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
近期金融去杠杆正转入稳杠杆,我们判断,未来货币金融会结构性放松,加强逆周期调节,在加大基础货币投放的同时,结构性放松金融监管以加大信用派生能力支持实体经济。
产权改革是更深层次的开放与改革,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要求。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进一步推动产权改革是推动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资本市场问题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但不是裹足不前的借口。
扩大居民消费应当从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两方面入手,需要减税并优化税制、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对低收入的转移支付、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完善社保体系、开放服务业市场、提高中高端产品质量。
未来货币政策主要是从融资工具、监管考核、政策搭配之间缓解民企融资难题。其中,融资工具主要针对的是创新型民企债权和股权融资工具;监管考核主要针对的是MPA考核;政策搭配主要针对的是企业税费、政商关系、竞争环境等方面。
站在细分领域的角度,集成电路、软件和IT服务、通信分别承担着信息的计算、加工处理和传输功能,这三类技术也成为各企业和各国竞争发展的重要高地。
我国个税有哪些基本特征?此次修订怎样影响居民收入?还存在哪些问题?未来如何进一步改革?
美股连续大跌,可能是特朗普景气终结的前兆,预示美国经济可能已经见顶,这对全球经济形势、宏观政策、资本市场、中美贸易摩擦等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十年一个轮回,我们都还记得1987、1998、2008发生了什么,周期即轮回,市场有自身的运行规律,人性像山岳一样古老亘古不变。
改革是最大红利,改革也将为中国开启新的时代。
近期货币政策结构性宽松和金融监管逐步从去杠杆转向稳杠杆,但融资形势仍紧,从货币增量来看主要在于货币供给需求两端受限,短贷增长较快,宽货币需要宽信用配合。
德国在1966年增速换挡前后曾面临需求侧刺激和供给侧改革的试错及抉择,1982-1989年科尔政府转向供给侧改革,奠定了长期竞争力之基。
供给侧改革后,英国经济基本面全面向好,加之减税使居民收入增长,使得他们有富余的资金投入股市,投资者风险偏好提升,英国金融市场开始走向繁荣
经过里根时期供给侧改革、沃尔克控制通胀等努力,美国在90年代以后“新经济”崛起,苏联解体,日本落入失去的二十年,美国重新领导世界。美国在80年代前后面临的挑战与应对具有重大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的进步及中美的差距只是表面现象和结果,本质是科技、教育和人才的竞争,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与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依赖要素转向依靠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建设;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增强,“污染防治”提高到三大攻坚战的位置,经济不再片面追求GDP规模,注重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18年已降准4次,此前3次对应的货币乘数提升均呈现边际减弱,显示稳经济目标非降准单一政策所能简单实现,未来在降准之外需要关注更多其他政策。
金融周期顶部的剧烈调整通常伴随着严重的金融危机,2008年殷鉴不远。十年一周期,站在金融周期顶部的中国如何才能实现有序调整,安全撤离顶部?
出于对大城市病的担忧,中国政策长期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但从历史看,北京、上海等政府制定或预测的人口控制目标不断被突破。北京上海为何要控制人口规模?是否合理?从长期看,人口控得住么?
地方政府不公布常住人口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地方政府认为基于1‰抽样样本估计的常住人口准确性较低,无公布必要。二是当常住人口减少或低于自然增长率时,一些地方政府可能担心对经济社会产生不利影响而不愿意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