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2030年养老将成第一消费产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吴晓波

　　2030年前后，中国的老龄化人口将超过30%。而步入中老的“60 后”“70 后”一代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净值群体，养老产业替代房地产成为第一大消费产业。

吴晓波：2030年养老将成第一消费产业

　　从1978 年的徘徊苦闷，到2008 年的激越亢奋，再到此时此刻的群体焦虑，四十年的中国以空前的破坏性创造，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和格局。同时，也让这个国家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迈向更辽阔的未来。

　　企业家的选择隐含着时代变革的奥秘

　　当今中国既有自身成长的转型特征，同时，它也越来越融入全球现代化的普世性进程。从年广久、吴仁宝，到张瑞敏、柳传志，再到马云、马化腾，中国在不同的时代给出不同的机遇和使命，让一代代人用自己的方式承担和解答。

　　在2018 年的某个时刻，从柳传志和马化腾的办公室往下眺望，你可以清晰地看见他们的来路去途。

　　联想控股大厦位于北京中关村。26 岁那年，柳传志从珠海白藤农场被抽调入京，进入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当一名助理研究员。14 年后的1984年，他在中科院的一个门卫室创办联想公司，从此展开了一段别样的人生。

　　十多年前，中科院把计算所的土地拿出来，交给柳传志开发，今天的联想控股大厦正是盖在这块地上。站在幕墙大玻璃前，年过七旬的柳传志会饶有兴趣地指给访客看，这排红砖老楼是中科院的宿舍区，那边绕一个弯，就是当年创业的门卫室。

　　腾讯大厦位于深圳华侨城，从马化腾的办公室望下去，便是被一片绿意环绕的深圳大学。1990 年，长相清秀的小马哥在这所学校的计算机系就读，他平日不善社交，没有加入任何社团组织，却是计算机房里的病毒高手。如今，他从那里的一位青葱懵懂的学生，成长为互联网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就如同这两个场景所隐喻的那样，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自己的生命道路上，彻底地刷新着全部的记忆。但是同时，他们的人生轨迹并非不可捉摸，甚至在某些细节上，隐含着时代变革的延续性和命运的神秘感。

　　未来从来不会自动地发生，它诞生在一片被击碎的旧世界的废墟上。这个地球上，总会莫名其妙地冒出一群偏执狂，他们破坏旧秩序，创造新物种，然后自己又在历史中变得不合时宜。

　　你很难说2018 年的中国属于哪一代人

　　在今年，698 万名出生于1995 年的大学毕业生将进入各自的职场，而2000 年出生的人则将参加全国高考。

　　作为顶级轿车品牌的奥迪车，全年销量中的54%为“80 后”。在去年年底的电商年货节上，“80 后”“90 后”成为线上囤年货的主力军，其消费金额占比接近八成。而全国的每一栋百货大楼，每一个服装、饮料、文化品牌，如果与这些年轻人无关，则几乎意味着死亡。

　　根据麦肯锡的财富报告，中国千万富翁的平均年龄为39 岁，比美国至少年轻15 岁，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上，约有45%的购买者年龄在35 岁以下。

　　也是在今年，从万科董事长位置上退休的王石，仍频繁地参与种种公益和商务活动，他每天在一张蹦床上健身一个小时，并决意在三年后70 周岁的时候，再次攀登珠峰。

　　今年的1 月14 日，是褚时健的90 岁生日，他在云南龙陵县和陇川县征得36 000 亩山林地，开始营建多品种水果基地，到秋天，第一批挂果的甜橙和水蜜桃就将可以采摘。

　　“这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代人，他们被允许对其未来做出真正的选择。”《时代》周刊曾用这样的口吻描述当代中国人，换而言之，这也应该是四十年改革的最大成就。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

　　在2017 年中国企业500 强排行榜上，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国家电网、中石化、中石油、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筑。这是一个以营业收入为指标的榜单，排名前三十的企业中，来自民营资本集团的只有华为控股和饱受争议的安邦保险。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到数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强势和控制力并未削弱。

　　世界真的变了，中国也真的变了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市值来比较的话，你会看见另外一个真相。

　　在2007 年，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公司分别是：埃克森美孚、通用电气、微软、中国工商银行、花旗集团、AT&T、荷兰皇家壳牌、美国银行、中石油和中国移动。

　　而十年后的2017 年，榜单赫然已面目全非，十家公司分别是：苹果、谷歌母公司、微软、脸书、亚马逊、伯克希尔– 哈撒韦、腾讯、美国强生、埃克森美孚和阿里巴巴。

　　在全球商业界，七位爱穿牛仔裤的高科技企业家取代了传统的能源大亨和银行家，而在中国，两位姓马的互联网人取代了三个“国家队”队员。你终于发现，世界真的变了，中国也真的变了。

　　在十年前，如果讲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它们是电力、银行、能源、通信运营商等，基本完全被国有资本集团控制。可是在2018 年，你必须要提及社交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移动支付平台、新物流平台及新媒体平台，而它们的控制人几乎全数为民营资本集团。

　　在决定未来十年的新兴高科技产业中，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民营企业的领跑现象似乎也难以更改。

　　这种因技术破壁而带来的资本竞合格局，不得不让人开始重新思考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功能及存在方式。而这个课题，其实正是1978 年改革开放的启兆点。

　　由此，你惊奇地发现，貌似毫无路线预设的中国改革，实则一直有一条强大的市场化内在逻辑。如同大江之浩荡东流，其间曲折百回，冲决无碍，惊涛与礁石搏斗，旧水与新流争势，时而江平潮阔，时而床高岸低，但是，趋势之顽强，目的之确然，却非任何人可以抵挡。

　　全民共识近乎瓦解中国的自我认知亟待刷新

　　同时，你也必须看到，中国改革及企业成长的复杂性，一点也不会因为趋势的存在而稍有减缓。

　　数十年前，中国改革的“假想敌”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系，大破必能带来大立。对既有秩序的破坏本身具有天然的道德性，甚至“时间就是金钱”，“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然而，时至今日，“假想敌”变得越来越模糊，全民共识近乎瓦解，破坏的成本越来越高、代价越来越大，甚而改革成了一个需要被重新界定的名词。

　　数十年前，市场开放、产业创新可以采用“进口替代”和跟进战略，我们以“市场换技术”“以时间换空间”，通过成本和规模优势实现弯道超越。

　　然而，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成为全球同行业中的规模冠军，它们的前面不再有领跑者，创新的叵测与压力成为新的挑战。

　　数十年前，全世界都乐于看到中国的崛起。在世界银行的名单上，它是一个亟待被援助的落后国家；在欧美企业家的认知中，它是一个商品倾销和技术输出的二线伙伴；甚至在某些意识形态者眼中，它是下一场“颜色革命”的发生地。

　　然而，时至今日，中国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至少有127 个国家视中国为最大的贸易伙伴，甚至连《时代》杂志都献媚似的以“中国赢了”为封面报道的标题。

　　与此同时，中国资本的购买能力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惕，并予以政策性的遏制，而中国的制度特征也时时引发意味深长的猜想。

　　于是，当改革进入下半场之后，中国的自我认知亟待刷新，世界与中国的互相了解和彼此心态，也面临新的调整。这不是一个会轻易达成的过程。

　　2018，中国的“不惑之年”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巨人》一书中，如此评论美国：“我认为世界需要一个富有成效的自由帝国，而美国就是这个工作的最佳候选人。美国完全有理由扮演自由帝国的角色。”

　　而当中国在经济的意义上崛起为一个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帝国”的时候，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还没有找到适当的评价用词。

　　“中国是一只沉睡中的东方雄狮，最好它永远不要醒来。”两百多年前，拿破仑曾用小心翼翼的口吻如此说道。今天，当这只东方雄狮真的苏醒过来的时候，它的每一次啸叫和迈出的每一个步伐，都让全世界屏气注目，各自揣度。

　　1978 年，万物开泰；

　　2008 年，三十而立；

　　2018 年，四十不惑。

　　此时此刻，中国以新兴大国的姿态站立在历史的临界线上。回望来途，自可以在百感交集中对酒当歌，慨当以慷。瞭望未来，洪波涌动，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回望整整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化，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十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1918 年1 月，《新青年》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由此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热潮。在这一年的杂志上，可以读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名字，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以激扬的文字指点江山。正是在他们的呐喊下，1919 年爆发五四运动。

　　可是，在而后的岁月中，中国往何处去，“娜拉为什么要出走”，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却一直没有达成共识，那些《新青年》上的年轻人分道扬镳，有些成为彼此终生的敌人。

　　从1918 年到2018 年，我们的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途经无数险滩、渡口，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随行到终点。每一代人离去之时，均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则感念前辈却又注定反叛，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掌控和改造行程。

　　一百年后的今天，《新青年》上激辩过的议题，有些已成历史公案，有些仍然鲜活地存在着。一个最大的进步是，当年的救亡焦虑不再困扰当代人，而大国的和平崛起则成为新的主题。在今天，所有的人，都在预测国家的未来。

　　2030年前后养老产业将成为第一大消费产业

　　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最慢到2025 年会超过美国。若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25 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可能是美国的1.5 倍或者是更高”。

　　尽管他是经济学家中最乐观的一位，不过在未来的十到十二年内，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恐怕是一个共识。

　　到2030 年前后，中国的城市化将进入尾声，届时有9.4 亿人口居住在城市里，由此将可能出现6~10 个3 000 万人口级的巨型城市群。在那一年，中国的老龄化人口将超过30%。而步入中老的“60 后”“70 后”一代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净值群体，养老产业替代房地产成为第一大消费产业。

　　也是在未来的这十来年里，“第四次浪潮”所形成的科技进步将颠覆既有的产业秩序，甚至挑战人类的伦理。随着奇点时刻的临近，机器人智力逼近人脑；生物革命将可能让人类寿命达到100 岁；中心化的互联网消失，万物联网时代到来；新能源革命，将宣告石油时代的正式终结。没有人知道，今天出现在全球市值前十大名单上的公司，在十年后还会幸存几家。

　　在科技进步的意义上，“四十不惑”的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而技术的非线性突变又会对中国社会造成哪些制度性的破壁，更是让人难以预测。

　　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也有人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对于这一段尚未结束的当代史，必须摆脱历史宿命论，承认历史发展的戏剧性和人的主动性。

　　我们更应该相信科学史家伯纳德·科恩的看法是对的，他说：“对那些与事先设计的模式不相吻合的事实，要予以特殊的注意。”

　　创造意味着背叛和分离，也就是说，新的发生总是伴随着不适感和不确定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介绍：财经作家。本专栏为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