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存在的最主要意义,是为解决国家经济问题、实现经济繁荣。在20世纪的经济发展史上,宏观经济学曾数次试图挽救国家于水火。同时,宏观经济也有助于大类资产配置。
加大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力度,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与制度环境。
货币、金融、财税政策应从全面收紧向结构性宽松转变,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消费市场,但是90%依赖进口,自给比例仅10%左右,每年的进口金额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的资本与研发投入方面都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
利率市场化面临的挑战实质上都是利率传导机制中的摩擦与阻力,因此未来深化改革的核心便是逐一击破、打通利率传导机制。
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来到新的阶段,加速培育Shibor或其他市场基准利率成为深入推进的必要条件,同时,货币政策调控需要跟上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政策利率和市场基准利率的传导方式需厘清,中介目标由数量型转变为利率型,操作目标需进一步完善。
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新增约2亿,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在七大城市群。
人民币短期延续有限贬值区间下的双向波动趋势,长期有升值基础,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经济基本面以及改革转型前景。
第一次春节前后采用的“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第二次417定向降准置换MLF,释放4000亿增量资金,第三次624支持债转股和小微企业,释放7000亿资金,降准力度逐渐增加、结构性引导的加强,未来央行“宽货币”政策力度会不断加大。
伴随着金融去杠杆,我国流动性总体已由过剩转为短缺。内部超额准备金率、同业利率都接近阶段性紧状态,市场流动性由于采用高频数据,且敏感性最强,指标显示流动性已处于历史底部,但企稳有回升态势。
1929年大萧条初期,美国发起全球贸易大战。最终,教训惨痛,殷鉴不远。
这次降准反映了“宽货币+紧信用+严监管+强改革”的政策组合,目的是支持债转股去杠杆、小微企业融资、提供流动性支持等,并不是全面放水刺激。
应高度重视企业信用风险、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中小房企资金链风险等风险暴露,防止财政、货币、监管、房地产调控等紧缩政策叠加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风险的演化往往是非线性的而不是线性的。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形势运行的主要逻辑是产能新周期的底部和金融周期的顶部,前者决定了经济L型的韧性,后者决定了去杠杆的融资收缩。中央按照结构性去杠杆思路,采取“宽货币+紧信用+严监管+强改革”的政策配合。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形势运行的主要逻辑是产能新周期的底部和金融周期的顶部,前者决定了经济L型的韧性,后者决定了去杠杆的融资收缩。去杠杆关键要采取结构性去杠杆思路,做好“宽货币+紧信用+严监管+强改革”的政策配合。
无论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迎接,中国都需要面对并适应这种变化,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
“抢人”的对象只是存量,如果中国长期维持超低生育率未来可能会出现“无人可抢”。
粤港澳大湾区为国家战略,定调为千年大计,发展规划即将出台,有望引领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科技创新。这符合我们此前一直倡导的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大都市圈战略。
误判的根本原因是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经济社会背景、美方的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的底牌等认识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