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教授：美国的后院之火

　　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中心方案网络主席。

　　在拜登以微弱优势战胜特朗普近一年后，美国仍行走在刀尖上。存在很多可能的政治结果。其中包括拜登正在寻求的渐进式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及特朗普去年 1 月尝试过、他和共和党仍想要追求的颠覆选举和宪法规则。

　　很难准确判断是什么让美国病入膏肓，以至于点燃了特朗普运动。是以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分裂美国的无休止的文化战争吗？是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加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吗？是因为美国全球实力的减弱导致国家痛苦、沮丧和困惑？

　　所有这些因素都在美国动荡的政治中发挥着作用。然而在我看来，最严重的危机是政治性的——美国的政治制度未能像美国宪法所承诺的那样“促进普遍福利”。在过去的四年里，美国的政治已经成为一种内部人的游戏，牺牲绝大多数公民，肥了超级富豪和企业游说团体。

　　顶层1%和其他人

　　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在 2006 年看到了这场危机的本质。“有阶级斗争，好吧，”他说，“但这是我的阶级，富人阶级，在制造战争，而我们正在获胜。”

　　主战场在华盛顿。突击队是涌入美国国会、联邦各部门和行政机构的企业说客。弹药是每年花费在联邦游说（2020 年估计为35亿美元）和竞选捐款（2020 年联邦选举中估计为  144亿美元）上的数十亿美元。支持阶级战争的宣传者是由亿万富翁鲁珀特·默多克 （Rupert Murdoch） 领导的企业媒体。

　　近 2500 年前，亚里士多德做出了著名的观察，好政府可以通过有缺陷的宪法秩序变成坏政府。法治的共和制可能会沦为民粹主义的暴民统治，或由少数腐败阶级组成的寡头统治，或独夫暴政。美国面临此类可能的灾难，除非政治制度能够摆脱企业游说和富人选战金融的大规模腐败。

　　美国对穷人的阶级战争并不新鲜，但全面打响始于1970年代初，随后的 40 年中以残酷的效率实施。从大萧条时期 1933 年小罗斯福总统的就职典礼到 1961-68 年的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大约30年里，美国的发展道路大致与战后西欧仙童，成了一个社会民主国家。收入不平等减少，更多的社会群体，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和妇女，加入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主流。

　　然后是富人的报复。 1971 年，公司律师刘易斯·鲍威尔 （Lewis Powell） 炮制了一项战略，扭转了朝向加强环境监管、工人权利和公平税收的社会民主趋势。大企业要反击了。尼克松总统于 1971 年提名鲍威尔进入美国最高法院，并于次年年初宣誓就职，使他能够实施他的计划。

　　在鲍威尔的推动下，最高法院打开了企业资金参与政治的闸门。在巴克利诉法雷奥案 （Buckley v． Valeo，1976）中，最高法院取消了联邦对候选人和独立团体竞选支出的限制，认为这违反了言论自由。在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诉贝洛蒂案 （First National Bank of Boston v． Belotti，1978） 中，鲍威尔撰写的多数意见宣称企业用于政治宣传的支出属于言论自由，不受支出限制。最高法院对选战金融限制的猛烈抨击最终导致了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s Commission，2010），该案事实上结束了联邦政治中对企业支出的所有限制。

　　1981年里根成为总统时，通过为富人减税、攻击有组织的劳工和取消环境保护来强化最高法院对普通福利的攻击。这条轨迹仍然没有逆转。

　　结果，美国在基本的经济体面、福祉和环境控制方面与欧洲分道扬镳。欧洲总体上继续走社会民主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美国则走在一条以政治腐败、寡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蔑视环境和拒绝限制认为引起的气候变化为标志的道路上。

　　一些数字说明了差异。欧盟政府的收入平均约占  GDP的45%，而美国政府的收入仅占GDP的31%左右。因此，欧洲政府有能力支付普及医疗保健、高等教育、家庭支持和职业培训的费用，而美国则不能确保提供这些服务。欧洲在世界幸福报告的生活满意度排名中名列前茅，而美国仅排在第 19 位。 2019 年，欧盟的寿命预期为 81.1 岁，而美国为 78.8 岁（1980年美国寿命预期高于欧盟）。截至 2019 年，西欧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国民收入份额约为 11%，而美国为 18.8%。 2019 年，美国人均排放二氧化碳16.1吨，而欧盟为8.3吨。

　　简而言之，美国已成为富人所有、富人所治、富人所享的国家，对它给世界其他地区造成的气候破坏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由此产生的社会分裂导致绝望的死亡（包括吸毒过量和自杀）、预期寿命下降（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出现）和抑郁症发病率上升，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在政治上，这些混乱导致了不同的方向——最不祥方向的是特朗普，他提出了虚假的民粹主义和个人崇拜。服务富人，同时用仇外心理、文化战争和强人姿态分散穷人的注意力，这可能是煽动者剧本中最古老的伎俩，但其效果之好仍令人震惊。

　　强大的阻力

　　这就是拜登试图解决的情况，但迄今为止他的成功有限且脆弱。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所有国会共和党人和人数虽少但具决定性的民主党人（最著名的是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和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凯尔斯滕·西尼玛（Kyrsten Sinema））打算阻止对富人和美国公司的任何有意义的增税，进而阻止建立一个更公平、更环保的社会所迫切需要的联邦收入增加。他们还阻碍对气候变化采取果断行动。

　　因此，在拜登的第一年即将结束之际，富人仍然掌握着权力，而在公平税收、增加社会支出、保护投票权和迫切需要的环境保护方面，无不存在障碍。拜登仍然可以勉强赢得一些小胜，然后在未来几年再接再厉。公众想要这个。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赞成对富人和公司征收更高的税。

　　然而，拜登在 2021 年的挫折很有可能帮助共和党人在 2022 年赢得国会一院或两院的控制权。这将导致至少在 2025 年之前无法实现立法改革，甚至可能预示着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将在共和党控制州的社会混乱、暴力、媒体宣传和选民压制中进行，而特朗普将重新掌权。

　　美国还没有回来，至少现在还没有。 它仍处于克服数十年政治腐败和社会忽视的痛苦挣扎中。 结果仍然高度不确定，未来几年的前景对美国和世界都充满危险。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