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周汉民:治理互联网平台垄断 推动《反垄断法》修改

　　原标题：两会|全国政协常委周汉民：治理互联网平台垄断 推动《反垄断法》修改

　　本报记者 郭阳琛 石英婧 上海报道

　　过去的一年，中国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新机遇、新亮点、新动能不断呈现，以5G网络、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不断加快。

　　新基建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基础设施，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头部的互联网公司纷纷投身到新基建大潮中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与此同时，互联网公司不但进军餐饮外卖、在线出行等民生相关领域，还渗透金融、科技等关键行业领域，各种平台垄断现象愈演愈烈。

　　3月9日，《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周汉民聚焦新基建和互联网垄断，在今年两会期间，带来《治理互联网平台垄断 规范市场秩序》《重视“新基建”对就业岗位影响 把稳就业放在突出位置》等多份提案。

　　提升反垄断监管能级

　　互联网“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一些头部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往往都在50%以上。

　　周汉民表示，根据《反垄断法》，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均可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作为在疫情冲击之下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国平台经济走在了全球前列，由此，反垄断监管也要提升能级，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周汉民指出，加强监管和反垄断对规范市场行为非常重要，平台无序扩张会造成系统性垄断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社会治理风险等严重后果。

　　为此，周汉民提出以下三条建议。

　　第一，注重法治先行，推动《反垄断法》的修改。在周汉民看来，应从保护中小企业、个体消费者和鼓励创新的角度出发，重视对互联网平台公司的系统性垄断研究，推动《反垄断法》的修订，重点增加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监管内容，提高平台头部企业垄断行业的处罚力度，并随着反垄断执法经验的积累，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

　　同时，要对一些引起广泛关注的典型案例开展反垄断调查，引导良性竞争。拆分互联网巨头虽然并不能轻易执行，但确实能对遏制垄断倾向形成威慑。建立互联网创新和行业监测研究体系，对互联网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情况和风险进行监测、跟踪和评估，对于可能导致垄断的行为，进行预判和风险提示。

　　“尽管目前比较突出的是互联网巨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无序扩张问题，但要注意增加反垄断调查的国企样本，做到‘三个平等’。”周汉民说。

　　第二，加强数据治理，加大公益数据保护力度。周汉民认为，在大数据权属确定及行为规制、调整个人信息保护、大数据的运用及数据规制方面，完善相关制度。可借鉴2016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近期发布的《数字市场法案》（草案）等新监管措施，以数据安全、个人信息风险防控为重点，完善数据交易规则，依照不同业务模式，在数据收集和使用方面，制订合同范本和法律风险防范指引，建立数据追溯和共享机制。

　　此外，为防数据滥用，必要时制定专门法规，可对数字资产进行征税。对于公共数据，网络平台有义务向政府开放共享数据，满足政府监管、公共服务等公益性数据需求。

　　第三，净化网络信息，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将互联网治理工作纳入到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中。弘扬正能量，让民众享有知情权；对互联网平台引导舆论、自媒体散布谣言、非法公关网站控评等行为，明确监管主体和处置权限。互联网要成为凝聚共识、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团结各方力量共襄民族复兴伟业。

　　发展新基建就业优先

　　“就业不仅关乎民生，同样关乎人民的尊严，‘新基建’旨在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既要体现数字经济特征，也要注重就业优先。”周汉民说。

　　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13个省市区发布了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其中8个省份公布了计划总投资额，新基建项目达33.83万亿元。但周汉民认为，在契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同时，也要关注其对经济结构带来的挑战，尤其是就业方面的挑战。

　　周汉民告诉记者，“新基建”项目创造的就业岗位往往具有“三高”特性，即技术含量高、准备门槛高以及不可替代性高，主要拉动高学历的新型技术人才的就业，对服务行业、建筑行业等低学历、低端劳动力就业的贡献率低。反之，被其挤出的就业岗位则呈现“三低”特征，即技术含量低、准备门槛低以及不可替代性低，其与因疫情造成的失业劳动力具有高度吻合性。

　　对此，周汉民建议，加大政策引导，将“创造就业岗位能力”纳入“新基建”的主要审核指标。审批“新基建”项目时，应对项目预期进行综合考量，研究对基础就业的拉动和挤出影响，把创造就业岗位能力纳入重点指标进行考核。

　　“新基建”涵盖广泛，要设置合理的考核标准。以5G基站建设为例，根据中银研究院测算，2020年5G基站及相关设备投资约为2500亿~3000亿元，即每投入3000亿元，能为社会创造约54万个就业机会。在周汉民看来，应参考上述标准，将“新基建”项目审批门槛设置为20万个就业岗位/千亿元投入左右。

　　同时，应以差异化突出政策导向，对在稳定就业、创造就业岗位方面有显著帮助的“新基建”项目进一步加强扶持力度。

　　“‘新基建’是我国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途径，是未来发展的引擎、动力和方向，许多新业态会由此产生，更多企业会破土而出。”周汉民认为，有关部门要引导好、保护好，支持新模式、新业态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进一步深入基层，深入调研，深入了解这些企业的需求并帮助其解决实际问题，形成更多的就业岗位。

　　此外，还要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受影响人群的就业能力。数字化发展是大势所趋，要针对受影响群体做好充足预案，提前做好培训和就业方面的安排。

　　“新基建”主要涉及到通信、电力、交通、数字等多个社会民生重点行业，对于人才既有专业技能的要求，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

　　周汉民建议，对重点人群开展以“新基建”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行业技能的大规模培训，包括中低端劳动力、失业人群以及职校、技校学生等，除了实操技能，还要拓展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方面的知识和技术，适应未来的岗位需求，提高就业的本领和底气。

　　（编辑：石英婧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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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