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 新浪财经讯 11月3日消息，第二届钱塘江论坛于11月2日至4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召开，本届论坛以“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主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出席主场峰会三“新经济峰会”并演讲。 乔依德表示，金融科技除了提高效益、创造新业务，它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带来了新的挑战。最明显的是P2P，大家知道跑路跑得很多。因为有了新的科技，有了洗钱、违法、欺骗手段更加隐蔽，它的负面影响涉及面比以往广得多，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另外，个人隐私更容易被泄露，造成负面影响。现有的监管体系跟手段，对此还不能适应，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乔依德在演讲中提到，金融科技对改变我们的金融生态、改变金融机构的功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里面还是要强调最后一点：它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金融的本质是什么？金融就是根据不同实体的不同需求，将资源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进行有效的配置。因为不同的实体，包括企业，包括个人，有的是有充裕的资金，他现在不用，有的是需要资金，金融就起了这个作用，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有效的配置。无论金融科技怎么发展，金融的本质是不应该忘记的。 以下为演讲实录： 乔依德：各位来宾，下午好！ 非常感谢大会邀请我来参加，特别是感谢钱塘江金融研究院峰会的主办方邀请我来做一个发言。 我在准备发言的时候，看到钱塘江论坛有一个宗旨，九个字：“新金融、新科技、新经济”，我认为这个宗旨提炼得非常好，既有前瞻性，同时抓住了经济面临转折的基本特征。 我们一般理解“新金融”，从一个实用的狭义的角度来理解，上午我们也谈了很多，我想从更广阔的背景下谈新金融是怎么发生的，主要先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这十年当中全球金融格局有哪些变化，然后再具体谈金融科技。 我们进行了梳理，我们认为全球金融格局有七个重大的变化，我用“七个前所未有”表述：第一，各国中央银行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增大了，现在跟十年以前相比，大部分发达国家进行了QE，也有人说中央银行从一个最后贷款人变成了最后交易商，它发了大量的货币。另外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也知道对每一个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够的，还要对系统进行监管，所以金融危机以后提出了“宏观审慎”的概念，中央银行在这当中起了主要作用。像我们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人民银行以前完全不涉及监管，现在也或多或少涉及到监管，因为你要真正成为最后贷款人，你对下面的金融实体要有所了解。我认为这是中央银行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增大了；第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前所未有显著化和复杂化。以往也有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影响到其他国家，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大，当然美联储表示要加息缩表，全球资金都向美国涌过去，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第三，在危机以后，各个国家将金融监管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里面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每一个国家对自己的金融监管都加强了；二是在国际上，监管的协同加强了。全球也提出要全球金融安全网，包括四个方面：（1）外汇储备；（2）双边货币互换；（3）区域金融安全；（4）IMF作为核心的领导全球的金融安全；第四，全球债务杠杆率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在全球平均金融杠杆率，2017年达到24%，是全球债务跟全球的GDP相比，已经大大超过在金融危机以前2008年的231。其中发展中国家债务上升得很快，还有非金融机构的企业债上升得比较快，我们国家的债务上升得也是很快；第五，全球跨境资本的流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变化上，总量在减少，但是它的结构变化了，发达国家资金的跨境流进流出减少，而发展中国家增加了。跨境资本的总类当中有变化，直接投资增加了，债券投资和银行贷款下降了；第六，新型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地位包括话语权、外汇储备的增加、金融交易额、新兴经济体的地位都增加了；第六，各种新的科技对金融行业的推进作用，对金融生态和功能的影响前所未有。 上面这七个重大的变化，我觉得其本质深刻地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的一种应对，为什么央行作用大了？因为它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第二，全球的金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向中国过去几年，每年对全球GDP的增长差不多贡献了三分之一，其他的新兴国家加在一起，差不多超过50%；第三，新兴科技的高速发展，这个重大的变化已经还将继续对全球经济、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新金融或者说金融科技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上个月在印度尼西亚巴黎岛召开了201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在这个年会上，世界银行和IMF启动了金融科技巴黎倡议，印度尼西亚总统也参加了倡议仪式，四行行长都参加了。倡议的名称就叫“成功抓住金融科技的机会”，它的出发点就是帮助成员国抓住迅猛发展的金融科技机会，同时防止潜在的风险。倡议包括12条政策建议，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具体讲，我讲几条印象比较深的：第一，倡议充分肯定了金融科技的积极作用，包括普惠金融，包括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我想强调一下这一点，虽然以往好几年大家谈“金融科技”谈得很多，但这一次是全球两个最高的、最有权威性国际经济组织提出了这样的倡议，而且在会议上通过，把“金融科技”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倡议提出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宽带、移动数据服务、数据存储、支付和清算服务；第三，倡议希望要加强竞争，形成一个公开、自由、非垄断的市场，决策者应注意市场集中的风险，应该培育关键基础设施的标准化、互用性及使用的公平投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加强竞争，要防止垄断；第四，倡议认为要修改我们现在的金融监管的框架，对于新的机构、产品、活动产生了新的问题，原有的监管框架应该进行必要的调整；最后一点，鼓励国际合作和信息共享。 我觉得这12条，国内宣传的好像还不是很多，但是央行《申明》当中也提到金融科技巴黎倡议。巴黎倡议提出“金融科技”，以后也会成为G20专门研究的内容，在G20下面有很多工作小组，比如对跨境资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现在金融科技也作为G20一个专门研究小组的内容。 下面我将具体谈一下金融科技是如何影响金融生态和功能。 今天上午蚂蚁金服的董事长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演讲，详细阐释了蚂蚁金服服务实体经济、对技术创新支持、对农业的支持，我想从横向的金融行业的功能角度来看看金融科技能发挥什么作用。 第一，在不改变现有金融生态和经营模式的情况下，金融科技改善或影响了各个具体行业的现状。这是从横面上讲的，大的金融形态不改变，但由于金融科技的内容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金融机构提高经营效率，有于互联网，前台、后台，金融机构都提高了效率，降低成本，客户可以自己网上购买保险产品、进行理赔，今天上午也讲了证券买卖，降低了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另外是提高了风险管理的水平，有于大数据、人工智能采集了大量数据，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找出风险点；另外，使得客户能获得更便捷、更高质量的服务。比如说犹豫人脸识别，使得客户的远程开户成为可能，对客户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第二，创造了新的业务，全新的金融生态。比如说P2P，绕过了以往的传统的金融中介，建立了一个开放式的借贷平台。另外，以往没有移动支付，有于我们的科技。另外是新型的宽景支付，因为现在跨境支付都是要通过Swst（音），用区块链可以绕过它，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复杂的问题，如果你用美元，还是不行，你必须要到美国进行清算，还是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业务金融生态，我不知道阿里巴巴有没有人在这里，我有一个建议，除了商业上的应用，还可以做政策上的探索，比如说现在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比较头痛的跨境资本很难管理，你能不能采用区块链，对跨境资本进行管理，这是造福于各个中央银行的。再比如说SDR，中国2016年年底加入STR，但是现在的STR应用很困难，能不能用区块链推动STR跨境支付、跨境应用？这都是可以探讨的。 第三，新的科技正在摸索之中，前景还不能确定，最明显的就是比特币或者是数字货币，搞了很多，很起劲，但前景到底怎么样？我认为还是很难说。在这次巴黎会议上，现在中央银行大家可能不注意这件事情，他们现在已经提出了以后不称为数字货币或者加密货币，而称为数字资产和加密资产。我查了央行的新闻稿，它现在就是说加密资产，不用加密货币，原因是什么？为了避免误解，我们现在一般说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但现在说的比特币等等都不是政府的信用债，包括现在美国做的稳定币，就是一个货币跟美元挂钩计价，包括跟人民币计价，这都不能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货币。所以这一点，提请大家注意。 第四，金融科技除了提高效益、创造新业务，它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带来了新的挑战。最明显的是P2P，大家知道跑路跑得很多。因为有了新的科技，有了洗钱、违法、欺骗手段更加隐蔽，它的负面影响涉及面比以往广得多，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另外，个人隐私更容易被泄露，造成负面影响。现有的监管体系跟手段，对此还不能适应，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总而言之，金融科技对改变我们的金融生态、改变金融机构的功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里面我还是要强调最后一点：它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我的理解是金融就是根据不同实体的不同需求，将资源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进行有效的配置。因为不同的实体，包括企业，包括个人，有的是有充裕的资金，他现在不用，有的是需要资金，金融就起了这个作用，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有效的配置。无论金融科技怎么发展，金融的本质是不应该忘记的。 最后，我再谈一下金融科技应该如何助推大湾区的建设。 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是心有余悸的，因为每到一个地方，别人说要对当地的发展提什么意见，我总是比较害怕，怕讲不好。主办方也希望我能讲一点，我说恭敬不如从命，我想从外面的角度提一些思路，但实际上我一直觉得当地人最有发言权。因为我上午到的比较晚，我听了你们书记讲的后半段，他讲了很多，讲得很好，有很多很好的想法。 下面我简单从开拓思路的角度，提一些想法： 第一，杭州提出了一个口号，要成为数字经济第一城，我看报纸准备发言稿的时候，我说雄心很大，也很好。所以我认为要提高对于发展金融科技、数字经济重要性的认识，要从我们国家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来认识，同时要从国际环境变化的高度来认识。 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在制定规则的时候，要注意国际上的动态，你不要自己搞一套，以后你自己再走出去就会很困难，特别是对于隐私权，可能我们以往的重视还不够。你在国内，也许马马虎虎，如果你走出去，问题就比较大。我觉得“走出去”很重要，这是我们从旧动能转变为新动能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我今天早上刚回来，前几天在摩洛哥开会，我们了解下来，中国现在“走出去”还存在很多问题，烂尾工程也很多，而且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制造业，缺少核心技术、核心的关键的东西，我们只能跟着别人走。同时，法国一个汽车跟摩洛哥签约，他的总裁也在会议上讲我们不知道汽车零件，汽车零件都让别人造，我们有技术能把各种零件装配起来，我们知道汽车应该是怎样的。我想想我们国家现在就缺这一点，你搞零部件可以，现在真的除了吉利通过收购以外，其他汽车行业传统工业真正“走出去”能带动上下游的，几乎没有。但我们现在搞金融科技，搞数字经济，我们现在的差距跟国外还不是很大，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我们应该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 第二，大湾区的建设要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当中去。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我理解现在国家主要有三个重点：一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二是京津冀，三是长三角一体化。当然，杭州湾区怎么主动融入？我认为还是很重要。我看材料当中也讲到嘉兴G60，我在上海看到松江G60，我想是一回事，一条公路。今天上午美国科学院院士讲到波士顿周围有128公路，128公路做得也不错，周围有很多大学，向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所以我认为杭州湾的建设，还是要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第三，做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想到一件事情，五六年以前杭州市长到外面去，别人就问杭州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能够培养出阿里巴巴，我印象很深，他就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创造好的经商环境，它自己就起来了。他的话，我一直记到现在，我想政府的职能并不是一定要投资、要注资很多东西，要创造好的经营的环境，我想浙江这方面是走在前面的。另外，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的关系，不多说，大家议论很多。这里面我提到一个事情，上星期我看到深圳市前副市长张世平（音）一篇文章，讲深圳是怎么发展的，他是这样说的“民营企业要发挥主体作用，国有企业发挥基础作用”。我当时一看，很出挑，他把民营企业作为新经济的主体。但是前两天总书记接近民营企业座谈会当中有一句话，他说民营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这个话跟张世平的距离也不是很大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创新会带来巨大的成功，也有巨大的风险，它跟个人、企业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民营企业去做，你能知道风险在哪里。强调这一点，我认为很对，今天上午美国院士也讲了，我看了图表，也说明民营企业在数字经济当中要发挥重要的作用，或者用总书记的话就是重要主体作用，前深圳市副市长提出了主体作用，当然意思是一样的。 最后，我提一个建议，关于人才培养。上午也讲了很多，我就提到几个注重：第一，注重以项目带动。你有项目，人家就会来，你没项目，来了也没用。我也访问过搞金融的，很头痛，要做一个新的业务，它要审批，请人家来，工资都是几百万、上百万，坐等申请，等了一年两年，还不知道是否能批下来。所以一定要用项目落实来带动人；第二，注重领军人物。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的领军人物是非常关键的；第三，注重自己培养与外部引进相结合。 最后我再回到钱塘江论坛的主旨“新金融、新科技、新经济”，我归纳一下，“新金融”是一个切入点，“新科技”是一个支撑，为什么新金融可以成为切入点？我认为这跟金融的形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金融交易量大，创造大量的数据，金融又是流动的，这对我们新的科技、移动支付都带来了很多应用前景。最后的结果？由于新金融、新科技，带动整个新经济的发展。我相信如果抓住这样的主旨，大杭州湾在数字经济上一定能够得到迅猛的发展。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详情]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 新浪财经讯 11月3日消息，第二届钱塘江论坛于11月2日至4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召开，本届论坛以“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主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出席主场峰会三"新经济峰会"并演讲。 杨凯生表示，要真正解决好人们现在常常反映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研究和分析清楚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融资行为的特点及问题。对这些特点和问题，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对银行信贷和债务融资的依赖是过度的。我国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债务性融资太多，而资本的投入不充分、补充不及时。 杨凯生在演讲中提到，一，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债务融资、贷款借钱都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但无论什么企业都不能完全靠无本经营、少本经营，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负债水平必须合理。二，银行和金融机构一定要努力改进金融服务，不断提升服务效率，积极为各类企业，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因为只有经济好了，只有企业好了，银行才能好，金融才能好。三，企业资本金的补充机制的完善寄希望于下一步改革的深化，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杨凯生： 今天想谈谈应该怎样看待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怎么样为经济金融的长期稳健运行构建更坚实的基础？ 关于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大家感到经济下行的压力不小，一些企业经营遇到了困难。特别是最近我国的股市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和下滑，金融风险也有所暴露，加之中美贸易战的前景尚难预料，所以都有点担心。首先，我认为有忧患意识是好事，在当前经济运行的内外部环境中，确实有不少不确定因素，不能盲目乐观，粗枝大叶。其次。我也觉得还是要冷静的看形势，全面的分析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找准问题。找准对策。 三天前（10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研究了当前的经济形势，部署了当前经济工作。两天前（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又主持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听取和了解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也就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情况和意见建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都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做了分析。总的一是肯定了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是平稳的，是稳中有进的，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物价基本稳定，制造业投资在回升，进出口仍在较快增长，秋粮丰收，新增就业已完成全年目标，居民收入也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这是好的一面。二是也指出了当前经济运行遇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这就是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政治局会议和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都明确指出这些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是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等各种矛盾和问题碰头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对这些问题一一的作出了深入分析，并且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和要求。我感到我们作为从事经济金融理论研究的也好，还是从事企业经营、经济实务管理的也好，都应按照中央的精神和总书记的要求，对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比如说其长期因素是什么？短期因素是什么？内部因素是什么？外部因素是什么？客观因素是什么？主观因素是什么？要真正下功夫分析深分析透。如果说长期因素、外部因素、客观因素，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一时还有点难以完全解决和消除的话，那么对形成这些问题的主观因素、内部因素、短期因素，就应该下功夫通过认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把它们找准，把解决它们的办法和路径找对。只有这样，今后才能尽可能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才能避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例如目前金融市场出现的风险问题之一，就是一些上市企业股东股权质押融资后不能到期偿本还息了，这不仅带来了银行等债权人的风险，也还会造成或可能造成企业股权的转移，一些企业家打拼多年办起来的企业可能会因此失去。还有一些企业发行的债券出现了违约现象，投资人面临着损失。同时，在这些融资活动中，一些债权人还相互提供担保，链条式的提供担保，这也使得当一个企业出现偿债困难时就连累了其他企业，等等。这些风险的表现形式也许是多种多样的，但都和企业的借贷行为、融资活动有关系。要防范和处置好我国金融运行中的这些风险，就要研究和分析清楚我国企业融资行为的特点及问题。要真正解决好人们现在常常反映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需要研究和分析清楚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融资行为的特点及问题。对这些特点和问题，固然可以从多方面来探究，但我一直认为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对银行信贷和债务融资的依赖是过度的。毫无疑问一个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企业，一个企业无论是规模大的还是中小型的，要经营特别是要发展，是需要资金支撑的，这些资金可以是企业所有者（股东、老板）的资本投入，也可以是从银行等其他人那里借来的债务性融资。我国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债务性融资太多，而资本的投入不充分、补充不及时。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上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流动资金的需要主要依靠财政拨款，而带来的国有企业资金吃国家大锅饭、效率不高的问题，实施了“拨改贷”的改革，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发展所需要的各类资金改为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来解决。这对明确资金使用责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从那时开始，国有企业的资本补充的渠道变窄了。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现的大批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生活中十分具有生机和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得十分迅速，规模也越来越大，但其中的不少企业办起来之后，在发展过程中，股东老板的资本的补充也是缺乏的，不够的。因此可以说，我国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这些年来的生产经营和发展扩大，主要依靠的是债务融资所提供的资金支撑，这带来的问题就是企业的杠杆率、负债率的不断攀升，就是企业的财务成本不断的增加，就是一旦市场出现波动，企业的偿本付息能力就必然下降，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就随之下降，金融风险也就随之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与这一点，也就是与企业资本金的短缺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要总结经验，要汲取教训，要想明白目前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缺的究竟是资本还是资金？如果要把企业办好，要让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那主要靠借钱，靠债务融资，靠高杠杆行不行？现在有些企业遇到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我们除了要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改善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效率来促进解决之外，是否还需要从另一个层面，也就是从企业的资本管理角度来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已经从管人、管事、管资产进入了以管资本为主的一个新阶段，这是很正确的改革取向。建议在管资本的内容中下一步要更加细化对有关国有企业财务约束的办法。要进一步明确这不仅仅是对企业经营管理层的约束，也是对企业所有者的约束，因为要真正把我们需要持有的国有企业做优做强做大，就必须有资本责任意识，就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定期不定期的向这些企业注入资本，要把这作为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来研究、来推进。 民营企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要深入领会总书记3月1日讲话中所指出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一部分民营企业经营比较粗放，热衷于铺摊子、上规模，负债过高”的问题，要主动约束自身的负债水平，要让自己企业的资本金、净资产与企业的规模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只有这样企业对市场波动，对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才能提高，企业经营发展的自主能力才能提高，企业产权、企业家财富的安全性才能提高。 总之，我今天想和大家交流的看法就是，一，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债务融资、贷款借钱都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但无论什么企业都不能完全靠无本经营、少本经营，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负债水平必须合理。二，银行和金融机构一定要努力改进金融服务，不断提升服务效率，积极为各类企业，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因为只有经济好了，只有企业好了，银行才能好，金融才能好。三，企业资本金的补充机制的完善寄希望于下一步改革的深化，例如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财政预算体制的改革，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等等。四，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些困难和问题，正如总书记3月1日讲话中所讲的，这些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只要我们坚定不移的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那么发展中的困难一定可以通过发展来克服，前进中的问题一定可以在前进中来解决，成长中的烦恼一定可以在成长中消除。我对这些充满信心。[详情]
中国证监会私募基金监管部副主任刘健钧 新浪财经讯 11月3日消息，第二届钱塘江论坛于11月2日至4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召开，本届论坛以“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主题。中国证监会私募基金监管部副主任刘健钧在主场峰会“新经济峰会”上指出，新经济时代创业投资需实现七大转化。 一、新经济三大使命呼唤大力发展创业投资 刘健钧认为，在我国经济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探索“新经济与创业投资”的关系和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刘健钧提出，从目标导向看，我国的新经济需要肩负起三大使命： 第一大使命是将我国经济发展的组织形态，由“大企业型经济”向“创业型经济”转变。在传统经济时代，主宰经济命脉的主要是大企业。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小企业在信息捕捉、创新转型等方面的优势日益增强，众多创业型中小企业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总体上众多创业型中小企业的经济贡献率已经超过大企业，美国管理学泰斗德鲁克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指出，现代经济就其组织形态而言，已经是“创业型经济”。 第二大使命是将我国经济发展的动能支撑，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在传统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主要靠劳动力、资源等要素驱动。然而，随着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新模式、新组织管理形态的涌现，创新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 第三大使命是将我国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由比较优势向全球领先优势转变。在传统经济时代，某个国家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就能在国际竞争中有一定的主动地位。然而，随着国际竞争在全球范围内的白热化，拥有全球领先优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刘健钧强调，要推动我国的新经济向纵深发展，有效实现上述三大目标，必须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因为，在众多投融资制度中，唯有创业投资才能为众多创业型中小企业提供“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权益资本支持和创业管理服务，唯有创业投资才能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型动能转换，唯有创业投资才能支撑中国获得全球领先国家优势。 二、有力支持新经济发展，创业投资需实现七大转化 刘健钧指出，要有力支持新经济发展，创业投资需实现七大转化： 第一，资本来源机构化。创业投资作为一种“支持创业的投资制度创新”，不仅需要敢于承担高风险，而且需要具有长期投资耐心。因此，最适合机构投资者投资。但是，从总体看，我国创业投资基金的资本构成主要以个人为主，这种局面带来了三大问题：一是制约了创业投资基金的资本来源；二是由于个人投资者缺乏等待长期回报的耐心，导致创业投资基金很难进行中长期投资；三是由于个人投资者投资理念不成熟，使得创业投资基金必须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用于维护投资者关系。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加快实现资本来源机构化：一是推动更多商业保险资金、社会保险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创业投资基金；二是积极培育创业投资母基金；三是鼓励家族基金以家庭基金办公室等机构化形式投资到创业投资基金。 第二，投资阶段中早期化。前些年，不时有人批评我国创业投资机构热衷于投资成熟企业，做“摘桃子”的事。为有力支持创业型中小企业的创业创新活动，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实现创新驱动型动能转换，培育全球领先国家竞争优势，创业投资应该努力增加对中早期期创业企业的投资，多做“种桃树”的事业，更好发挥“苖莆”功能。对创业投资机构而言，也只有将投资阶段往中早期转移，才能避免“众多资金追逐少量成熟项目”的过度竞争局面，努力开发创业投资领域的一片片蓝海。 第三，投资领域专业化。要实现投资阶段中早期化，除了前面讲到的要实现资本来源机构化外，更重要的是还要努力实现投资领域专业化。我国目前创业投资机构的投资领域多为综合性、全能性的，甚至与股权投资基金同质化竞争，这种格局如何能够培育出发现中早期创业企业价值的眼光？如何培育出专业化管理品牌？而在国外成熟市场，创业投资基金和狭义股权投资基金的专业化分工是很清晰的：狭义股权投资基金主要专注于从事财务性并购投资；创业投资专注于投资中早期创业企业，而为了能够独具慧眼地发现中早期创业企业的价值，往往又专注于自己非常熟悉的行业。所以，无论是从实现投资阶段中早期化、更好支持创业创新考虑，还是从培育创业投资管理品牌考虑，都需要加快实现投资领域专业化。 第四，投资管理精细化。创业投资为了有效支持创业创新，还能有效防范高风险，并给投资者带来应有的回报，就必须在投资管理上做精做细三个环节的功课：一是必须在投资项目筛选环节，做周密的尽职调查，将风险不可控的项目排除掉；二是必须在投资安排环节时，借助差异化的股权安排、分阶段投资、适当组合投资等方式，预先防范风险；三是在投资后管理环节，通过全方位全过程增值服务和项目监控，切实帮助企业并控制住风险。显然，要做精做细上述三个环节的功课，就必须实现投资管理精细化。 第五，资本退出多元化。创业投资作为一种财务投资活动，从满足投资者财务回报要求考虑，基金必须适时退出，进而实现“投资-退出-再投资”的良性循环。因此，拓宽投资退出通道至关重要。在创业投资资本退出的五种通道中，通过IPO退出无疑是最重要的通道之一。所以，证监会私募基金监管部将持之以恒地推进IPO退出通道的便利化。但是，由于“投资规模巨大而IPO规模有限”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市场也不宜过度依赖IPO退出，而是要预先谋划，积极开拓，通过协议转让、将所投资企业被整体收购等多元通道，实现资本退出多元化。 第六，基金运作规范化。近年来，非法集资、集资诈骗、利益输送等金融乱象丛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和重视，所以，各金融监管部门均加强了监管。不少业内同志抱怨说，金融乱象主要是P-P闹的，怎么让股权和创投基金也跟着吃药！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行业，不是股权和创投基金没事，而是这些年P-P闹事闹的有些大，把社会关注点从前些年的股权和创投基金集资诈骗案转移到了P-P。直到今年，上海阜兴集团借用100多只股权基金搞集资诈骗和集团内利益输送，实际控制人朱一栋逃至境外失联，才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从2009年天津即开始暴发股权基金非法集资潮，到后来非法集资漫延到北京、深圳、湖北、江苏、浙江、陕西等地，到今年上海暴发阜兴集团股权基金集资诈骗案，这一个个金融运行中的毒瘤，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导致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为确保股权和创业投资行业健康发展，保护投资者权益，真正肩负起“支持创业创新，促进长期资本形成”使命，股权和创业投资行业必须尽快实现基金运作规范化。 第七，管理运营低成本化。创业投资要有力支持创业创新、推进技术驱动型动能转换、培育全球领先国家竞争优势，就必须轻装上阵。因此，需要加快实现管理运营低成本化。一是加快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加快完善创业环境，降低创业投资基金在“募、投、管、退”各个环节的交易成本；二是在规范运作前提下，通过适度差异化监管，避免市场机构承担过高的监管成本；三是加快完善创业投资基金税收政策体系，降低创业投资基金的税负成本。[详情]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 新浪财经讯 11月3日消息，第二届钱塘江论坛于11月2日至4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召开，本届论坛以“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主题，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论坛上分享了关于国际经济形势和挑战方面的若干议题和思考。 周小川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形势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由于贸易争端的解决，甚至是贸易战或者关税壁垒增强，目前大家很少有人真正预测到全球经济形势是怎么走的，也很少有人能够准确的估计未来会走向那里，它也是一场博弈，也是相互之间都看你先出什么牌，我再出什么牌，下一步再出什么牌。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大家对经济增长前景感到迷茫，同时对于下一步投资感觉没有明确的方向和信号。这样的话，就会使投资积极性、信心各方面受到影响，经济增长下滑。 以下是周小川演讲实录： 周小川：尊敬的袁省长，尊敬的陆克文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 上午好！ 我荣幸受到钱塘江论坛的邀请，能在这里发一个言。 开会之前，他们希望我讲一讲金融科技，确实也是我很关心的题目。但是我一看这个场合很大，另外我感觉金融科技，年轻人讲肯定比我讲得好。我还是从过去做金融学会的角度，讲一讲国际经济金融的形势和挑战，给大会提供一点背景方面的情况。同时，也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听了袁省长和陆克文先生的讲话，我感觉很受启发。一个，更多了解了浙江的经济金融，也了解了大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及整个国际走势的看法。我们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方方面面多得很，我们只能就几个问题谈一下当前对我们所形成的一些挑战和需要经济金融界更多需要分析研究的方面。经济金融界历来非常重视研究和分析的工作，这些工作也是各项金融决策、金融交易的基础性工作。我们说今年有什么特点呢，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也就是说，从雷曼兄弟关闭破产到现在十周年，所以国际上有各种各样关于十周年的讨论。包括这十年中，我们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如果要是发生的话，应该采用哪些对策，特别从十年回头看要考虑哪些事情做得对，在危机应对方面以及复苏方面哪些做得对，哪些可能做得还不够好。 第二个特点，由于贸易争端，贸易摩擦，所提出新的挑战。全球经济形势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大家都知道最近国际货币基金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率，也下调了对明年的预期。应该说全球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是基于多个因素的，有很多因素大家都已经熟悉。这次在讨论全球经济形势的过程中，大家突出了两个新的角度： 一是不确定性。由于贸易争端的解决，甚至是贸易战或者关税壁垒增强，目前大家很少有人真正预测到它是怎么走的，也很少有人能够准确的估计未来会走向那里，它也是一场博弈，也是相互之间都看你先出什么牌，我再出什么牌，下一步再出什么牌。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大家对经济增长前景感到迷茫，同时对于下一步投资感觉没有明确的方向和信号。这样的话，就会使投资积极性、信心各方面受到影响，经济增长下滑。 那么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中，这一种现象是过去宏观经济分析和数学模型较少触及的领域，也是对我们经济金融分析的一个挑战。 另外一个特点，要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计算当前贸易争端保护主义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对具体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所能够带来的影响。我们说一种计算方法，就是说一旦有了贸易战，一旦有了关税壁垒，那么贸易量就会减少。有一些过去能做的贸易就会停下来，或者量会减少。有一些根据比较优势所做出的投资现在不做了，这个账是比较容易算的，我们说这是一种表层的账，或者说算鼻子底下的这一层账。但更深刻地讲，一旦贸易不那么自由了，投资有了壁垒了，过去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所能做的最优配置，现在有些做不了了。过去的最优配置做不了了，就要寻找次优的配置，甚至是不优的资源配置，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会导致整个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从全球来讲和具体国家来讲，都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效率的损失。 有意思的是，中国在1992年“十四大”的时候，就开始提出了中国之所以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因为考虑到资源配置的优化问题。从那时候起就开始重视了所谓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计算，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想当今国际上的经济分析也会注重这一点，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某发达国家如果是为了就业考虑，重拾过去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它必须要把生产要素向这个方向去分配。其中也包括资金，因为有一些生产能力过去不存在了，已经消失了，你还要去恢复它。 当然也可能它是能够制造一些就业，但是很大可能是一种资源的误配置。也就是说，最终做下来，最后过若干年还是体会到它是没有什么效益的。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浪费，或者资源配置效益下降。所以这种分析方式是需要提请注意的，这其中也包括所谓供应链，全球供应链的分配。在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条件下，供应链的形成，大家在供应链多个环节都寻找最优的配合，每一个环节都希望找效益最好、产出最高，质量也好符合市场需求，同时成本最低的可能性。但一旦有了贸易保护主义，有的环节选不了最优的就选择一些次优连结构，不优的供应链结构，这样就会导致整个经济增长潜力下退。 大家要担心当前情况下美联储加息问题，世界经济也存在着新的不平衡。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美国短期利率提高的同时，美国长期利率，特别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没有同步的上升。这个问题现在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按照传统的概念来讲，当短期利率提高以后，中长期债券收益率也会提高。如果中长期收益率提高以后，可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有更多。 比如对于金融资产的价格影响会更加显著，对于边际利率会有更明显的提高，利差也会有所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感觉到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可能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会比想象得更大一些。我们也需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从全球经济受影响的角度来看，两个月前左右，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问题。也就是大家看到若干个比较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很明显的贬值，出现资本外流，有些国家通过提高利率等，或者资本管制的办法来防止现象的恶化。但是不是成功，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说大家可能非常关注的有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南非，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原因，都是不同的原因。俄罗斯可能早一些，从乌克兰事件以后，那时候就开始出现卢布的贬值。阿根廷，前一段时间才顺利解决了重返国际市场发债的举动，但它历史包袱很重，但阿根廷出现了非常明显阿根廷比索贬值、资本外流，同时它的短期利率提高已经用到了非常极致的程度，最开始40%，再50%，现在要到60%的短期利率。但是不是能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疑问，我们也看到土耳其、南非。此外还有一些国家似乎没有特别明显的国内因素，但他们也在稍微较小程度上进入了这个行列。这里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等。 因此，新兴市场汇率资本外流这个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美联储利率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相关，是值得非常明确加以关注的。可能有些国家是由于自己特殊的情况，我们希望这些都是特殊的个例，之间没有联系。但他们终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相互影响，我们记得金融危机最怕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怕传染。本来一个地方有毛病，如果是个个案，可能也不难解决。但一旦传染，一旦共振，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而且在共振和传染的高峰期可能就会出现恐慌，中国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希望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要警惕。这一轮新兴市场货币方面所产生的问题，会不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传染性，会不会对中国也带来冲击，我们要做出明确的分析，这样的话才有更准确的判断。不管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能找出更好的对策，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说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资本外流或者资本流动是联系到各个国家储蓄率问题，所以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时候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他的一个重要解释就是，美国之所以发生次贷危机，是因为中国等亚洲国家储蓄率过高，所以他们有“储蓄剩余”，用到了美国，压低了美国利率，是的美国造成了很多机构用零收付低利率，给买不起房子的人做了房贷，导致了次贷危机。因此我们说，资本流动是联系到了储蓄率的。储蓄率这个事情也有广泛的联系，和中国也是有密切的关系。亚洲国家普遍国民储蓄率是比较高的，储蓄率又分为家庭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家庭和企业的储蓄率。 中国的储蓄率在高峰的时候曾经达到了差不多50%，现在已经降了好几个百分点，有可能下降的趋势还是挺快的，当然下降有一定的好处，表明我们内需的增强。但与此同时也带来调整，这些调整需要加以密切的估计。其中一个就是隔代之间储蓄率的变化，也借助于新金融科技，使得消费信贷发展非常快，甚至有一些是过分诱导年轻一代提前消费、借贷消费。这个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金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人口现象，这个可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 储蓄率的高低也和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趋向有关系。中国之所以在“一带一路”方面有比较好的作为，很大程度也是由于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高，有一些资金投资于国内效率低于投资于国际，投资于“一带一路”沿岸地区。 因此，我们说资本流动，投资的便利化所带来的资本流动既有正面的内容，也有负面的内容，也有大家担心的内容。资本流动可能有价格驱动的，其中也包括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哪儿投资回报高，在哪儿形成生产能力，就体现出比较优势的因素。包括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中很多合作项目，有很多都是价格驱动的，也都是民营经济为主的做法。但也有一部分资本流动是信心驱动的，信心驱动的，信心会影响大家对增长的判断，对于增长潜力的判断，对投资回报的判断，以及对资金安全的判断。 这种情况下，资本流动会产生很多需要关注的内容。刚才提到新兴市场的变化，也都是和资本流动背后的动因，以及我们对它们的分析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说全球化所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是说我们主张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国际货币基金过去也说投资自由化，对资本流动应该尽量的不加以管制。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有一些新兴市场受到无辜的负面冲击。当时美元流动性也短缺，出现很多问题，慢慢大家会重新估计这个问题。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目前对于资本项目的调解，或者说资本项目一定程度的管制，是持有更灵活的态度，认为大家是需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一定说死了，也不一定说发达国家的模式能够适应于新兴市场，适应于发展中国家。 这是国际金融方面一个重要的内容和现象，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拿什么观点来看待中国呢，也是需要有不同的分析。另外全球来讲，在亚洲金融风波期间所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以及那时候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观点，和这一轮全球危机复苏过程中形成的观点有所区别。对于中国来讲面临两个方面，相互可能有一定矛盾的选择。 一个是我们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如何管理好国际收支平衡，管理好资本流动，管理好外汇储备。但在外国人看来，毕竟中国是外汇储备非常强大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所以看法也不一样。 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国际化的机遇说实在也是提前到来的，也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创造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说当时在危机情况下传统的硬通货不太稳定，不断的出问题，流动性得不到解决，所以我们周围的贸易伙伴、投资伙伴，当时是从韩国开始，纷纷要求和中国央行之间建立货币互换，以及提供流动性和提供稳定、信心的支持。这样的话，就开始了所谓人民币本币互换的过程。而这个本币互换的过程在人民银行来讲，当时叫做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和投资，提供这个便利。 2014年之后，由中国政府开始采纳了所谓国际化的提法，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提法。说实在，这是一种顺势而为的做法。对于一个只有少数新兴市场大国的货币未来有可能真正实现国际化，而国际化的要求是货币能够自由使用，可兑换程度相对较高，当然不一定说百分之百，但使用的自由程度要比较高。否则大家用你作为国际货币的替代品，大家也是不会太认真考虑的。而且这个也不是一个强制的过程，也是市场参与者自己选择的过程。 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接受人民币进入IMF的一揽子货币，特别提款权“一揽子货币”以后，等于也是在全球不断观察人民币自由使用的程度、可兑换程度的提高。当然也关心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性，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更好地平衡我们对于资本流动的管理和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选择。 全球一个新的现象，应该说从本世纪，大概05、06年以后，美国开始使用金融制裁的手段。当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也曾经有很多各方面制裁，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但过去不怎么用金融的制裁，最近十几年开始逐渐出现所谓金融制裁。金融制裁以后，也会对于全球交易货币的选择、储备货币的选择，以及对资本流动管理都带来新的挑战。 这些都是一些新的现象，今年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是WTO改革。因为中国习主席多次讲到，特别是在去年达沃斯讲话中讲到，中国是坚持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秩序。同时，我们也支持WT0争端解决机制，贸易就不可能没有争端，有争端必须有一个合理的争端解决机制。 今年以来，看到全球各种论坛上的声音都在说，大家对WTO工作效率还是有所担忧的，也知道多哈回合搞了这么多年到现在都没有结果，因此WTO改革的呼声在不断提高，同时也进入各种国际论坛的角色，因此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紧研究。同时我们也明确的认为，WTO的改革不要是个别哪些国家的声音说了算，必须是多边的讨论、多边的共识和多边的决议来完成WTO的改革。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和WTO改革密切相联系的金融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是什么。我们说目前来讲，它还是IMF（国际货币基金）、FSB（金融稳定理事会）和BIS（国际清算银行）为主的，在研究制定讨论新的规则。包括银行业《巴塞尔3》，还包括许多指标。 这些多边规则的制定，一般来说都是向G20汇报，经过G20领导的认可。因此，我们也可以从WTO的状况及其改革，影射到金融界的规则制定、争端解决和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类似问题。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很多论坛和会议上都强调，我们要避免下一次危机，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有人说，我们有可能还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概率，会有下一轮的危机，说法不一样。最新的观察，说除了危机，有一些过去所共同面临的原因和触发，诸如高通货膨胀、国际收支不平衡，诸如资产泡沫以外，大家还关心两件事：一个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过十年左右的QE（量化宽松）之后，全球流动性相当充裕，相当泛滥，这样促使资产价格有异常的现象。这个异常越大的话，它调整的风口越大。因此对于资产价格调整，大家是非常警惕，也把它看成是触发危机的一个因素。 再一个是科技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特别是金融科技FinTech，陆克文先生专门谈到了。一方面是许多金融服务领域提高了服务效率，改进了效率，改进了供给。但同时也有一些活动会出现新的挑战，有可能游走于现有监管之外，有可能有新的风险。有可能金融科技大大提高了交易的频率，我们在一些资产市场中明确出现了所谓高频交易、程序化的交易。而这些内容大家担心它们是否在某些程度上会脱离经济基本面，是否更容易出现一些大起大落。大家也注意到英国市场上所谓发现的“闪崩现象”，也有人估计新科技的出现带来的风险也需要大家加强分析研究，加以警惕。 对于亚洲国家来讲，我们有一个好处是20年前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波，在亚洲金融风波中有不少经验教训。有些经验教训并没有得到非常认真和彻底的思考和总结，但是多多少少亚洲国家在亚洲金融风波之后都做了不少的自我调整。这些调整使得我们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受到的风波相对较小，从亚洲国家来讲，可以把亚洲金融风波和2008年这一轮金融风波经验教训结合在一起来进行深刻的思考，从而使我们能够有效的防范下一轮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 我就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国际经济形势和挑战方面的若干议题和思考，谢谢大家。[详情]
周小川谈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最怕的事是传染，中国要警惕 澎湃新闻记者 林倩 周小川 11月3日，第二届钱塘江论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金融学会会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金融危机最怕的事是传染。本来一个地方有毛病，如果是个案，可能也不难解决。一旦传染，一旦共振，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而且在共振和传染的高峰期可能就会出现恐慌，中国也不是世外桃源，希望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要警惕。” 周小川在主旨演讲中讲到了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问题，“两个月前左右，大家看到若干个比较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很明显的贬值，出现资本外流，有些国家通过提高利率等，或者资本管制的办法来防止现象的恶化。” 周小川认为，新兴市场汇率资本外流这个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美联储利率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相关，是值得明确加以关注的。 “金融危机最怕的事是传染。本来一个地方有毛病，如果是个案，可能也不难解决。但一旦传染，一旦共振，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而且在共振和传染的高峰期可能就会出现恐慌。”周小川在会上表示，中国也不是世外桃源，希望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要警惕。这一轮新兴市场货币方面所产生的问题，会不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传染性，会不会对中国也带来冲击，要做出明确的分析，这样的话才有更准确的判断。不管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能找出更好的对策，不能掉以轻心。 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资本外流或者资本流动是联系到各个国家储蓄率问题。 据周小川透露，中国的储蓄率在高峰的时候曾经达到了差不多50%，现在已经降了好几个百分点，有可能下降的趋势还是挺快的，下降有一定的好处，表明内需的增强。但与此同时也带来调整，这些调整需要加以密切的关注。 储蓄率的高低也和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趋向有关系。周小川认为，中国之所以在“一带一路”方面有比较好的作为，很大程度也是由于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高，有一些资金投资于国内效率低于投资于国际，投资于“一带一路”沿岸地区。 在这一轮全球危机复苏过程中，周小川认为，中国面临两个方面的选择。 一是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如何管理好国际收支平衡，管理好资本流动，管理好外汇储备。 二是中国面临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国际化的机遇说实在也是提前到来的，也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创造了一个空间。 周小川进一步解释道，这个空间就是当时在危机情况下传统的硬通货不太稳定，不断的出问题，流动性得不到解决，所以周围的贸易伙伴、投资伙伴，纷纷要求和中国央行之间建立货币互换，以及提供流动性和提供稳定、信心的支持。这样的话，就开始了所谓人民币本币互换的过程。 以下为周小川演讲原文 尊敬的袁省长，尊敬的陆克文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 上午好！ 我荣幸受到钱塘江论坛的邀请，能在这里发一个言。 开会之前，他们希望我讲一讲金融科技，确实也是我很关心的题目。但是我一看这个场合很大，另外我感觉金融科技，年轻人讲肯定比我讲得好。我还是从过去做金融学会的角度，讲一讲国际经济金融的形势和挑战，给大会提供一点背景方面的情况。同时，也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听了袁省长和陆克文先生的讲话，我感觉很受启发。一个，更多了解了浙江的经济金融，也了解了大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及整个国际走势的看法。我们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方方面面多得很，我们只能就几个问题谈一下当前对我们所形成的一些挑战和需要经济金融界更多需要分析研究的方面。经济金融界历来非常重视研究和分析的工作，这些工作也是各项金融决策、金融交易的基础性工作。我们说今年有什么特点呢，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也就是说，从雷曼兄弟关闭破产到现在十周年，所以国际上有各种各样关于十周年的讨论。包括这十年中，我们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如果要是发生的话，应该采用哪些对策，特别从十年回头看要考虑哪些事情做得对，在危机应对方面以及复苏方面哪些做得对，哪些可能做得还不够好。 第二个特点，由于贸易争端，贸易摩擦，所提出新的挑战。全球经济形势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大家都知道最近国际货币基金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率，也下调了对明年的预期。应该说全球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是基于多个因素的，有很多因素大家都已经熟悉。这次在讨论全球经济形势的过程中，大家突出了两个新的角度：一是不确定性。由于贸易争端的解决，甚至是贸易战或者关税壁垒增强，目前大家很少有人真正预测到它是怎么走的，也很少有人能够准确的估计未来会走向那里，它也是一场博弈，也是相互之间都看你先出什么牌，我再出什么牌，下一步再出什么牌。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大家对经济增长前景感到迷茫，同时对于下一步投资感觉没有明确的方向和信号。这样的话，就会使投资积极性、信心各方面受到影响，经济增长下滑。 那么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中，这一种现象是过去宏观经济分析和数学模型较少触及的领域，也是对我们经济金融分析的一个挑战。 另外一个特点，要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计算当前贸易争端保护主义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对具体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所能够带来的影响。我们说一种计算方法，就是说一旦有了贸易战，一旦有了关税壁垒，那么贸易量就会减少。有一些过去能做的贸易就会停下来，或者量会减少。有一些根据比较优势所做出的投资现在不做了，这个账是比较容易算的，我们说这是一种表层的账，或者说算鼻子底下的这一层账。但更深刻地讲，一旦贸易不那么自由了，投资有了壁垒了，过去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所能做的最优配置，现在有些做不了了。过去的最优配置做不了了，就要寻找次优的配置，甚至是不优的资源配置，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会导致整个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从全球来讲和具体国家来讲，都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效率的损失。 有意思的是，中国在1992年“十四大”的时候，就开始提出了中国之所以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因为考虑到资源配置的优化问题。从那时候起就开始重视了所谓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计算，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想当今国际上的经济分析也会注重这一点，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某发达国家如果是为了就业考虑，重拾过去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它必须要把生产要素向这个方向去分配。其中也包括资金，因为有一些生产能力过去不存在了，已经消失了，你还要去恢复它。 当然也可能它是能够制造一些就业，但是很大可能是一种资源的误配置。也就是说，最终做下来，最后过若干年还是体会到它是没有什么效益的。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浪费，或者资源配置效益下降。所以这种分析方式是需要提请注意的，这其中也包括所谓供应链，全球供应链的分配。在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条件下，供应链的形成，大家在供应链多个环节都寻找最优的配合，每一个环节都希望找效益最好、产出最高，质量也好符合市场需求，同时成本最低的可能性。但一旦有了贸易保护主义，重返国际市场发债有了关税和投资壁垒之后不可能，有的环节选不了最优的就选择一些次优连结构，不优的供应链结构，这样就会导致整个经济增长潜力下退。 大家要担心当前情况下美联储加息问题，世界经济也存在着新的不平衡。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美国短期利率提高的同时，美国长期利率，特别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没有同步的上升。这个问题现在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按照传统的概念来讲，当短期利率提高以后，中长期债券收益率也会提高。如果中长期收益率提高以后，可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有更多。 比如对于金融资产的价格影响会更加显著，对于边际利率会有更明显的提高，利差也会有所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感觉到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可能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会比想象得更大一些。我们也需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从全球经济受影响的角度来看，两个月前左右，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问题。也就是大家看到若干个比较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很明显的贬值，出现资本外流，有些国家通过提高利率等，或者资本管制的办法来防止现象的恶化。但是不是成功，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说大家可能非常关注的有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南非，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原因，都是不同的原因。俄罗斯可能早一些，从乌克兰事件以后，那时候就开始出现卢布的贬值。阿根廷，前一段时间才顺利解决了重返国际市场发债的举动，但它历史包袱很重，但阿根廷出现了非常明显阿根廷比索贬值、资本外流，同时它的短期利率提高已经用到了非常极致的程度，最开始40%，再50%，现在要到60%的短期利率。但是不是能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疑问，我们也看到土耳其、南非。此外还有一些国家似乎没有特别明显的国内因素，但他们也在稍微较小程度上进入了这个行列。这里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等。 因此，新兴市场汇率资本外流这个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美联储利率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相关，是值得非常明确加以关注的。可能有些国家是由于自己特殊的情况，我们希望这些都是特殊的个例，之间没有联系。但他们终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相互影响，我们记得金融危机最怕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怕传染。本来一个地方有毛病，如果是个个案，可能也不难解决。但一旦传染，一旦共振，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而且在共振和传染的高峰期可能就会出现恐慌，中国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希望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要警惕。这一轮新兴市场货币方面所产生的问题，会不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传染性，会不会对中国也带来冲击，我们要做出明确的分析，这样的话才有更准确的判断。不管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能找出更好的对策，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说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资本外流或者资本流动是联系到各个国家储蓄率问题，所以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时候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他的一个重要解释就是，美国之所以发生次贷危机，是因为中国等亚洲国家储蓄率过高，所以他们有“储蓄剩余”，用到了美国，压低了美国利率，是的美国造成了很多机构用零收付低利率，给买不起房子的人做了房贷，导致了次贷危机。因此我们说，资本流动是联系到了储蓄率的。储蓄率这个事情也有广泛的联系，和中国也是有密切的关系。亚洲国家普遍国民储蓄率是比较高的，储蓄率又分为家庭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家庭和企业的储蓄率。 中国的储蓄率在高峰的时候曾经达到了差不多50%，现在已经降了好几个百分点，有可能下降的趋势还是挺快的，当然下降有一定的好处，表明我们内需的增强。但与此同时也带来调整，这些调整需要加以密切的估计。其中一个就是隔代之间储蓄率的变化，也借助于新金融科技，使得消费信贷发展非常快，甚至有一些是过分诱导年轻一代提前消费、借贷消费。这个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金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人口现象，这个可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 储蓄率的高低也和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趋向有关系。中国之所以在“一带一路”方面有比较好的作为，很大程度也是由于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高，有一些资金投资于国内效率低于投资于国际，投资于“一带一路”沿岸地区。 因此，我们说资本流动，投资的便利化所带来的资本流动既有正面的内容，也有负面的内容，也有大家担心的内容。资本流动可能有价格驱动的，其中也包括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哪儿投资回报高，在哪儿形成生产能力，就体现出比较优势的因素。包括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中很多合作项目，有很多都是价格驱动的，也都是民营经济为主的做法。但也有一部分资本流动是信心驱动的，信心驱动的，信心会影响大家对增长的判断，对于增长潜力的判断，对投资回报的判断，以及对资金安全的判断。 这种情况下，资本流动会产生很多需要关注的内容。刚才提到新兴市场的变化，也都是和资本流动背后的动因，以及我们对它们的分析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说全球化所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是说我们主张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国际货币基金过去也说投资自由化，对资本流动应该尽量的不加以管制。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有一些新兴市场受到无辜的负面冲击。当时美元流动性也短缺，出现很多问题，慢慢大家会重新估计这个问题。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目前对于资本项目的调解，或者说资本项目一定程度的管制，是持有更灵活的态度，认为大家是需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一定说死了，也不一定说发达国家的模式能够适应于新兴市场，适应于发展中国家。 这是国际金融方面一个重要的内容和现象，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拿什么观点来看待中国呢，也是需要有不同的分析。另外全球来讲，在亚洲金融风波期间所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以及那时候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观点，和这一轮全球危机复苏过程中形成的观点有所区别。对于中国来讲面临两个方面，相互可能有一定矛盾的选择。 一个是我们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如何管理好国际收支平衡，管理好资本流动，管理好外汇储备。但在外国人看来，毕竟中国是外汇储备非常强大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所以看法也不一样。 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国际化的机遇说实在也是提前到来的，也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创造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说当时在危机情况下传统的硬通货不太稳定，不断的出问题，流动性得不到解决，所以我们周围的贸易伙伴、投资伙伴，当时是从南行开始，纷纷要求和中国央行之间建立货币互换，以及提供流动性和提供稳定、信心的支持。这样的话，就开始了所谓人民币本币互换的过程。而这个本币互换的过程在人民银行来讲，当时叫做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和投资，提供这个便利。 2014年之后，由北京政府开始采纳了所谓国际化的提法，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提法。说实在，这是一种顺势而为的做法。对于一个只有少数新兴市场大国的货币未来有可能真正实现国际化，而国际化的要求是货币能够自由使用，可兑换程度相对较高，当然不一定说百分之百，但使用的自由程度要比较高。否则大家用你作为国际货币的替代品，大家也是不会太认真考虑的。而且这个也不是一个强制的过程，也是市场参与者自己选择的过程。 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接受人民币进入IMF的一揽子货币，特别提款权“一揽子货币”以后，等于也是在全球不断观察人民币自由使用的程度、可兑换程度的提高。当然也关心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性，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更好地平衡我们对于资本流动的管理和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选择。 全球一个新的现象，应该说从本世纪，大概05、06年以后，美国开始使用金融制裁的手段。当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也曾经有很多各方面制裁，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但过去不怎么用金融的制裁，最近十几年开始逐渐出现所谓金融制裁。金融制裁以后，也会对于全球交易货币的选择、储备货币的选择，以及对资本流动管理都带来新的挑战。 这些都是一些新的现象，今年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是WTO改革。因为中国习主席多次讲到，特别是在去年达沃斯讲话中讲到，中国是坚持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秩序。同时，我们也支持WT0争端解决机制，贸易就不可能没有争端，有争端必须有一个合理的争端解决机制。 今年以来，看到全球各种论坛上的声音都在说，大家WTO工作效率还是有所担忧的，也知道多哈回合搞了这么多年到现在都没有结果，因此WTO改革的呼声在不断提高，同时也进入各种国际论坛的角色，因此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紧研究。同时我们也明确的认为，WTO的改革不要是个别哪些国家的声音说了算，必须是多边的讨论、多边的共识和多边的决议来完成WTO的改革。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和WTO改革密切相联系的金融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是什么。我们说目前来讲，它还是IMF（国际货币基金）、FSB（金融稳定理事会）和BIS（国际清算银行）为主的，在研究制定讨论新的规则。包括银行业《巴塞尔3》，还包括许多指标。 这些多边规则的制定，一般来说都是向G20汇报，经过G20领导的认可。因此，我们也可以从WTO的状况和及其改革，影射到金融界的规则制定、争端解决和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类似问题。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很多论坛和会议上都强调，我们要避免下一次危机，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有人说，我们有可能还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概率，会有下一轮的危机，说法不一样。最新的观察，说除了危机，有一些过去所共同面临的原因和触发，诸如高通货膨胀、国际收支不平衡，诸如资产泡沫以外，大家还关心两件事：一个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过十年左右的QE（适量宽松）之后，全球流动性相当充裕，相当泛滥，这样促使资产价格有异常的现象。这个异常越大的话，它调整的风口越大。因此对于资产价格调整，大家是非常紧密，也把它看成是触发危机的一个因素。 再一个是科技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特别是金融科技FinTech，陆克文先生专门谈到了。一方面是许多金融服务领域提高了服务效率，改进了效率，改进了供给。但同时也有一些活动会出现新的挑战，有可能游走于现有监管之外，有可能有新的风险。有可能金融科技大大提高了交易的频率，我们在一些资产市场中明确出现了所谓高频交易、程序化的交易。而这些内容大家担心它们是否在某些程度上会脱离经济基本面，是否更容易出现一些大起大落。大家也注意到英国市场上所谓发现的“闪崩现象”，也有人估计新科技的出现带来的风险也需要大家加强分析研究，加以警惕。 对于亚洲国家来讲，我们有一个好处是20年前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波，在亚洲金融风波中有不少经验教训。有些经验教训并没有得到非常认真和彻底的思考和总结，但是多多少少亚洲国家在亚洲金融风波之后都做了不少的自我调整。这些调整使得我们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受到的风波相对较小，从亚洲国家来讲，可以把亚洲金融风波和2008年这一轮金融风波经验教训结合在一起来进行深刻的思考，从而使我们能够有效的防范下一轮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 我就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国际经济形势和挑战方面的若干议题和思考，谢谢大家。[详情]
周小川：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明显贬值会否冲击中国值得警惕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朱艺艺 杭州报道 在11月3日的第二届（2018年）钱塘江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分享了对于国际经济形势的特点及对中国面临挑战的看法。 周小川认为，今年国际经济形势有以下特点： 第一个，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 从雷曼兄弟关闭破产到现在十周年，国际上有各种各样关于十周年的讨论，包括这十年中，我们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应该采用哪些对策，特别从十年回头看要考虑哪些事情做得对，在危机应对方面以及复苏方面哪些做得对，哪些可能做得还不够好。 第二，由于贸易争端、贸易摩擦所提出新的挑战，全球经济形势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率，也下调了对明年的预期。 全球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是基于多个因素的，这次讨论全球经济形势的过程中，突出了两个新角度：一是不确定性。由于贸易争端的解决，甚至是贸易战或者关税壁垒增强，很少有人真正预测它是怎么走的，也很少有人能够准确估计未来会走向那里，它也是一场博弈，相互之间都看你先出什么牌，我再出什么牌，下一步再出什么牌，这种不确定性就会导致大家对经济增长前景感到迷茫，同时，对于下一步投资感觉没有明确的方向和信号，这样就会使投资积极性、信心各方面受到影响，经济增长下滑。 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计算当前贸易争端保护主义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对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 从一种计算方法来看，一旦有了贸易战，一旦有了关税壁垒，那么贸易量就会减少，过去能做的贸易就会停下来，或者量会减少，一些根据比较优势所作出的投资就不做了，这是一种表层的账，但更深刻的讲，一旦贸易不那么自由了，投资有了壁垒，过去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所能做的最优配置，现在有些做不了了，就要寻找次优的配置，甚至是不优的资源配置，从全球和具体的国家而言，都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效率的损失。 此外，他还提到对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问题。认为新兴市场汇率资本外流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美联储利率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相关，非常值得关注。 周小川强调，“大家看到，若干个比较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明显的贬值，出现资本外流，有些国家通过提高利率或者资本管制的办法来防止现象的恶化。但是不是成功，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他举例说明，“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南非等国家的货币问题都有各自的原因。俄罗斯可能早一些，从乌克兰事件以后就开始出现卢布的贬值。阿根廷前一段时间才顺利解决了重返国际市场发债的举动，但它的历史包袱很重，同时它的短期利率提高已经用到了非常极致的程度，最开始40%，再到50%，现在要到60%的短期利率。但是不是能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看到土耳其、南非，此外还有一些国家似乎没有特别明显的国内因素，但他们也在稍微较小程度上进入了这个行列。这里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等。” 周小川认为，这一轮新兴市场货币方面所产生的问题，会不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传染性，会不会对中国带来冲击，需要更加警惕。 可能有些国家是由于自己特殊的情况，我们希望这些都是特殊的个例，之间没有联系，但他们终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相互影响，我们记得金融危机最怕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怕传染。一旦传染，一旦共振，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而且在共振和传染的高峰期可能就会出现恐慌，中国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希望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要警惕。 周小川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主要有两个挑战，一个是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如何管理好国际收支平衡，管理好资本流动，管理好外汇储备的挑战；另一个，人民币国际化机遇的背后，是不是存在一些挑战，存在一些创造金融危机的空间。[详情]
中国基金报记者 房佩燕整理 在今天早上举办的第二届（2018）钱塘江论坛主论坛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做了主题演讲，分享了他对于目前国际经济金融的形势和挑战的方面的看法和思考，包括目前的实践进展，以及接下来我们面临的任务挑战。 主要观点如下： 1、今年有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所以国际上有各种各样关于十周年的讨论。第二个特点，由于贸易争端，贸易摩擦，所提出新的挑战。 2、在讨论全球经济形势的过程中，大家突出了两个新的角度：一是不确定性。由于贸易争端的解决，甚至是贸易战或者关税壁垒增强，目前大家很少有人真正预测到它是怎么走的。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大家对经济增长前景感到迷茫，同时对于下一步投资感觉没有明确的方向和信号。另外一个特点，要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计算当前贸易争端保护主义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对具体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所能够带来的影响。 3、关于贸易争端：更深刻地讲，一旦贸易不那么自由了，投资有了壁垒了，过去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所能做的最优配置，现在有些做不了了。过去的最优配置做不了了，就要寻找次优的配置，甚至是不优的资源配置，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会导致整个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从全球来讲和具体国家来讲，都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效率的损失。 4、关于美联储加息问题：按照传统的概念，当短期利率提高以后，中长期债券收益率也会提高。如果中长期收益率提高以后，可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有更多。比如对于金融资产的价格影响会更加显著，对于边际利率会有更明显的提高，利差也会有所扩大。从全球经济受影响的角度来看，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若干个比较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很明显的贬值，出现资本外流等。 5、金融危机最怕的事就是怕传染。在共振和传染的高峰期可能就会出现恐慌，中国也不是世外桃源。本来一个地方有毛病，如果是个个案，可能也不难解决。但一旦传染，一旦共振，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而且在共振和传染的高峰期可能就会出现恐慌，中国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希望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要警惕。 6、全球一个新的现象，大概05、06年以后，美国开始使用金融制裁的手段。金融制裁以后，也会对于全球交易货币的选择、储备货币的选择，以及对资本流动管理都带来新的挑战。 7、今年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是WTO改革。我们也可以从WTO的状况和及其改革，影射到金融界的规则制定、争端解决和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类似问题。 8、我们要避免下一次危机，下一次金融危机。最新的观察，说除了危机，有一些过去所共同面临的原因和触发，诸如高通货膨胀、国际收支不平衡，诸如资产泡沫以外，大家还关心两件事：一个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过十年左右的QE（适量宽松）之后，全球流动性相当充裕，相当泛滥，这样促使资产价格有异常的现象。这个异常越大的话，它调整的风口越大。因此对于资产价格调整，大家是非常紧密，也把它看成是触发危机的一个因素。 以下为周小川的演讲原文，记者整理分享给大家； 周小川：尊敬的袁省长，尊敬的陆克文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 上午好！ 我荣幸受到钱塘江论坛的邀请，能在这里发一个言。 开会之前，他们希望我讲一讲金融科技，确实也是我很关心的题目。但是我一看这个场合很大，另外我感觉金融科技，年轻人讲肯定比我讲得好。我还是从过去做金融学会的角度，讲一讲国际经济金融的形势和挑战，给大会提供一点背景方面的情况。同时，也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听了袁省长和陆克文先生的讲话，我感觉很受启发。一个，更多了解了浙江的经济金融，也了解了大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及整个国际走势的看法。我们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方方面面多得很，我们只能就几个问题谈一下当前对我们所形成的一些挑战和需要经济金融界更多需要分析研究的方面。经济金融界历来非常重视研究和分析的工作，这些工作也是各项金融决策、金融交易的基础性工作。我们说今年有什么特点呢，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也就是说，从雷曼兄弟关闭破产到现在十周年，所以国际上有各种各样关于十周年的讨论。包括这十年中，我们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如果要是发生的话，应该采用哪些对策，特别从十年回头看要考虑哪些事情做得对，在危机应对方面以及复苏方面哪些做得对，哪些可能做得还不够好。 第二个特点，由于贸易争端，贸易摩擦，所提出新的挑战。全球经济形势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大家都知道最近国际货币基金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率，也下调了对明年的预期。应该说全球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是基于多个因素的，有很多因素大家都已经熟悉。 这次在讨论全球经济形势的过程中，大家突出了两个新的角度：一是不确定性。由于贸易争端的解决，甚至是贸易战或者关税壁垒增强，目前大家很少有人真正预测到它是怎么走的，也很少有人能够准确的估计未来会走向那里，它也是一场博弈，也是相互之间都看你先出什么牌，我再出什么牌，下一步再出什么牌。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大家对经济增长前景感到迷茫，同时对于下一步投资感觉没有明确的方向和信号。这样的话，就会使投资积极性、信心各方面受到影响，经济增长下滑。 那么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中，这一种现象是过去宏观经济分析和数学模型较少触及的领域，也是对我们经济金融分析的一个挑战。 另外一个特点，要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计算当前贸易争端保护主义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对具体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所能够带来的影响。我们说一种计算方法，就是说一旦有了贸易战，一旦有了关税壁垒，那么贸易量就会减少。有一些过去能做的贸易就会停下来，或者量会减少。有一些根据比较优势所做出的投资现在不做了，这个账是比较容易算的，我们说这是一种表层的账，或者说算鼻子底下的这一层账。但更深刻地讲，一旦贸易不那么自由了，投资有了壁垒了，过去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所能做的最优配置，现在有些做不了了。过去的最优配置做不了了，就要寻找次优的配置，甚至是不优的资源配置，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会导致整个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从全球来讲和具体国家来讲，都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效率的损失。 有意思的是，中国在1992年“十四大”的时候，就开始提出了中国之所以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因为考虑到资源配置的优化问题。从那时候起就开始重视了所谓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计算，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想当今国际上的经济分析也会注重这一点，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某发达国家如果是为了就业考虑，重拾过去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它必须要把生产要素向这个方向去分配。其中也包括资金，因为有一些生产能力过去不存在了，已经消失了，你还要去恢复它。 当然也可能它是能够制造一些就业，但是很大可能是一种资源的误配置。也就是说，最终做下来，最后过若干年还是体会到它是没有什么效益的。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浪费，或者资源配置效益下降。所以这种分析方式是需要提请注意的，这其中也包括所谓供应链，全球供应链的分配。在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条件下，供应链的形成，大家在供应链多个环节都寻找最优的配合，每一个环节都希望找效益最好、产出最高，质量也好符合市场需求，同时成本最低的可能性。但一旦有了贸易保护主义，重返国际市场发债有了关税和投资壁垒之后不可能，有的环节选不了最优的就选择一些次优连结构，不优的供应链结构，这样就会导致整个经济增长潜力下退。 大家要担心当前情况下美联储加息问题，世界经济也存在着新的不平衡。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美国短期利率提高的同时，美国长期利率，特别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没有同步的上升。这个问题现在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按照传统的概念来讲，当短期利率提高以后，中长期债券收益率也会提高。如果中长期收益率提高以后，可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有更多。 比如对于金融资产的价格影响会更加显著，对于边际利率会有更明显的提高，利差也会有所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感觉到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可能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会比想象得更大一些。我们也需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从全球经济受影响的角度来看，两个月前左右，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问题。也就是大家看到若干个比较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很明显的贬值，出现资本外流，有些国家通过提高利率等，或者资本管制的办法来防止现象的恶化。但是不是成功，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说大家可能非常关注的有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南非，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原因，都是不同的原因。俄罗斯可能早一些，从乌克兰事件以后，那时候就开始出现卢布的贬值。阿根廷，前一段时间才顺利解决了重返国际市场发债的举动，但它历史包袱很重，但阿根廷出现了非常明显阿根廷比索贬值、资本外流，同时它的短期利率提高已经用到了非常极致的程度，最开始40%，再50%，现在要到60%的短期利率。但是不是能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疑问，我们也看到土耳其、南非。此外还有一些国家似乎没有特别明显的国内因素，但他们也在稍微较小程度上进入了这个行列。这里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等。 因此，新兴市场汇率资本外流这个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美联储利率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相关，是值得非常明确加以关注的。可能有些国家是由于自己特殊的情况，我们希望这些都是特殊的个例，之间没有联系。但他们终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相互影响，我们记得金融危机最怕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怕传染。本来一个地方有毛病，如果是个个案，可能也不难解决。但一旦传染，一旦共振，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而且在共振和传染的高峰期可能就会出现恐慌，中国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希望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要警惕。这一轮新兴市场货币方面所产生的问题，会不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传染性，会不会对中国也带来冲击，我们要做出明确的分析，这样的话才有更准确的判断。不管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能找出更好的对策，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说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资本外流或者资本流动是联系到各个国家储蓄率问题，所以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时候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他的一个重要解释就是，美国之所以发生次贷危机，是因为中国等亚洲国家储蓄率过高，所以他们有“储蓄剩余”，用到了美国，压低了美国利率，是的美国造成了很多机构用零收付低利率，给买不起房子的人做了房贷，导致了次贷危机。因此我们说，资本流动是联系到了储蓄率的。储蓄率这个事情也有广泛的联系，和中国也是有密切的关系。亚洲国家普遍国民储蓄率是比较高的，储蓄率又分为家庭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家庭和企业的储蓄率。 中国的储蓄率在高峰的时候曾经达到了差不多50%，现在已经降了好几个百分点，有可能下降的趋势还是挺快的，当然下降有一定的好处，表明我们内需的增强。但与此同时也带来调整，这些调整需要加以密切的估计。其中一个就是隔代之间储蓄率的变化，也借助于新金融科技，使得消费信贷发展非常快，甚至有一些是过分诱导年轻一代提前消费、借贷消费。这个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金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人口现象，这个可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 储蓄率的高低也和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趋向有关系。中国之所以在“一带一路”方面有比较好的作为，很大程度也是由于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高，有一些资金投资于国内效率低于投资于国际，投资于“一带一路”沿岸地区。 因此，我们说资本流动，投资的便利化所带来的资本流动既有正面的内容，也有负面的内容，也有大家担心的内容。资本流动可能有价格驱动的，其中也包括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哪儿投资回报高，在哪儿形成生产能力，就体现出比较优势的因素。包括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中很多合作项目，有很多都是价格驱动的，也都是民营经济为主的做法。但也有一部分资本流动是信心驱动的，信心驱动的，信心会影响大家对增长的判断，对于增长潜力的判断，对投资回报的判断，以及对资金安全的判断。 这种情况下，资本流动会产生很多需要关注的内容。刚才提到新兴市场的变化，也都是和资本流动背后的动因，以及我们对它们的分析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说全球化所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是说我们主张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国际货币基金过去也说投资自由化，对资本流动应该尽量的不加以管制。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有一些新兴市场受到无辜的负面冲击。当时美元流动性也短缺，出现很多问题，慢慢大家会重新估计这个问题。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目前对于资本项目的调解，或者说资本项目一定程度的管制，是持有更灵活的态度，认为大家是需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一定说死了，也不一定说发达国家的模式能够适应于新兴市场，适应于发展中国家。 这是国际金融方面一个重要的内容和现象，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拿什么观点来看待中国呢，也是需要有不同的分析。另外全球来讲，在亚洲金融风波期间所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以及那时候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观点，和这一轮全球危机复苏过程中形成的观点有所区别。对于中国来讲面临两个方面，相互可能有一定矛盾的选择。 一个是我们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如何管理好国际收支平衡，管理好资本流动，管理好外汇储备。但在外国人看来，毕竟中国是外汇储备非常强大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所以看法也不一样。 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国际化的机遇说实在也是提前到来的，也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创造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说当时在危机情况下传统的硬通货不太稳定，不断的出问题，流动性得不到解决，所以我们周围的贸易伙伴、投资伙伴，当时是从南行开始，纷纷要求和中国央行之间建立货币互换，以及提供流动性和提供稳定、信心的支持。这样的话，就开始了所谓人民币本币互换的过程。而这个本币互换的过程在人民银行来讲，当时叫做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和投资，提供这个便利。 2014年之后，由北京政府开始采纳了所谓国际化的提法，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提法。说实在，这是一种顺势而为的做法。对于一个只有少数新兴市场大国的货币未来有可能真正实现国际化，而国际化的要求是货币能够自由使用，可兑换程度相对较高，当然不一定说百分之百，但使用的自由程度要比较高。否则大家用你作为国际货币的替代品，大家也是不会太认真考虑的。而且这个也不是一个强制的过程，也是市场参与者自己选择的过程。 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接受人民币进入IMF的一揽子货币，特别提款权“一揽子货币”以后，等于也是在全球不断观察人民币自由使用的程度、可兑换程度的提高。当然也关心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性，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更好地平衡我们对于资本流动的管理和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选择。 全球一个新的现象，应该说从本世纪，大概05、06年以后，美国开始使用金融制裁的手段。当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也曾经有很多各方面制裁，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但过去不怎么用金融的制裁，最近十几年开始逐渐出现所谓金融制裁。金融制裁以后，也会对于全球交易货币的选择、储备货币的选择，以及对资本流动管理都带来新的挑战。 这些都是一些新的现象，今年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是WTO改革。因为中国习主席多次讲到，特别是在去年达沃斯讲话中讲到，中国是坚持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秩序。同时，我们也支持WT0争端解决机制，贸易就不可能没有争端，有争端必须有一个合理的争端解决机制。 今年以来，看到全球各种论坛上的声音都在说，大家WTO工作效率还是有所担忧的，也知道多哈回合搞了这么多年到现在都没有结果，因此WTO改革的呼声在不断提高，同时也进入各种国际论坛的角色，因此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紧研究。同时我们也明确的认为，WTO的改革不要是个别哪些国家的声音说了算，必须是多边的讨论、多边的共识和多边的决议来完成WTO的改革。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和WTO改革密切相联系的金融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是什么。我们说目前来讲，它还是IMF（国际货币基金）、FSB（金融稳定理事会）和BIS（国际清算银行）为主的，在研究制定讨论新的规则。包括银行业《巴塞尔3》，还包括许多指标。 这些多边规则的制定，一般来说都是向G20汇报，经过G20领导的认可。因此，我们也可以从WTO的状况和及其改革，影射到金融界的规则制定、争端解决和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类似问题。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很多论坛和会议上都强调，我们要避免下一次危机，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有人说，我们有可能还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概率，会有下一轮的危机，说法不一样。最新的观察，说除了危机，有一些过去所共同面临的原因和触发，诸如高通货膨胀、国际收支不平衡，诸如资产泡沫以外，大家还关心两件事：一个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过十年左右的QE（适量宽松）之后，全球流动性相当充裕，相当泛滥，这样促使资产价格有异常的现象。这个异常越大的话，它调整的风口越大。因此对于资产价格调整，大家是非常紧密，也把它看成是触发危机的一个因素。 再一个是科技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特别是金融科技FinTech，陆克文先生专门谈到了。一方面是许多金融服务领域提高了服务效率，改进了效率，改进了供给。但同时也有一些活动会出现新的挑战，有可能游走于现有监管之外，有可能有新的风险。有可能金融科技大大提高了交易的频率，我们在一些资产市场中明确出现了所谓高频交易、程序化的交易。而这些内容大家担心它们是否在某些程度上会脱离经济基本面，是否更容易出现一些大起大落。大家也注意到英国市场上所谓发现的“闪崩现象”，也有人估计新科技的出现带来的风险也需要大家加强分析研究，加以警惕。 对于亚洲国家来讲，我们有一个好处是20年前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波，在亚洲金融风波中有不少经验教训。有些经验教训并没有得到非常认真和彻底的思考和总结，但是多多少少亚洲国家在亚洲金融风波之后都做了不少的自我调整。这些调整使得我们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受到的风波相对较小，从亚洲国家来讲，可以把亚洲金融风波和2008年这一轮金融风波经验教训结合在一起来进行深刻的思考，从而使我们能够有效的防范下一轮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 我就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国际经济形势和挑战方面的若干议题和思考，谢谢大家。 [详情]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 新浪财经讯 11月3日消息，第二届钱塘江论坛于11月2日至4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召开，本届论坛以“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主题，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论坛上分享了关于国际经济形势和挑战方面的若干议题和思考。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发表讲话称，中国的储蓄率在高峰的时候曾经达到了差不多50%，现在已经降了好几个百分点，有可能下降的趋势还是挺快的，当然下降有一定的好处，表明我们内需的增强。 以下是周小川演讲实录： 周小川：尊敬的袁省长，尊敬的陆克文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 上午好！ 我荣幸受到钱塘江论坛的邀请，能在这里发一个言。 开会之前，他们希望我讲一讲金融科技，确实也是我很关心的题目。但是我一看这个场合很大，另外我感觉金融科技，年轻人讲肯定比我讲得好。我还是从过去做金融学会的角度，讲一讲国际经济金融的形势和挑战，给大会提供一点背景方面的情况。同时，也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听了袁省长和陆克文先生的讲话，我感觉很受启发。一个，更多了解了浙江的经济金融，也了解了大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及整个国际走势的看法。我们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方方面面多得很，我们只能就几个问题谈一下当前对我们所形成的一些挑战和需要经济金融界更多需要分析研究的方面。经济金融界历来非常重视研究和分析的工作，这些工作也是各项金融决策、金融交易的基础性工作。我们说今年有什么特点呢，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也就是说，从雷曼兄弟关闭破产到现在十周年，所以国际上有各种各样关于十周年的讨论。包括这十年中，我们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如果要是发生的话，应该采用哪些对策，特别从十年回头看要考虑哪些事情做得对，在危机应对方面以及复苏方面哪些做得对，哪些可能做得还不够好。 第二个特点，由于贸易争端，贸易摩擦，所提出新的挑战。全球经济形势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大家都知道最近国际货币基金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率，也下调了对明年的预期。应该说全球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是基于多个因素的，有很多因素大家都已经熟悉。这次在讨论全球经济形势的过程中，大家突出了两个新的角度： 一是不确定性。由于贸易争端的解决，甚至是贸易战或者关税壁垒增强，目前大家很少有人真正预测到它是怎么走的，也很少有人能够准确的估计未来会走向那里，它也是一场博弈，也是相互之间都看你先出什么牌，我再出什么牌，下一步再出什么牌。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大家对经济增长前景感到迷茫，同时对于下一步投资感觉没有明确的方向和信号。这样的话，就会使投资积极性、信心各方面受到影响，经济增长下滑。 那么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中，这一种现象是过去宏观经济分析和数学模型较少触及的领域，也是对我们经济金融分析的一个挑战。 另外一个特点，要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计算当前贸易争端保护主义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对具体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所能够带来的影响。我们说一种计算方法，就是说一旦有了贸易战，一旦有了关税壁垒，那么贸易量就会减少。有一些过去能做的贸易就会停下来，或者量会减少。有一些根据比较优势所做出的投资现在不做了，这个账是比较容易算的，我们说这是一种表层的账，或者说算鼻子底下的这一层账。但更深刻地讲，一旦贸易不那么自由了，投资有了壁垒了，过去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所能做的最优配置，现在有些做不了了。过去的最优配置做不了了，就要寻找次优的配置，甚至是不优的资源配置，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会导致整个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从全球来讲和具体国家来讲，都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效率的损失。 有意思的是，中国在1992年“十四大”的时候，就开始提出了中国之所以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因为考虑到资源配置的优化问题。从那时候起就开始重视了所谓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计算，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想当今国际上的经济分析也会注重这一点，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某发达国家如果是为了就业考虑，重拾过去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它必须要把生产要素向这个方向去分配。其中也包括资金，因为有一些生产能力过去不存在了，已经消失了，你还要去恢复它。 当然也可能它是能够制造一些就业，但是很大可能是一种资源的误配置。也就是说，最终做下来，最后过若干年还是体会到它是没有什么效益的。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浪费，或者资源配置效益下降。所以这种分析方式是需要提请注意的，这其中也包括所谓供应链，全球供应链的分配。在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条件下，供应链的形成，大家在供应链多个环节都寻找最优的配合，每一个环节都希望找效益最好、产出最高，质量也好符合市场需求，同时成本最低的可能性。但一旦有了贸易保护主义，有的环节选不了最优的就选择一些次优连结构，不优的供应链结构，这样就会导致整个经济增长潜力下退。 大家要担心当前情况下美联储加息问题，世界经济也存在着新的不平衡。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美国短期利率提高的同时，美国长期利率，特别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没有同步的上升。这个问题现在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按照传统的概念来讲，当短期利率提高以后，中长期债券收益率也会提高。如果中长期收益率提高以后，可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有更多。 比如对于金融资产的价格影响会更加显著，对于边际利率会有更明显的提高，利差也会有所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感觉到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可能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会比想象得更大一些。我们也需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从全球经济受影响的角度来看，两个月前左右，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问题。也就是大家看到若干个比较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很明显的贬值，出现资本外流，有些国家通过提高利率等，或者资本管制的办法来防止现象的恶化。但是不是成功，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说大家可能非常关注的有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南非，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原因，都是不同的原因。俄罗斯可能早一些，从乌克兰事件以后，那时候就开始出现卢布的贬值。阿根廷，前一段时间才顺利解决了重返国际市场发债的举动，但它历史包袱很重，但阿根廷出现了非常明显阿根廷比索贬值、资本外流，同时它的短期利率提高已经用到了非常极致的程度，最开始40%，再50%，现在要到60%的短期利率。但是不是能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疑问，我们也看到土耳其、南非。此外还有一些国家似乎没有特别明显的国内因素，但他们也在稍微较小程度上进入了这个行列。这里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等。 因此，新兴市场汇率资本外流这个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美联储利率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相关，是值得非常明确加以关注的。可能有些国家是由于自己特殊的情况，我们希望这些都是特殊的个例，之间没有联系。但他们终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相互影响，我们记得金融危机最怕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怕传染。本来一个地方有毛病，如果是个个案，可能也不难解决。但一旦传染，一旦共振，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而且在共振和传染的高峰期可能就会出现恐慌，中国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希望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要警惕。这一轮新兴市场货币方面所产生的问题，会不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传染性，会不会对中国也带来冲击，我们要做出明确的分析，这样的话才有更准确的判断。不管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能找出更好的对策，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说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资本外流或者资本流动是联系到各个国家储蓄率问题，所以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时候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他的一个重要解释就是，美国之所以发生次贷危机，是因为中国等亚洲国家储蓄率过高，所以他们有“储蓄剩余”，用到了美国，压低了美国利率，是的美国造成了很多机构用零收付低利率，给买不起房子的人做了房贷，导致了次贷危机。因此我们说，资本流动是联系到了储蓄率的。储蓄率这个事情也有广泛的联系，和中国也是有密切的关系。亚洲国家普遍国民储蓄率是比较高的，储蓄率又分为家庭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家庭和企业的储蓄率。 中国的储蓄率在高峰的时候曾经达到了差不多50%，现在已经降了好几个百分点，有可能下降的趋势还是挺快的，当然下降有一定的好处，表明我们内需的增强。但与此同时也带来调整，这些调整需要加以密切的估计。其中一个就是隔代之间储蓄率的变化，也借助于新金融科技，使得消费信贷发展非常快，甚至有一些是过分诱导年轻一代提前消费、借贷消费。这个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金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人口现象，这个可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 储蓄率的高低也和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趋向有关系。中国之所以在“一带一路”方面有比较好的作为，很大程度也是由于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高，有一些资金投资于国内效率低于投资于国际，投资于“一带一路”沿岸地区。 因此，我们说资本流动，投资的便利化所带来的资本流动既有正面的内容，也有负面的内容，也有大家担心的内容。资本流动可能有价格驱动的，其中也包括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哪儿投资回报高，在哪儿形成生产能力，就体现出比较优势的因素。包括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中很多合作项目，有很多都是价格驱动的，也都是民营经济为主的做法。但也有一部分资本流动是信心驱动的，信心驱动的，信心会影响大家对增长的判断，对于增长潜力的判断，对投资回报的判断，以及对资金安全的判断。 这种情况下，资本流动会产生很多需要关注的内容。刚才提到新兴市场的变化，也都是和资本流动背后的动因，以及我们对它们的分析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说全球化所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是说我们主张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国际货币基金过去也说投资自由化，对资本流动应该尽量的不加以管制。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有一些新兴市场受到无辜的负面冲击。当时美元流动性也短缺，出现很多问题，慢慢大家会重新估计这个问题。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目前对于资本项目的调解，或者说资本项目一定程度的管制，是持有更灵活的态度，认为大家是需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一定说死了，也不一定说发达国家的模式能够适应于新兴市场，适应于发展中国家。 这是国际金融方面一个重要的内容和现象，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拿什么观点来看待中国呢，也是需要有不同的分析。另外全球来讲，在亚洲金融风波期间所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以及那时候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观点，和这一轮全球危机复苏过程中形成的观点有所区别。对于中国来讲面临两个方面，相互可能有一定矛盾的选择。 一个是我们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如何管理好国际收支平衡，管理好资本流动，管理好外汇储备。但在外国人看来，毕竟中国是外汇储备非常强大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所以看法也不一样。 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国际化的机遇说实在也是提前到来的，也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创造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说当时在危机情况下传统的硬通货不太稳定，不断的出问题，流动性得不到解决，所以我们周围的贸易伙伴、投资伙伴，当时是从韩国开始，纷纷要求和中国央行之间建立货币互换，以及提供流动性和提供稳定、信心的支持。这样的话，就开始了所谓人民币本币互换的过程。而这个本币互换的过程在人民银行来讲，当时叫做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和投资，提供这个便利。 2014年之后，由中国政府开始采纳了所谓国际化的提法，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提法。说实在，这是一种顺势而为的做法。对于一个只有少数新兴市场大国的货币未来有可能真正实现国际化，而国际化的要求是货币能够自由使用，可兑换程度相对较高，当然不一定说百分之百，但使用的自由程度要比较高。否则大家用你作为国际货币的替代品，大家也是不会太认真考虑的。而且这个也不是一个强制的过程，也是市场参与者自己选择的过程。 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接受人民币进入IMF的一揽子货币，特别提款权“一揽子货币”以后，等于也是在全球不断观察人民币自由使用的程度、可兑换程度的提高。当然也关心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性，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更好地平衡我们对于资本流动的管理和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选择。 全球一个新的现象，应该说从本世纪，大概05、06年以后，美国开始使用金融制裁的手段。当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也曾经有很多各方面制裁，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但过去不怎么用金融的制裁，最近十几年开始逐渐出现所谓金融制裁。金融制裁以后，也会对于全球交易货币的选择、储备货币的选择，以及对资本流动管理都带来新的挑战。 这些都是一些新的现象，今年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是WTO改革。因为中国习主席多次讲到，特别是在去年达沃斯讲话中讲到，中国是坚持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秩序。同时，我们也支持WT0争端解决机制，贸易就不可能没有争端，有争端必须有一个合理的争端解决机制。 今年以来，看到全球各种论坛上的声音都在说，大家对WTO工作效率还是有所担忧的，也知道多哈回合搞了这么多年到现在都没有结果，因此WTO改革的呼声在不断提高，同时也进入各种国际论坛的角色，因此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紧研究。同时我们也明确的认为，WTO的改革不要是个别哪些国家的声音说了算，必须是多边的讨论、多边的共识和多边的决议来完成WTO的改革。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和WTO改革密切相联系的金融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是什么。我们说目前来讲，它还是IMF（国际货币基金）、FSB（金融稳定理事会）和BIS（国际清算银行）为主的，在研究制定讨论新的规则。包括银行业《巴塞尔3》，还包括许多指标。 这些多边规则的制定，一般来说都是向G20汇报，经过G20领导的认可。因此，我们也可以从WTO的状况及其改革，影射到金融界的规则制定、争端解决和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类似问题。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很多论坛和会议上都强调，我们要避免下一次危机，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有人说，我们有可能还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概率，会有下一轮的危机，说法不一样。最新的观察，说除了危机，有一些过去所共同面临的原因和触发，诸如高通货膨胀、国际收支不平衡，诸如资产泡沫以外，大家还关心两件事：一个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过十年左右的QE（量化宽松）之后，全球流动性相当充裕，相当泛滥，这样促使资产价格有异常的现象。这个异常越大的话，它调整的风口越大。因此对于资产价格调整，大家是非常警惕，也把它看成是触发危机的一个因素。 再一个是科技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特别是金融科技FinTech，陆克文先生专门谈到了。一方面是许多金融服务领域提高了服务效率，改进了效率，改进了供给。但同时也有一些活动会出现新的挑战，有可能游走于现有监管之外，有可能有新的风险。有可能金融科技大大提高了交易的频率，我们在一些资产市场中明确出现了所谓高频交易、程序化的交易。而这些内容大家担心它们是否在某些程度上会脱离经济基本面，是否更容易出现一些大起大落。大家也注意到英国市场上所谓发现的“闪崩现象”，也有人估计新科技的出现带来的风险也需要大家加强分析研究，加以警惕。 对于亚洲国家来讲，我们有一个好处是20年前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波，在亚洲金融风波中有不少经验教训。有些经验教训并没有得到非常认真和彻底的思考和总结，但是多多少少亚洲国家在亚洲金融风波之后都做了不少的自我调整。这些调整使得我们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受到的风波相对较小，从亚洲国家来讲，可以把亚洲金融风波和2008年这一轮金融风波经验教训结合在一起来进行深刻的思考，从而使我们能够有效的防范下一轮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 我就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国际经济形势和挑战方面的若干议题和思考，谢谢大家。[详情]
王建沂 新浪财经讯 11月3日消息，第二届钱塘江论坛于11月2日至4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召开，本届论坛以“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主题，浙江省工商联主席王建沂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王建沂表示，今年以来，浙江的经济运行整体平稳，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实现了稳中有进、稳中向、稳中有变，民营经济也是如此。 王建沂提到几点思考时说，第一条，把握浙江“不进则退”的转型关键期，认真准遵从“五大发展理念”，静气凝神，瘦身健体，审慎投资、审慎经营，加快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探索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二是把握大有可为战略机遇期，遵从开放发展的理念，紧跟“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三是鼓励部分产能过剩的高质量行业，以产业内上下游抱团发展、集聚的形式有序“走出去”。四是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资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网点建设。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当中，在遵循宏观外汇政策前提下，完善各种内保外贷、外保内贷等业务模式和风险管控机制，有效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点扶植境外产业合作园区和境外合作园区建设合作需求。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建沂：尊敬的姜建清主席，尊敬的朱省长，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我是浙江省工商联的王建沂，也是富通集团有限公司的王建沂。应大会组委会的要求，希望我围绕民营实体制造业如何高质量发展这个课题作一个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 去年12月，首届钱塘江论坛成功举行，时隔一年，我们又相聚在这里继续围绕“新金融、新经济、新科技”等主题，聚焦聚力浙江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的“四大”建设，广泛交流和深刻探讨共同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在这里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浙江省工商联浙江省商会的情况。浙江省工商联成立于1952年，全省现有工商联组织101个。浙江是全国有民营企业家人士担任省级工商联主席的四个试点省份之一，目前全省工商联共有会员单位约30万个，各类商会协会组织3040余家。省工商联直属商会45家，省外、省级浙江商会38家，在全国省市区都建有浙江商会，形成了覆盖面广、建设规范、作用明显的机制体制，服务了浙商群体约800万人。 目前，浙江约有607万户市场主体，私营企业200万户，个体工商户约407万户，平均每十个浙江人中就有1个是老板；每29个浙江人中，就有一家是企业家。 浙江是开放的先行地，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祥地。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强调民营经济强就是浙江强，民营企业好就是浙江好。特别是近年来大力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企业投资、项目开工、企业审批“最多跑一次”“最多一百天”，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创新创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好政策，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法制制度和环境基础。 当下，浙江民营经济创造了全省约56%的税收，约65%的生产总值，约77%的外贸出口，约80%的就业岗位，约90%的新增就业岗位。浙江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字连续20年名列全国第一，民营经济是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践行者和受益群体。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了民营经济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我们一定认真组织学习，深刻领会。 昨天11月2号，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召开了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隆重表彰了55名新时代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非常鼓舞士气，振奋人心。 今年以来，浙江的经济运行整体平稳，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实现了稳中有进、稳中向、稳中有变，民营经济也是如此。虽然我们的发展面临着不确定因素和挑战不断增多，困难也不断的增加，下行压力也非常大，但是我们认为浙商继承了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的老的“四千精神”，有着“创业创新闯天下、合心合力强浙江”的精神和信心。 我们浙江有信心也有底气应对未来挑战和竞争，进入新时代，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中共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为我们总结了新时代浙商精神，就是创业精神、创新精神、担当精神、合作精神、法治精神、奋斗精神，基本诠释如下：一是弘扬坚韧不拔的创新精神；二是弘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三是弘扬兴业报国的担当精神；三四是弘扬开放大气的合作精神；五是弘扬诚信守法的法治精神；六是追求卓越的奋斗精神。 面向未来，围绕今天的主题，围绕着民营实体制造业如何高质量发展这个课题提两条不成熟的思考： 第一条，把握浙江“不进则退”的转型关键期，认真准遵从“五大发展理念”，静气凝神，瘦身健体，审慎投资、审慎经营，加快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探索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浙江的块状经济具有非常典型的特征，浙江的块状经济造就了浙江走在了前列，浙江转型升级有很大一部分的动因就是经济的转型升级。我们也在探索选择有代表性的行业通过纵向整合上下游产业链，横向联合供应链，产业链配套企业同时应用智能制造，将制造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结合也是一个进步、将制造技术、自动化技术与信息化技术结合也是一次进步，将制造技术、自动化技术、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结合也是一项进步，我认为3.0、3.5也是进步。 探索生产组织模式的创新，探索生产制造组织模式的创新，同时也探索市场商务的创新，我们相信利用中国的单一的巨大的13亿多人口的市场，一定能面向全球的竞争力。 二是把握大有可为战略机遇期，遵从开放发展的理念，紧跟“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探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境外产业合作区和境外合作园区的建设。跟随“一带一路”走出去，探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境外产能合作区和境外园区的建设。近年来浙江紧紧抓住全球价值链产业链重组的机会，加快参与“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我们重视和鼓励民营实体经济跟随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探索在境外境内产能合作区和产业园区。同时，也平衡好浙商回归的问题。建议重视“一带一路”沿线位置重要，人文环境与我国相似，且经济发展强大的国家，如东南亚、东亚等国家境外合作产业园区的建设，优先考虑上述国家和地区部署境外产能园区和境外合作园区建设，给予一定政策支持，推动先行先试，形成经验后逐步推广复制。 三是鼓励部分产能过剩的高质量行业，以产业内上下游抱团发展、集聚的形式有序“走出去”。同时适度布局一批能代表当下中国制造、浙江制造水准的示范性先进制造业项目，提升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位和美誉度，适度的布局GMP。 四是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资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网点建设。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当中，在遵循宏观外汇政策前提下，完善各种内保外贷、外保内贷等业务模式和风险管控机制，有效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点扶植境外产业合作园区和境外合作园区建设合作需求。 面向新时代，浙江的民营企业一定会遵从心无旁鹜的创新创造，踏踏实实的办好企业的全面参与大湾区、大花园、大、大都市区重大战略实施和建设，担当新使命，迈向新征程，主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恭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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