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科技巨头的监管 全球治理是唯一可现实方案

　　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国际经济学家

　　几个著名问题正在助长针对美国和中国平台科技公司的批评。有人担心，这些公司的规模和市场主宰力让它们能够买断或碾压潜在竞争对手。有人担心，它们所缴纳的税收与它们的大小、规模和重要性不相称。而随着加密货币等创新的出现——加密货币主要在政府约束范围之外运行——有人担心科技巨头对国家主权本身也构成了威胁。

　　科技巨头被广泛认为无人可以挑战，且没有足额纳税，好像它们根本不受其他公司受到的规则和监管的约束似的。在收集、出售和利用用户数据影响行为、形成公共舆论和保持市场优势方面，我们目睹它们挑战西方基本价值观，即隐私和个人自主。关于滥用个人数据的曝光助长了公众不信任，也催生了2016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规则（GDPR）等新监管措施。

　　但是，尽管这些政府干预手段值得关注，官方措施总市限于局部而零碎，因此不足以监管全球化的世界。这些干预难以解决问题，这构成了更加深刻的挑战：科技界缺少全球治理的能力。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关，科技公司事实上成为超国家实体，可以逍遥于国家法外，实现税收和监管套利。

　　更糟糕的是，出现“碎联网”的风险——即全球数字经济分裂为中国、美国和（可能的）欧洲主宰的碎片——意味着全球监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碎片化的互联网使我们更加难以解决关于科技巨头的具体的担忧和实施数据、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经济特色功能的全球标准和协议。

　　幸运的是，对于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有不少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成立了联合国安理会维持安全，成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后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管理国际商业。为了协助经济发展，成立了世界银行，为了确保全球金融稳定，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近的机构创新包括G20和各种具体的会议，如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风险的联合国多方会议。

　　要制定科技的国际框架，各国首先需要确定跨国治理的基本形式。我们需要在正式而具体的基于规则的方法与一系列松散的基于原则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抛开每种选项可能的论据不谈，显而易见的是，任何有效的全球体系都必须具备三个关键特征。

　　首先，国际治理框架必须足够开放和灵活，从而弥合西方民主资本主义和东方国家领导发展模式的差异。这绝非易事。各国需要搁置根深蒂固的国家利益，支持它们天然倾向于竞争的领域的合作性安排。

　　比如，要求各国进行网络安全合作需要敌对力量拿出外交智慧，在不同的价值观和工作重点的基础上推动全球进步。在针对公司和其他机构的网络间谍行为无处不在的世界，有些国家会比其他国家得到更多好处。

　　同理，克服隐私和随意处置个人数据角度的国家和文化差异需要妥协和谨慎外交。在这方面，任何国际协议的签署国都需要在两类国家之间找到中间地带，一类国家将个人数据视为可为国家用来解决社会挑战，另一类国家将个人隐私几乎奉若神明。

　　全球科技治理的第二个关键是要确保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制定日程、实施政策创新、执行现有规则和裁决纠纷方面扮演核心角色。这是确保一切新国际框架内部具备信任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按照目前的情况，现有多边组织内部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常常导致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因此，主要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已开始构建竞争的治理结构，如新开发银行（又称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计划等，事实上绕过了传统的西方主导的机构，如世界银行。

　　最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必须有“牙齿”，以执行达成一致的规则和原则；否则，当前科技超级大国将完全无视新框架，认为它们无关紧要。

　　说到底，全球治理是唯一现实的方案。拆分大型科技公司的方案将适得其反。分解当今数字平台和企业集团可能导致大规模价值毁灭，失去协同效应，威胁到数以千计的高技能岗位，从根本上削弱作为一个整体的科技行业的效率和效能。

　　考虑到这些潜在成本，起草平衡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需求的新的全球框架尽管很艰难，但仍是最好的方案。如果分裂力量压倒多边主义和合作的支持者，那么碎联网的分裂效应将影响到社会各界，包括贸易和其他跨境商业形式，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从而造成福利损失。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