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不能否定索洛模型巨大贡献但需要考虑中国研究中的可否适用_新浪财经

　　转自：天勇谈经济　　

　　2023年，一是笔者《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学—增长解释与未来展望》由格致、上海三联和上海人民三家出版社收入其当代经济学文库并联合出版。二是8月初到12月20日，笔者主持，有东北财经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北京科技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安徽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北京其他单位的教研人员和硕博研究生等参与工作，完成了中国二元体制国民经济仿真系统第二次“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大型全面试算。就此二事，笔者写了9000字的一篇文章，分五篇短文，朋友们新年快乐，期间每天发出一文，与大家分享。今天刊出之二。

　　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本科经济学基础课学习的是政治经济学。大学毕业留校后，80年代中后期才读了现代经济学经济增长有关索洛模型的文字内容，特别是导师汪祥春教授讲授宏微观经济学时，才听了有关经济增长理论的讲授和解释。坦率地说，笔者在这之后也没有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的学术研究，对索洛增长模型的理解，可以说是半生不熟。

　　2016年，笔者从人口、迁移和土地体制安排及变化原因，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其后也想琢磨怎么还能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支撑住，并尽可能地加快一些。从2018年开始，先是看了一些用索洛模型预测未来增长的文献，感觉一个缺陷是分析计算中国经济的论文内容与后面提出的有关体制改革建议之间，没有直接和针对性的关系。后来看了国内学界一些据索洛模型研究的结论和对策，对中国未来全要素生产率（下称TFP）增长较为乐观并有信心。其学术上主要是从“索洛残差”部分找出路，提出的建议主攻方向是提高TFP，这样中国经济的未来中，TFP可贡献3%以上的经济增长动能。最初我也深为然。当然，这样的分析意味着不主攻改革，10到15年时间中，中国的GDP产出也可以翻一番多。乐见其成的是，广义技术进步若再加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未来会更加乐观。

　　后来就去看这方面不同研究机构和学者计算的各国TFP增长的数据及其变动趋势，特别是看到琼斯研发人员投入与TFP增长之间并不相向变动的质疑性实证研究，以及菲斯佩奇TFP增长平缓变动趋势的评论文献，隐隐感觉中国未来TFP3%以上增长的概率可能很小。于是，2018年写了一篇“索洛模型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的困境和改进思路”的论文。当然，今天看来，深层的困境在哪，究竟怎么改进，还很不成熟，论述也并不清晰，但提出了一个方向性的思路。

　　在这几年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笔者可以说是边学习、边思考、边领会索洛模型对现代经济学理创新和实践应用的重要意义。索洛增长模型，确实是对现代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巨大贡献。我自己积累了这样一些体会：（1）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动态化计算。可以根据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系数，根据劳动力和资本的增长，计算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2）提出索洛增长残差。一国支出法和收入法核算的GDP，比生产法的行业增加值总计时多时少，统计上称之为残差或者余值。在索洛模型核算经济历史增长时，单纯以产出系数乘以要素投入增长的GDP增长，在教育知识进展、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的场景中，往往比统计生产分配支出法平衡的GDP增长多出来一部分“残差”，将其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3）建立了新古典主义的对数增长函数。古典生产函数，表达劳动、土地和资本三要素投入，工资、利润和地租是各自的产出，计算加总就是一国当年的GDP。之所以称之为新古典主义索洛增长模型的原因之一是其剔除了土地要素变量。理由：一是一国土地绝大部分用于农业，而动态看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例越来越低和微乎其微；二是一个开发成熟国家的土地供应是一个固定的供给量，几乎不再增长，在模型中是一条垂直线，虽然有投入产出作用，但对GDP的增长部分没有贡献。（4）索洛构建了市场经济场景价格变动调节资源优化配置的GDP增长模型。劳动力乘以工资价格为劳动投入的增加值，资本乘以利润价格为资本投入的增加值，各要素价格变动的调节，使劳动和资本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优化配置，使产出最大化。这些都是索洛模型常识性的道理，但是将其在脑海里悟出一个描述经济运行和增长及其场景的画面来，也是一次很有意思的加深学习。

　　特别强调的是，索洛模型仿真经济运行和增长假定的前提条件是，场景为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体制，不存在对人口、货币、商品、劳动力、资本、土地、债务、投资、消费、出口、收入、支出等等不同分类实体变量流动的行政不当干预，保护竞争和反市场垄断；国家制定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和法律，保护产权，维护竞争秩序，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民生福利，主要解决市场失效问题。

　　进一步强调的是，索洛增长模型适应的场景是市场经济，不存在一部分要素资产可交易有价格，而另一部分要素资源不可交易而无价格的二元状态。因此，索洛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时的两个关键性缺憾是：（1）无法刻画和表达无市场和无价格部分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产出状况。中国许多土地和房屋到现在也不允许交易和没有价格，特别是过去划拨的土地因无价格并没有计入资本。新古典主义对数式索洛模型在中国的第一个不适应性，是价格机制并不能起调节其优化配置并与劳动资本优化组合的作用，甚至划拨入国有企业的4000万亩建设用地，无法表达出其使用低效率的产出损失。（2）体制改革毫无疑问地解放了生产力，但索洛模型并不存在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内生的数理逻辑关系。中国是一个特长周期渐近转轨的二元体制国家，计划与市场并存，体制改革无疑释放增长潜能，但索洛模型本身为流动实体变量的逻辑组合，其中并没有体制安排和变化这种非流动实体变量，因而无法表达和刻画若改变这种体制，可以优化配置资源和加速经济增长的机理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