育退出历史舞台的信号在部分地区已出现。给民办学校在招收学生、收取学费等问题上充分的自主权；建立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教师流动的机制等。尤其是在发展民办教育过程中政府曾经承诺的各种优惠条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第三，重视在线教育行业在新时代的教育中所发挥的重要角色。2020年是教育行业的变革之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国家推出“停课不停学”的政策，加速了在线教育行业的渗透率。2020年在线教育行业市场规模同比增长35.5%至2573亿元，整体线上化率23-25%，根据艾瑞咨询预计，2022年在线教育行业市场规模将达3782亿元。“在线教育”作为突破时空限制的特性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方式，把教育资源输出到更广阔的区域。但在线教育行业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发展中的阵痛”，某些在线教育机构网课侵权、恶意收集信息现象时有发生，有些在线教育机构平台管理不到位，导致向学生推送导向不良和低俗信息的事件，以上现象对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涉嫌侵犯用户隐私，也有违知识产权保护。就此，有关部门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整顿举措，推动行业法治化建设。随着行业集中化、政府监管与引导更加系统化，在线教育的良性发展态势正在形成，对于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在线教育，我们建议加强市场准入，提高行业壁垒及规范性，制定在线课外教育机构准入规范，要求在线教育机构向省级主管机构申请办学许可等做法来规范在线教育发展。

　　（六）提高原创科技实力，抢占全球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

　　科技创新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之一。近年来人工智能、5G、芯片、大数据等领域的创新速度呈现加快的态势。当前，我国可在政府采购、产业政策、人才培养、财政税收优惠等角度继续推进制造业升级，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

　　科技创新的关键的激发企业家和科学家的创新动力，要改革体制机制解决创新主体动力和活力不足问题。一是提高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实现创新成果收益由单位和个人共享。破除科研单位设置工资总额限制，将科研项目经费中按照一定比例列支工资支出。当前财政科技项目经费除少量用于绩效支出的间接费用外，不能用于支付科研人员的工资，因此多数科研人员工资水平较低，主观积极性受到限制。二是为科研人员减负，政府应当专注服务。科研经费的申请报销手续、科技计划检查等繁杂的手续压缩了科研人员的科研时间和积极性。三是改革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现阶段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依然存在着“一刀切”的状况，对人才评价有“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不良倾向，没有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要推进科技人才评价制度改革就需要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激励机制，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既要看数量指标，更加强调质量指标。四是要充分发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通过财税、融资等方式予以支持。

　　（七）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新基建引领新经济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引领的数字经济发展正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确定性方向。疫情防控加速推动个体、企业和政府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在疫情防控大考中，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反映出我国在信息化数字化等方面的支撑不足，疫后国民经济全面恢复更需要以新基建为引领，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为起点。关键要实现数字技术融入新兴产业，以数字经济发展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未来2-3年是5G产业经济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数字化需求的不断提升，将有效促进数字经济规模发展。

　　目前，我国制造业的数字化程度比服务业的数字化程度要高，产业链数字化融合程度正加速提升。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和在线新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也要依赖于政府的制度供给，尤其要注重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新基建提速为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数字动力”。疫后产业升级重在技术升级，以数字技术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之提供数字装备。新基建不仅为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涉及数字经济的新兴产业提供基础设施，也为数字技术融合国民经济各产业提供了基础条件。面对国内外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以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发展为经济转型升级主要方向，为在国际经济竞争、科技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提供新的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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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